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争执，本是小之又小的事，但却表现了南北、京海，甚至新旧之争。他们甚至小事也不放松。新月派中有的人自以为有胡适领队，才是真正的新文学，在一个比他们更新的潮流面前，当然不肯认输的。你说你们有很多青年作者，我也培养了一批一批的懂得中外各国语言文学的高才生、天才生。这些青年学者，还算少吗？
两个故事，都出自清华园。新的一代文学家出来，年龄虽幼，但心力却甚壮旺，这的确出乎那些走老路的人的意料。如果说“五四”运动是在狂风急雨下出现的新旧文学与思想的冲突与融合，那么，事隔不过一二十年，却又出现了新的一批更新的文学家、思想家。更新的队伍，并不曾向旧的堡垒【包括一度是新，但已变旧的队伍】发动进攻，但旧的人，却十分敏感，知道所受威胁不小。旧思想，可以利用手中既得的威望与权力，将不中意的青年或新生力量，甚至自己的学生，加以压力打下去，但他却不能抵抗社会上越来越大的进步洪流。清华园文学人才的变化是一扇明窗，由此可以看到全校各单位的情况，不，还可以由此看到整个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的全部状况。
全国在进步，全国文艺界、学术界在更加团结，更出现辉煌成绩。新与旧，在暗中进行更替。
卢沟桥一声炮响，全国抗日战争终于开始了，这更要求全国人民大团结。因写《一只手》【指蒋介石一手遮天】而逃去日本的郭沫若，重新又在武汉和重庆见到了蒋介石。那时，国内国外，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在抗日旗帜下一齐动员起来了。我也随着战争从北京逃到上海，从上海逃到南京，又从南京逃回四川成都。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也从武汉迁到重庆，准备长期抗战。
这时期，应该说，国共合作是真诚的，也是巩固的，有似北伐时期。郭沫若也担任了政治部主要职务，聚集了大批新文艺界人士做抗日宣传工作，洪深、田汉等人都很繁忙。其他知识分子，也都一样。
南京国民党政府，也不敢不振作。到了重庆不久，即打击发国难财的家伙，枪决了重庆市长和教育厅长。人心大振，连我的爱人，逃难到了成都，在找不到糊口工作的时候，还同一些妇女到街头深巷，为前线战士募集捐献。成绩真不错，金银珠宝、寒衣布鞋，每日大批大批地向上缴。我呢，到了成都，由于从全国流来人太多，工作几乎不可能，我也成为一个无业流民，和许多新旧朋友在一起，只能相濡以沫。不过，大家的心也还是热的。年纪较长的师友要自办一个刊物，名《重光》，也约了我，但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原则，蒙文通、熊东明等是出钱出力之类，我和唐君毅、李源澄等则属于仅仅出力、写文章之类。刊物出了很多期，在国学界范围内，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另外，我还同昔日在成都、上海的朋友如毛一波、马宗融、张履谦等，创办了每月一期的小报【仅有四版面】，名《群众》，也是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但他们却要我来主编。我并没有把这小刊物编好，只出了五期或六期。
抗日战争初期，全国的精诚团结与精神奋发，是令人欢欣鼓舞的。知识分子演戏、讲演、办刊物，做宣传，是在后方抗战，也是在向敌人显示团结力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说不定也是一次空前的、可歌可泣的伟大场面，人民的心情是悲壮的、振奋的，如果这个雄伟的洪流能维持五年、十年，我相信敌人是会自动向中华民族投降的。在最初的一二年中，我们不是在台儿庄、平型关把日本兵打败过吗？
不幸当时统一战线中，有的人抗日的意志本就勉强，一见有苟安机会，便想到历史上南北朝、南宋的史实，把坚决抗日的口号变为长期抗日的口号，甚至还想再提“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这一变化令国统区人民的意志也不免低沉下来，再加以其他矛盾和猜忌，这就使人民不知如何才好了。
然而人民的抗日救国意志仍无变化，当全国又遍布特务的时候，许多热情的爱国青年失望了，这时又出现了一股“延安热”的热潮，眼看成都很多亲友的儿女们，多半是中学生，背着家庭，偷偷地坐长途汽车，或搭军车，经广元去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领一张通行证，便去延安了。有的家庭，在军政界有门路的，就请设在去西安狭窄道上的检查站【如广元等地的站口】把自己的儿女拦阻送回。确有被送回的，但不过几天，儿女又私自逃走，再次去追，却再无希望追回了。不仅青少年如此，我还见到了昔日在静静新月照射下的诗人们，那么优雅的，甚至被称为含羞姑娘似的诗人，卞之琳、何其芳、曹宝华都打起行装，搭上去西安的军车走了。
无怪后来在西南联大的清华新月派诗人闻一多，竟敢在特务手枪的威胁下大骂人民公敌。真挚的诗人与真诚的志士，真挚的仁爱和激昂的正义，是可以合一的，而今确实合一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传统，全国遍在；这种火焰，照亮了全国。
可惜，这种传统很多人并不都了解，特别是当时高叫安内攘外者，对此更不能理解，愚而自用，其结果，终不免受到历史的惩罚，夹着尾巴逃出舞台了。
