“如果拥有达2.8亿人口的美国需要吸收外国人才，只有300万人口的新加坡更必须这么做……为了吸引外来人才，包括优秀的运动员、艺术家、画家、舞蹈员、音乐家，我们必须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是新加坡队伍的一分子。”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一次国庆晚宴上发表如此讲话，甚至以新西兰为例说，因为新西兰的人才流失到美国和澳洲，使国家缺乏顶尖的银行管理人才，结果新西兰目前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银行。
新加坡人常常如此自述：“没有天然资源，只有人才资源。”由于新加坡人在融入西方社会时没有语言障碍和文化冲突，因此人才外流的比例较高。尤其在20个世纪70～80年代，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加坡人有5%～10%会在海外工作和生活。其中必然有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2007年，大约1000名高级人才放弃新加坡国籍，李光耀就呼吁要对人才流失高度重视。但事实上，他忽略了该年新加坡同时还批准了7万名新移民作为补充。
新加坡是一个人口大约460万的城市，人才总量并不多，必须大量引进外来人才。前总理吴作栋曾如此概括新加坡的国家挑战：“新加坡所面对的三大挑战分别是人口老龄化、照顾低薪者的生计和争取人才。新加坡的成功仰赖于吸引外来人才的能力，因为最能吸引人才的国家，经济就最成功。新加坡是个小国，所以我们需要从海外吸引艺术、体育或金融业等领域的人才。如果你是专业人员，就可以为新加坡效劳。如果你的收入比新加坡人收入的中位数还高，那你可以成为永久居民，日后还可能申请成为公民。”
2008年的新加坡人口统计报告显示，目前在新加坡，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是非新加坡居民【包括工作准证、就业准证、长期社交访问准证、学生证、直系亲属证持有者等】，这个数字和1990年相比增加了3倍。截至2008年6月，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分别占人口总数的65%和10%，而非居民则占了25%。在过去5年，共有5.8万人成为新加坡公民，另有24.2万人获得永久居民权。
引进高级海外人才已经成为新加坡整个社会的共识。新加坡获得的外来人才也以华裔为主，人才来源主要是中国、马来西亚、印尼，其次是印度、英国、美国。在最近的调查中，2/3的新加坡人认同聘用外国专业人士对新加坡的继续发展是必要的。2002年，时任总理的吴作栋发起了“再造新加坡”的计划，他指出“在未来10年，如果我们不从国外引进人才充实我们的人才库，许多我们现在从事的高价值工作将会被转移到中国或其他地方。”并表示说：“吸引外国人才，关系到新加坡的生死存亡。”
新加坡人力部代部长颜金勇也举例说明，新加坡不应该对外国人才抱排斥态度，如果一家跨国公司的项目需要聘用200名工程师，但只有100名本地工程师称得上优秀，因此还必须聘用100名外国工程师。如果不允许它雇用外籍工程师，不要以为这家公司别无选择，不管好坏只能雇用100个本地人，事实上它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把业务、项目外包或者将工厂迁到能聘到200名优秀工程师的中国或印度。到???，新加坡非但不能得到100个就业机会，还会白白失去100个职位。
新加坡政府每年批准约3万名外国人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只要工作两三年，外籍专业人士就有机会申请成为永久居民。2003年11月起，新加坡为更进一步打开吸引人才的大门，还特别设立了商业入境证，凡是有意在新加坡创业的外国人，凭自己的商业计划，都可以申请来新加坡居留两年，居留期内可以无限次出入境，并能为家属申请居留权。另外，为了吸引优秀的国际留学生，新加坡政府规定公立理工学院的国际学生可接受政府助学金【一般是学费减免80%】，但同时需要和新加坡政府签订一份服务协议，即在毕业后留在新加坡工作3年。
国家猎头在猎取全球范围内的人才上能够发挥广泛的作用。为了引进最杰出的人才，新加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在海外设立了8个“联系新加坡”联络处，同时定期举办“新加坡职业博览会”，在全球各大城市巡回展出并现场招聘。另外，还建立了新加坡国际资金，资助各国人才来新加坡访问与服务。
就像爱尔兰的“企业爱尔兰”一样，“联系新加坡”的使命是吸引更多的全球人才在新加坡工作。1998年，它协助新加坡发展银行【东南亚最大的银行】雇用了J·P摩根前常务董事、美国人约翰·奥尔茨做CEO，并授予他重组银行的权力，而他也使新加坡发展银行奠定了在21世纪的地位。后来，这家银行被另外一位富有才能的美籍华人管理。“联系新加坡”很快建立了世界范围内的潜在人才库，并保持长期的跟踪和关注。
新加坡经验
2008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受台湾《天下》杂志采访，被问到新加坡如何吸引世界的人才、资金、技术的经验时，指出吸引人才首要原因在于软件。
