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不要接受郭务带来的牒书——如果接受了，就等于承认了日本比唐朝矮一头，堂堂“大日本”，只能跟唐朝的一个都督府平起平坐，等于把自己的国家降了一个外交等级；如果不接受，那可是要鼓足勇气做好再跟唐朝打一仗的准备，日本人心里又没底……
第二，派谁去跟郭务进行外交谈判——唐朝派出的是都督府的使团，如果由摄政王中大兄皇子亲自接见，那也太给对方面子，自己国家太掉身价了。可要是派个身份相当的官员去，唐朝使者很可能会不接受，拒绝会谈，然后找茬儿……
怎么处理这个烫手的山芋呢？中大兄皇子很郁闷，一时间又想不出妥善的办法来应对，只好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新任筑紫大宰帅阿倍引田比罗夫，给了他在战场之外与唐朝人过招的机会。中大兄皇子的做法还是比较稳妥的：筑紫大宰帅相当于日本的外交部长，地位与熊津都督相仿，比郭务的职务高出不少，派他去接待唐朝使团，不论在职务上还是等级上都说得过去。
不过，从当时的实际形势看，中大兄皇子对大唐多少还是有些畏惧的。正是因为这种畏惧，他决定躲在幕后，避免让人看到他心虚、底气不足。另外，让外交部长去打头阵，万一谈不拢，再由他这个总理大臣出面，也好有回旋的余地。
他的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反倒被后世不少日本学者看成是自重身份、懂得谋略，敢于跟唐朝分庭抗礼，为日本争取对等外交地位的表现。
这下轮到阿倍引田比罗夫郁闷了。
他也没辙，在收到郭务递交的以刘仁愿名义写就的牒书后，就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小心翼翼地把这百十来号人暂时安置在了北九州西海道的驿馆。
这一待，就是四个多月。
五月，正是樱花盛开的时节。郭务一边心安理得地欣赏着北九州的美景，以出游为名了解日本的风土民情；一边隔三差五地催促筑紫大宰府安排正式会晤，给阿倍引田比罗夫施加压力。阿倍引田比罗夫只能硬着头皮招集手下人，商量如何处置这个山寨使团。一来二去，商量了整整一个夏天，直到四个多月后的九月底，日本方面才拿出应对之策。日本的对策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公开的拒绝。日本方面以筑紫大宰府的名义派前任遣唐使伊吉史博德、津守连吉祥等人给唐朝使团送去文书，直截了当地指出：郭务等人并非奉唐朝皇帝之命出使日本，而是由刘仁愿等人私自委派，因而只能代表百济镇将，而不能代表大唐皇帝；这次出访也不属于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行为，所以日本不能接受牒书和礼品，也不能放使团前去会见中大兄皇子，只能口头转达日本朝廷对郭务一行的歉意。这就等于在官方层面上拒绝了正式的外交会晤，发布了逐客令。
日本的这番应对可谓有礼有节、滴水不漏：既避免了使团继续深入国境，过多地暴露日本正在积极备战的战略部署，又暗示如果是唐朝派遣使团前来，日本便会以国与国交往的规格来接待，为两国交往留了一条后路，最后才委婉地对郭务等人下了逐客令，敦促其尽快离境归国。
第二步是动用私人关系修复关系。就在筑紫大宰府公开拒绝唐朝使团后不久，日本重臣中臣镰足派了一个名叫智祥的僧人前去慰问郭务，并在四天后设宴款待了郭务一行。这个名叫智祥的僧人，是中臣镰足的儿子定惠和尚的好友，而定惠和尚此时就在唐朝修行。中臣镰足正是想借助这样的私人关系，来拉近与郭务的关系，消除郭务在公事上的怒气，继而弥合两国的矛盾。
然而，这次意在拉近距离、修复关系的欢送宴，却引发了一个巨大的误会——郭务见中臣镰足与筑紫大宰府的说辞并不一致，又像在拉拢自己，于是就产生了日本国内大臣意见不合，在筑紫大宰府这边走不通，可以利用私人关系走中臣镰足的关系，争取见到中大兄皇子的机会。
于是，欢送宴之后，郭务非但没有收拾行装准备回国，反而坚守阵地，又在北九州待了两个月，等待会见中大兄皇子的机会。
正式会盟和正牌使者
就在郭务等人滞留日本期间，高句丽权臣盖苏文于这一年的十月病逝。高句丽上下担心盖苏文的死讯会引来唐朝的激烈反应，因而隐而不发，所以唐朝方面并不知道盖苏文已经死了。
此前，刘仁轨已经把日本拒绝接见熊津使团一事上奏给了高宗李治。为此，高宗李治就派忻州司马、上柱国刘德高随刘仁愿一起率领新募集的戍兵前往百济。与他们一同来到百济的，还有中臣镰足的儿子、在唐朝修行的定惠和尚。高宗李治给他们布置了三项任务。
第一，命刘仁轨将熊津都督的职务转交给扶余隆，并率原有唐军及各国使臣归国，准备参加次年的泰山封禅大典。
第二，命刘德高携定惠和尚正式出访日本。
第三，促成新罗文武王金法敏与百济代表扶余隆之间的第二次会盟。
到了十二月，日本君臣实在忍无可忍（白吃白喝半年多，还要好生伺候着不能得罪了），终于又派能言善辩的伊吉史博德向郭务递交了一封正式的牒书，告诉他中大兄皇子不会见他们，第二次下达了逐客令。
665年（麟德二年），二月，郭务率领的山寨使团从日本渡海返回百济。没过多久，这位山寨使者就跟随由大唐皇帝委派的、代表大唐官方的正牌使者刘德高再次扬帆出海，正式出访日本。