这段时间，我基本上都在成都，虽然离政治中心远一点，但离人民的中心却是很近的，外国进步人士，也十分热情地、诚挚地鼓励我们。成都华西大学和迁移到成都的金陵大学，也让我这样的人去任教，华大的美籍Willmot和加拿大籍的文幼章，给我的印象甚深。文幼章对成都进步的抗日救国青年与教师非常关心，以牧师身份，掩护和保救了他们中不少的人；Willmot还为我主编的《群众》月刊专门写过文章。他的英文稿经我们译为中文在《群众》上发表，同时，我们又把这英文稿寄给重庆官办的英文刊物，只因加了一句“Willmot教授和Idgar Snow【斯诺】也相识”，便无法在该刊有发表机会了。从此，我才知道抗战初期的统一，已经变形了。
这时，我只能和重庆的一些朋友，办一个《理想与文化》刊物来表示我们的意愿了。现实政治既然不让我们随便发表意见，那么，我们只好以谈理想与文化来代替它。朋友中，中央大学的唐君毅最积极。他不仅筹办、组织，而且还为该刊写了长长的发刊词，他不仅把自己的《道德自我之建立》逐章在此刊发表，而且还尽其可能地向他的亲密师友邀来新作，如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如李长之的《孟子评传》，这些新著都是逐章先在此刊发表，特别是牟宗三、李源澄、王恩洋等都是十分热心的撰稿人。我虽然负着编辑的名义，但不过是司管付印校对工作而已。
这个刊物的学术价值，在当时恐怕不能算很低，我记得当时也有不少大学图书馆订购，寄住在重庆附近某山寺的太虚法师还订了三份。这个刊物在社会上并没有起什么较大的作用【刊物在重庆出了五期，在成都出了三期，抗战结束后，还在江西鹅湖书院出了二期，以后便停止了】，但却团结了很多新旧朋友。设在重庆的当时各民主党派常常开会的地点--特园鲜宅--我每次到重庆，都会受这里的主人鲜季明的招待，住在他的宽大住宅内。
在这里，我还接触了一位至今记忆犹新的人物，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指挥官陈铭枢。他是军人，又是欧阳竟无大师的忠实学生，由于他参加过1933年福建反蒋政府，后被蒋介???冷落了，心中似有很多话要说。如果你在特园鲜宅的晚饭后愿与他交谈，他可以和你从灯光降临，直谈到第二天天明。从佛学到王阳明，从陶渊明到杜甫，从康梁到黄遵宪，从四川人到广东人、广西人，无所不谈，就是不肯说他自己和蒋介石的关系。他见着四川人，总是说张澜好，邵明叔好。我每听着他讲话，就几乎忘记要注意他的内容，他那一股热气，让你既难承受，更难拒绝，只觉是在听他唱歌，听一首没有终止的进行曲。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性格特点，而是这一时期，在抗日热情下，人人都兴奋、都想向你表达感情的表现。人们对熟人如此，对生人也如此。
一个时代，人人动起来，有如此这般的气势，是值得你称颂的，你会觉得人人都愈来愈接近了，有知心话，也容易吐露了。一个统治者，如果能知道这点，又能充分利用这点，那将会无敌于天下，会使人民快乐融融。在这情形下，即使有矛盾，也变成小事了。可惜这时的统治者，太积极于自己的安危了，权势与金钱，逼迫他们不愿，也无法认识真理与公正，更无法认识人民。
回头来看看最足以表现时代精神的文艺界和学术界，还是令人鼓舞的，年轻的学生们，不论去延安与否，都是情绪饱满、毫无倦容的战士；至于教师们，那种艰苦的生活，几乎令人难以相信：有的名教授，甚至在街上“垂头卖衣裳”。这已经不算是新闻了。
然而，知识分子们并不为此大发牢骚。仍然耐心等待着，等待着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位写小说的朋友，过去常写小说讽刺一些学阀，但在昆明待了一段时间，在重庆会面时对我说：“我看了那里教授们的苦况，我再也不忍心挖苦他们了。”以写散文著名的钱钟书，在抗战期间也写了一部小说《围城》，是一部得到知识分子普遍称誉的小说。有人说，它是《新儒林外史》，或《儒林外史》的续篇，这当然是从好的意义上说的。小说的作者，显然要我们在沉闷生活中，大家同来笑一笑。笑那金色鸟笼内的冒充雅人的俗人。这不仅因为他们双手戴满了金戒指，让人觉得可笑，而且也因为他们很像莎士比亚描写的胖子丑角福斯塔夫，被群众推翻在地，惹得众人大笑，而自己却还在地上同大家一齐大笑。
过去，曹禺的《雷雨》，让人流泪，今日的《围城》却让人一笑。有悲有笑，人类的生活，确实变得生动活泼了，人在过真实的生活了。虽然就我个人来说，宁愿多一点悲，少一点笑。
其实，真正的世俗人民，并不可笑，他们并不会在手指上戴满金戒指，顶多只爱戴爱人送给他的一个戒指。只有那些本身并不雅，但又想冒充雅君子的人，要自别于世俗人民，所以不得不故意打扮出一副奇形怪状的样子，将金戒指戴满双手。其实，这却成了真正的、十足的俗不可耐的“庸俗人”了。
雅俗之分，并不一定是美丑之分；即使是美丑之分，也不应专指君子与小人而言。你说村夫村妇可鄙、庸俗，但历来文艺家、革命家，为什么总是去农村或贫民窟中寻找所写的题材，或寻求启发呢？这中间，必有深远的真理待人去研究。
在新月之光下，静观自得的人，能不笑朴质之人的“愚鲁”、丑陋，反而能笑那些以雅自骄的人之愚丑，这是极大的进步，要不是抗日中出现的普遍的人民觉悟与能力，你要他相信人民是民族道德的基础，是一切美善的最后根源，恐怕是不可能的。要他们走出象牙塔，也许他还以为你是狐狸想吃葡萄呢！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我们付了高昂的代价，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精神、思想方面。今日谁要来发表“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之类的见解，必将为时代所弃，人民所弃。甚至那些想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解释成君主专制或集权主义的人，也会立刻被人发现--这是野心家的黑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