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论中国文化的优异之处有三方面：一是“反求诸己”之人生智慧，二是民为邦本之政治传统，三是空灵淡雅之艺术境界。三方面若分开来看，也许不显出有何突出见解，但三方面若综合来看，则知作者用心甚深，境界超越。例如，作者解释“反求诸己”，虽然应用了传统解释，在于“返身而诚”，在于自反自诚，即忠于自己本性，力求自主与自由，但这并不只是少数学者英雄的事，中国民族经过几千年的锤炼，终于能将这种“反求诸己”的人生智慧，作为普遍教化，使中国人民“在承平时期人民勤劳安乐，风俗淳美，几无狱妪；牧童村妪，虽不识字，但明白道理，类能悠然自得，确然自主，显示历代相承之深厚教养”，而且“无须赖借宗教或国家权力”。许先生以这样重人民的态度来讲人生智慧，实是尊重人民的生活与人格的表现。所以，他在讲中国文化中的政治传统时，不能不以“民为邦本”作为中心内容。他敢于大胆说“两千余年间之中国，民主因素实较西方为多”，绝不是“故作惊人语”。这大约是只指过去的历史，不包括19世纪以来的中外历史。特别是过去中国文化，少一层宗教或上帝的压迫，少受残酷的宗教战争的影响，多一层循自然本性、反求诸己的人生智慧的结果。中国自古以来流传的“立君所以为民”、“民为邦本”的传统，不能说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实际政治上，也不能说没有影响。许先生在论中国文化的优越时，还增加了一个所谓空灵淡雅的艺术境界。这却是作者的卓见。有似西方19世纪席勒在《美育书信》中之见解。让世界观中不抛弃艺术上的活泼和谐，这也是中国传统所谓的“诗教”：“中国文学人间性最丰富，始终不离教化，有助于族类之凝聚与盛旺。历代诗人，除歌咏自然外，以天伦恩爱、亲朋赠答、吊古怀旧、伤时悯乱之作为多。中国灵魂所寄，为现世今生，于平凡生活中体会无穷之人情美。”这样，人类最高的艺术境界，不在高人雅士的优雅生活上，而反在平民的平凡生活中。这种人情美，有“空灵蕴藉、清逸淡远”的特色。在这里，我想作者一定是指陶渊明、杜甫、李白、陆游等诗中的境界与风格。最重要的是作者补充了一句：“此风格导源于中国独具之人生哲学。”这样说来，中国文化精神，是人生智慧、政治传统、艺术境界三者结合在一起，互相表现其表里。这当然是中国人常见的“合”的哲学，而非西方近代人所谓的“分”的哲学。尤其重要的是，这样的文化哲学，是让艺术直接联系一般人民的生活，将人民的生活以艺术化。所谓空灵淡雅，无非归到人民的朴质无邪而又心怀乐观的精神。这样注重平民生活的优美，即使西方的席勒，也未尝如此深入。因为席勒只提到“劳动”是情与理的汇合，真、善、美的结合，但未能欣赏整个平民生活的平民人格。
许思园推崇中国文化，欣赏中国文化，但并未夸大中国文化。有长处，但不是没有短处。他讲中国文化的短处或缺陷，也是非常深刻的。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一】不重纯知识活动，未能充分领略好奇、耽思、探索、创造之乐；【二】内心激动之振幅不大，少深哀极乐，悲情劲气俱不足；【三】重家族、缺少个性自觉。孤往独创之精神，不获发扬，亦未有以全民政治为理想者。
这些反思，若不是对民族、对人民抱着深爱和沉痛的感情，必定说不出来。尤其是结论时，特别强调“中国文化，根植于农民，在寓于农民气息之士人阶层，发荣滋长”，同时，十分惋惜有些“士人大都耗费日力于注疏校勘、录章摘句，模拟因袭。其下焉者，但知揣摩风气，以博利禄……于万汇变化，无意探求其故，于亿兆生灵无穷灾难之海潮音，充耳不闻”。这才真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弱点。看来，许先生从事著作，也是“余岂好辩哉，不得已而矣”!