使团出发后，尽管刘仁愿和刘仁轨在换防问题上意见不一，但他们还是一起主持了新罗与百济之间的会盟。刘仁轨首先以刘仁愿的名义（刘仁愿似乎也习惯了刘仁轨打着他的名号去操办大大小小的事情）向前百济太子、现任熊津都督、百济郡公扶余隆和鸡林州大都督、新罗文武王金法敏提出会盟的要求。会盟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唐朝，与会双方则是新罗和百济傀儡政府。
让百济和新罗会盟，实际上是把百济故土（熊津都督府）和新罗故土（鸡林州都督府）一起纳入了唐朝的羁縻州体系，让双方能够从与高句丽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割裂出来，孤立高句丽——复国军虽然覆灭了，但百济国内希望借助高句丽的力量复国的还大有人在，如果百济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把高句丽当成外援，把新罗当成敌人，不但会阻碍唐朝攻灭高句丽的计划，也让新罗有借口吞并百济故土。
如果新罗和百济能冰释前嫌，相互合作，就能实现唐朝南北夹击高句丽的战略构想，还能让新罗再无机会出兵百济故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唐高宗才希望借助百济复国军覆亡、日本新败的契机，让大唐、新罗、百济三方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达成联手对付高句丽的协议。
唐朝提出会盟的要求，其实是折中外交路线的一种延续——高宗李治觉得百济与中原相隔太远，从海上很难直接控制，留驻大军耗费巨大，不留大军又会使百济故土被新罗吞并，平白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所以决定重新扶植忠于唐朝的百济傀儡政权，一方面缓和百济军民的敌对情绪，一方面制衡新罗。
然而现实永远要比想象的残酷。百济、新罗两国是世仇，打打杀杀几百年，两国之间的仇恨远非朝夕可解——新罗对没能吞并百济领土而耿耿于怀，觉得百济只是唐朝控制下的傀儡政府，根本没资格跟自己平起平坐；百济也对新罗趁火打劫的行为十分痛恨，两国百姓更是势同水火……
但在唐朝巨大的压力下，新罗文武王金法敏还是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会晤的要求。
会盟的地点设在百济与新罗两国故土边境上的熊岭。有史料认为，三方会盟的地方应该在熊津而非熊岭。一字之差，意义却大不相同。
熊津曾经是百济复国军的重要据点，在此会盟，固然有纪念唐军和新罗联手消灭复国军的纪念意义，但熊津位于百济腹地，如果在此会盟，立碑划分疆界，就等于把熊津以东的广大百济故土都划给了新罗，承认新罗对战争过程中所占领的百济领土的所有权，这是百济上下所不能接受的，也不符合唐朝维持半岛南部均势的初衷。
熊岭，则位于百济边境重镇熊岘附近，原本就在两国边界上。在熊岭盟会，实际上表明了唐朝发起会盟的初衷：恢复两国旧有疆界，要求新罗归还百济故土。因此，从实际情况看，在熊岭会盟更能体现唐朝的战略意图。新罗虽不乐意，但不愿也不敢在此时和唐朝翻脸，只好答应了按旧界会盟立碑的要求。
会盟结束后，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就此告一段落，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时局也因三方会盟的达成而进入了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
会盟结束后，刘仁愿带来的新一批驻军也基本熟悉了百济的情况，刘仁轨就带着百济代表扶余隆、新罗代表金仁问、白江口之战中投降的“日本代表”阿倍引田比罗夫和耽罗（即今韩国济州岛，当时是从属于百济的半独立国家）使者，还有近两万翘首企盼回国与家人团聚的唐军将士搭乘大船，浩浩荡荡地渡海回国。
刘仁轨和刘仁愿之间又进行了一次权力轮换。
刘德高率领的这个正牌使团，人数达到了254人，于七月底来到对马岛。
九月二十日，刘德高使团被允许进入筑紫，两日后进献表函。
十一月十三日，当高宗皇帝率领的封禅队伍浩浩荡荡前往濮阳的时候，刘德高受到了日本上下的热烈欢迎。中大兄皇子不但亲自接见，还派出使团护送唐朝使团回国。这个日本使团随后也参加了泰山封禅大典，并在唐朝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考察后才回国。
然而就在这次充满友好气氛的双边会晤期间，中臣镰足的儿子、唐朝与日本交往中的特殊人物——定惠和尚，竟然在出海途中身染奇症，回到日本后不治身亡。据日本野史记载，定惠和尚病逝于665年（唐高宗麟德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谋杀他的，正是百济人。
定惠和尚跟随刘仁愿来到百济后，由于知识渊博、文采出众，就受邀参加了不少由百济当地名士组织的诗文聚会。在会上，定惠和尚文思泉涌，写下了不少优美的联句。与会的百济文士身负亡国之恨，本想借助日本的力量复国，可定惠和尚的存在，使得唐朝和日本的关系大为缓和，所以，他们才派人暗中在定惠和尚的饭菜中下了慢性毒药。直到五个月后，定惠和尚随唐朝使团来到日本后，才毒发身亡。