新加坡以有一个廉洁、高效率、公正的政府而闻名全世界，社会也非常开放兼容，并且是拥有世界免签证许可最多的国家。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新加坡政府在政策透明度和政府执行力的表现上多次拿下世界第一。在新加坡，政府一个月内就可以完成发放个人签证、协助土地取得、银行快速受理贷款等系列程序。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分院院长亚努·德梅尔曾评价说：“新加坡政府的效率十分神奇，这在其他亚洲国家相当罕见。”
我2008年在韩国首尔参加第七次亚洲青年领袖论坛，就发现中间有许多亚洲的商业领袖是欧洲人，但他们很多人都住在新加坡。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住在中国，回答多表示是因为居住手续太复杂、环境污染严重、医疗社会保障不完善。
索罗斯当年在量子基金的伙伴罗杰斯，被称为美国的“商品投资大王”。他2006年11月的时候就表示要以1500万美元卖掉在美国纽约的房子，举家迁到亚洲。因为罗杰斯60岁时得到一个女儿，从小由华人奶妈带大，通晓中文并取了个中文名“乐乐”，他打算为全家寻找一个“讲华语”、又以中文教学为主的学校的国家。最后，罗杰斯从中国的北京、香港、上海、大连、青岛、杭州考察一圈后，虽然十分看好中国和在中国的投资，却选择了新加坡。罗杰斯说，“找到对的居住国家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罗杰斯解释为什么选择新加坡的原因说，尽管他不会说中文，而妻子目前正在学，但他一直希望移居到一个“讲华语”的城市。香港、上海和北京的污染问题严重，因此新加坡是首选。另外，新加坡没有那么复杂的手续和户籍制度，搬家对他和妻子来说都相当容易。当然，新加坡一流的医药保健、教育水平也是吸引他前来的重要原因。
李显龙总结的新加坡第二大经验则是：“新加坡是一个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社会，全世界的人才到新加坡都可以共同工作。一个日本公司可以聘请中国工程师、印度和马来西亚的人员一起工作，用英语交流。我们有语言的优势，并且是一种社会风气。”
自2000年起，新加坡就积极邀请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等来当地设分校与分院，以提高国际知名度并培养高端人才。同时，还可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到新加坡投资，使企业人员有机会接受专业训练，获得更多跨国人才。目前，共有6000多家跨国公司在新加坡开设了分公司或办事处，有的跨国公司还将地区总部设在这里。这些跨国公司不仅给新加坡带来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也带来了大批优秀人才。
第三大新加坡经验则是：“要创造经济机会。如果环境好，没有经济机会，新加坡可能成为一个度假胜地，但不能成为一个经济枢纽。所以这是一个互动性的良性循环，把人才吸引到新加坡、人才再吸引人才。所以我们推动生物医学的研发，或是纳米科技等新科技，若不能吸引一流的科学家来，自己绝对做不到。”
新加坡虽然小，但有一定的高科技产业基础去容纳科研人才。电子、化学、工程是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新加坡目前计划将生物医药行业发展为第四根支柱。政府投入巨资，建立科技园，并成立了“生命科学部长级委员会”。
新加坡政府一直期望把本国提升到价值链中的应用研究和发展、先进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以及微技术的智力竞技场。政府计划到2010年，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产出将占到国内总产出的40%，进而需要也能够吸引大量国外顶尖人才到新加坡从事最新的科技研究。新加坡经济发展部联合主席杨烈国表示：“如果我们在这拥有声望很高的研究机构，我们就能更好地满足知识经济的需求。”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新加坡还有第四大经验，就是个人所得税率很低。1999年，新加坡政府在《21世纪人力报告》中就提出，要用退税等措施吸引外国人才。其制订的海外工作者纳税人计划【NOR】，对外国工作者也规定了5年的税务优惠期。目前，新加坡税率为0%～22%。并且，企业在招聘、培训外来人才上的支出，以及在为外来人才提供高薪和住房等福利待遇上的支出，可以享受减免税，这为吸引外籍人才提供了优厚的条件。
3.海归潮改变中国台湾
台湾的海归潮
20世纪60年代，留学在台湾成为一种热潮。但是，一直到80年代为止，尽管从1961～1988年，28年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平均每年高达9.3%，大部分高学历的留学生还是没有回归。据统计，从1950年到1983年的33年间，台湾一共派出留学生8万多人，学成回来者只有1.1万，仅占留学人员总数的13.7%。但是，随着经济日渐发展，台湾地区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龙首”，紧随而来的产业升级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最终导致高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台湾当局也不得不把吸引留学生回国发展提上日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在历经30多年的人才流失后，开始了人才回流的体验。1987年，有22%的旅美研究生返台进入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工作。1988年，在台湾大学的副教授中，获得海外硕士以上学位者已有76%。进入90年代后，台湾留学生回归率一直维持在50%左右，在经济腾飞的1990～1993年，决心留在美国的台湾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比例甚至只有33.8%。