三
许思园论诗、论文艺，更有一番令人悠然神往的境界。值得我们共同欣赏。许先生以诗代表文艺，用以说明文艺境界。同时，用东西方诗的不同形式，来解释东方与西方的人类心灵异曲同工，这一部分见解，最有创见。他说：“西方诗之题材及精神，与中国诗大相径庭。”“西方心灵，包含多种冲突与矛盾……唯其分化，故充实丰美，其冲突之显著者为：一、人与神，命运与自我意志；二、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三、个人与社会，天才与群众；四、理想与理想，伟人与伟人；五、光明与罪恶，理性与情欲。”因此，西方诗之基调，不如中国诗之单纯。“中国诗人心意不离人群与自然，以和谐、宁静、万物得其所，为其终极理想。”由于缺乏宗教热忱，悲情不深，无西方的悲剧，“从《诗经》起二三千年间，中国诗之主要题材，不外乎耕读之乐，天伦之爱，山水田园之趣，以及生死契阔，政俗美刺，咏史述志，吊古怀旧，伤时悯乱，情深思慕，交游赠答之类”，他形容中国诗为“于幽淡中见娇媚，疏朗中见俊逸……率真而含蕴无穷情味”。这以陶渊明、韦庄、孟浩然等为代表，成就最高；另一类为“人间忧患，族类同情之呼声，以杜甫成就为最高”。他认为中国诗如能与西方诗调和，这是再好也没有了。他说：“于异中求同，固比较文学之急务，但当以刻舟求剑与牵强比附为戒。”这些话，对于当今高谈比较文学的人，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作者论李太白，最富灵感。李白确不曾接受中国文化传统，他的精神，确类似西方精神，而许先生以浮士德精神称之，使我们对李白的了解更深入一步。“太白作品，虽然以个性之极度伸张为主题，但这个性伸张，绝不是任意伸张，而是心灵‘不能安于现前世界，其潜意识无时无地不在追寻一个超越现世的灵异世界’,即以有涯而向无涯追求。”这就是李白的精神，也是西方近代所谓的“浮士德精神”。这确实与受中国传统影响的中国哲人与艺术家的精神，大不相同。中国人的传统艺术境界，“历来于自然中求当然，现前即胜境，反身而诚，不由外铄，会心处诚不在远”。正如陶渊明诗“即事多所欣”，平淡自然。然而李白则不然，不但笑傲王侯，而且睥睨一切，敢于“我欲蓬莱顶上行”,“醉来卧空山，天地即衾枕”，这种痛饮狂歌的精神，表现在诗中，豪情与逸趣同在：诗中不仅有画，而且有音乐性。无怪杜甫也不得不叹服，认为可以惊风雨而泣鬼神。但是，许先生这样评价李白，并不是要证明西方的浮士德精神与东方的恬情自然，二者绝尘而奔，虽相反，但绝不是不可以在一起。中国人自来共赏陶、李、杜三大诗人，可以为证。看来，这是作者的中西文艺观，也是中西文化观。从艺术境界看到的文化特点，以及人民生活与传统的特点，比之从哲学、道德、政治其他方面看出的特点，更为具体、生动。具体生活中，有矛盾，文化就不能不有矛盾；这种矛盾，是生活的动力，也是近代人、古代人为什么喜欢欣赏悲剧的原因。
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许先生讲李白、讲杜甫如此精彩，如此神往，实际上作者显然是以杜甫李白两种不同的性格，同是自己心灵的两面的表现，既矛盾，又调和。他似乎是很想把这种精神写成他的艺术哲学，他的道德哲学，他的人生哲学。为“立人极”作出自己的贡献。正如歌德要完成他的《浮士德》。真可惜，他在历尽坎坷中早早去世了。“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命运对于人的嘲弄。我们这些“块肉余生”的后者，岂能对他不思不念？他留下的著作虽不多，但字字珠玑，含蓄无穷。
四
在此，我还想把我在十年前为朋友们编辑许先生遗著时写的一篇短序，附录在后，以表示我们对死者的思念：
思园是五六年前去世的。他的死，大概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不但他的死如此，就是二十多年来的生活，也很少朋友知道。我隔他并不太远，但也都不知道。所以，一当我很迟才听到他死去的消息时，心中很久都不能安定下来。等我去找他二十多年前寄我的著作一读的时候，我真感到他的生和死，都可算是很不幸了。人总是要死的。当然，死并不一定是不幸的事，也并不一定是可悲的事。然而，如果一个人的死，并列在很多不幸者中，而人们都在为一切不幸者的不幸而悲痛的时候，他却像被人忘掉了一样，甚至无人想到、念到，好似山谷中的鲜花，自开自谢，无人过问，这就使人不能不无限低回了。
思园读了很多书，独立地运用了很多年思考，也写了一些著作，就在三十年前，也并不是凡接近他的人，都了解他。但是，那少许了解他的人，一旦了解了他，就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他在特有的孤恃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还有一些在天空下独往独来的人，令孤独的人不觉得孤独。他好似月夜里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它的面目是何等安详而又令人遐想！人为什么非在烈日阳光下，鸟语花香中生存，否则，便不算生活呢？为什么在半夜里、天空中、寂静地蹒跚而行，就不算是一种良好生活呢？
思园死了，他死在大家都是沉默低头的时候，大家脸上都没有笑容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来纪念他呢？从他在二十岁左右用英文写的《人性及其使命》一书起，直到最后写《论中国诗》、《论中国哲学》，他想着人类，为人类的命运苦思玄想，希望能找到一个最后安顿；人类得安顿，自己也得安顿；人类不得安顿，自己也不得安顿：就这样，他过了一生。他对人类有感情，对民族有感情；他死了，我们也不能不对他有感情，不能不想念他，哀悼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