当然，这一切在正史中都没有提到，定惠和尚的死，成为继王文度猝死后唐代东北亚历史上又一桩离奇的谜案。也有传闻说定惠和尚没有死，而是再次去了唐朝，一直活到了元明天皇时代。
不过，唐朝与日本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定惠和尚的死而陷入僵局。这说明，任何阴谋诡计，是不可能成为历史的主流的。随着日本使团的回访，唐朝和日本的关系反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叁 古国悲风
666年（唐高宗麟德三年）正月，高宗李治亲临泰山，率文武百官举行了盛大的封禅大典。封禅泰山，是高宗李治在位期间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尽管它本身就是一场政治和外交秀，却是对高宗李治执政成果的一次肯定，也是东北亚各国外交活动的一个高峰。封禅泰山后，唐朝正式确立了东北亚霸主的地位，已然成为各国所承认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泉男生的悲剧
封禅泰山，自古以来都是有道明君标榜盛世的象征。在大多数人眼中，高宗李治是个软弱之人，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大唐王朝的最高权力逐渐落到了皇后武则天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执政的前17年里，李治还是非常称职的，他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太宗李世民的外交和军事策略，唐朝在他的治理下不断强大，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封禅泰山，竟然成了高宗李治执政生涯的一个转折——封禅泰山前，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变坏，经常头痛晕眩，视力也变得越来越弱（此时高宗还不到40岁），日常政务大都交由皇后武则天来处理。不过像祭祀宗庙、接见各国使节、巡游封禅之类的重大活动，还是由李治亲自来主持，在各国使臣面前一展大唐皇帝的风采。
皇帝要面子，聪明的臣子就会给皇上面子。
从百济归来的刘仁轨不但是个能臣，更是个聪明人。在百济，他坚韧果决，施政有方；回国后，他又摇身一变，带着新罗、百济、日本、耽罗四个国家的使团组成的庞大而又极具特色的方阵，向高宗皇帝敬献国书，上表庆贺，对大唐极尽溢美之词，把万国来朝、天下升平的气氛烘托到了极致。
就在封禅大典上，高宗李治再次改元，把年号从麟德改为乾封，所以666年又称乾封元年。
对于刘仁轨的公忠体国，高宗李治非常高兴，封禅泰山之后，他就把刘仁轨带在身边，一同返回洛阳，并且在这一年的夏天升他为右相兼检校右中护，让这位既有政才又有武略的能臣进入了大唐朝廷中枢。
而在目睹了天朝封禅的风采后，前百济王子扶余隆也是陶醉万分、感慨不已——这才是真正的大国气象啊，这才是他向往的生活啊所以，他宁可在唐朝皇帝身边当个司稼正卿的虚职，也不愿返回百济，去履行熊津都督兼马韩道安抚大使的“苦差”。
与各国使团一起参加封禅大典的，还有年前入朝的高句丽宝藏王高藏的儿子高福男。
起先，高句丽并不在封禅大典的邀请之列。这个很好理解，高句丽和唐朝一直都剑拔弩张，基本上没有外交往来。但两国的敌对状态随着低能权臣盖苏文的死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盖苏文掌权时，高句丽对唐朝态度强硬，这与盖苏文强悍霸道、色厉内荏的性格有关，高句丽在他的带领下虽然打退了唐军多次进攻，但自身也是实力大损，不复当年之勇。
盖苏文一死，他的三个儿子不论在能力上还是威望上都相去甚远，被盖苏文压制的王室权力也就有所恢复。宝藏王高藏虽然封盖苏文的长子泉男生为“太大莫离支”（相当于宰相、摄政王），但他更渴望缓和与唐朝的关系。
泉男生执政后，高句丽面临的是内忧外患的局面：内部，连年战争让国家财政困难、壮丁锐减、百姓生活艰难，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外部，不论是南面的百济、新罗还是北面的唐朝，都对高句丽虎视眈眈。
盖苏文在世时，还能用强权铁腕让国家始终处在高度集中状态，可他一死，各种矛盾就有爆发的迹象。泉男生不得不采用相对温和的手段来安抚国内。另外，泉男生曾经在鸭绿江上被唐军打得落荒而逃，比他老爸更害怕唐朝，所以就同意由王子高福男代表高句丽出使唐朝，参加泰山封禅大典。
扶余隆和高福男是幸运的，能够亲身经历封禅大典的全过程。但留守百济的刘仁愿，则是无奈的——如果不是他这几年来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守百济，消灭复国军，击退日军，唐朝又岂能换来东北亚四国来朝的大好局面？为了百济的安定，他无法亲临现场，可他不愿放弃回国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