台湾当局对于海外人才的重视以及在相关政策上的调整，是海外人才大规模回归的重要原因。1995年，台湾制定了《加强运用高级科技人才方案》以及《协助台湾民营企业引进海外产业专家返台服务暂行作业要点》。另外，台湾当局还专门建立了“‘国家’青年委员会”，一是帮助返台专家和技术人才获得所需的贷款、生产用地或科研项目；二是建立专门的海外人才数据库，其中仅在美国就设立了3个办事处，并建有“海外华人专家学者档案”，存储了上万名科技人才的资料；三是帮助需要人才的台湾政府部门、企业寻找合适的人才。
台湾还非常注意将海外人才安置于顶尖高校、科研机构、科技园、高科技企业当中。1980年12月成立的新竹科技园区，就允许科技人员以专利权或专利技术作为股份投资，作价最高可达总投资额的25%。到2004年为止，新竹科技园区有384家企业，包括境内外上市企业97家，年销售收入323亿美元，从业人员11.3万人，一度占到台湾地区GDP的10%左右。其中，台湾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有116家，占全部企业的30.2%。
新竹科技园区规定新办企业在9年内可任选连续5年免征所得税。1982年，当新竹科技园陷入资金困境当中，台湾地区就专门投资24亿美元作为风险资金，并对有技术但缺资金的海外人才，如经审定该技术属于台湾急需引进的领域，银行可提供低息或无息短期贷款，甚至最高可提供49%的风险投资。为了保障本土人才包括留学人才充分享有发展、培训、工作的机会，新竹科技园还规定入区企业必须雇用台湾本地出生的科技人才占总数50%以上，否则撤销当年免征营利事业税的奖励。
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台湾的海归在科、教、文、卫领域以及新经济、高科技产业这些领域大显身手，涌现出台积电张忠谋、台联电曹兴城、威盛的陈文琦等著名海归。
海归提升台湾的产业升级
海外人才的回归，为台湾地区的发展，尤其是经??结构的产业升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20个世纪60～70年代，台湾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制造业，以出口加工为依托，以轻纺、家电等加工工业为核心的产业支柱。但进入80年代后，台湾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台币升值，工资大幅上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逐渐丧失比较效益和比较优势，经济结构产业升级的趋势呼之欲出。
为此，台湾当局将产业升级和拓展美国以外的外贸市场作为重大调整内容，于1980年建立了新竹科技园，1986年提出了实行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经济转型，并确定了通信、资讯、消费电子、半导体等十大新兴产业为支柱产业。电子、电机、半导体等信息电子业的产值和出口收入，也逐渐取代石化、塑料成为台湾第一大产业，意味着台湾产业升级的顺利完成。
海归正是台湾产业升级过程不可替代的角色。以台湾的支柱产业和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半导体行业为例，台湾拥有全球最大的两家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和台联电，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产地，并一度占据全球芯片市场的70%左右，超越日本成为排在美国之后的半导体生产基地。而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双雄--台积电和台联电都是海归所建，海归成为台湾半导体产业起飞的主要推力。
张忠谋是80年代台湾经济领域海归的杰出代表。他193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49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硕士和斯坦福大学电机系博士学位。27岁时他与集成电路发明人杰克·基尔比同时进入美国德州仪器公司。1972年，张忠谋担任德州仪器公司资深副总裁，成为最早进入美国大型公司最高管理层的华人之一。1985年，已经54岁的张忠谋决定辞去在美国的高薪职位，回台湾出任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并在次年创建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是世界第一家也是第一大的半导体专业代工企业，开创了半导体代工时代，也是全球第三大芯片公司，他本人因此被尊称为台湾“半导体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