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唐风沐新罗
白江口之战改变了整个东北亚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高句丽的灭亡更是使唐朝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不论对新罗、日本，还是后来的渤海国来说，唐朝就是强盛、文明、富庶的象征，想要让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就要向唐朝学习，学习唐朝的文化、制度、科技、习俗在这些国家当中，又以在白江口海战中遭到惨败的日本最为迫切。为了向唐朝学习，日本上下主动重开遣唐使，就此拉开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序幕，也让盛唐之风飘过大海传到了岛国的每一个角落。
在军事和外交上新罗可以跟唐朝扯皮，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不学习唐朝，新罗就没有出路。改善与唐朝的关系，是新罗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的需要。
隋唐时期，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交往主要有官方和民间两种形式。因为受条件的制约，海上往来的风险很大，往往只有国家才拥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和物质保障，为相关人员提供足够出海的船只、相应的港口设施、充足的后勤补给、可靠的海上护卫。很多贸易活动最初都是以官方往来的形式开展的。
官方贸易和武装走私
随着唐罗战争的结束和唐罗外交关系的回暖，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逐渐正常起来，从地下走上台面，褪去了走私的外衣，变成了两国公开支持的贸易往来。神文王金政明即位后，唐朝与新罗之间的政治、贸易、文化往来变得愈加频繁。
由于新罗是唐朝的属国，所以每位国王去世，新罗都会派使者去唐朝报丧。唐朝皇帝则要为去世的新罗国王举办追悼会，同时派使者带着慰问信前往新罗吊唁。这还没完，老国王死了，新国王还要登基。新国王要登基，也必须要走一套外交流程：新罗方面的继承人必须派使者带着国书前去唐朝，请求唐朝皇帝同意他继承王位。唐朝皇帝如果觉得他血统没问题，人品还不错，对唐朝的态度也很恭顺，就会同意他的请求，再派使者带着诏书前往新罗，正式册封其为新罗王，承认其合法的政治地位。只有在得到唐朝的册封和承认后，继承人才能正式登基成为新的新罗王。
朝贡分两种，一种叫贺正，就是庆贺元旦，是固定时间的固定出访；另一种叫朝贡，就是向唐朝进贡，或是派使者前去庆贺唐朝皇帝的寿诞，时间不固定，有时甚至一年几次。
每年元旦，新罗都会派使者前往唐朝贺正，贺正使大多都是王族成员，而副使和其他成员则是通晓唐朝文化、在新罗国内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和名士。
不论是贺正使或贡使，唐朝皇帝一般都会在内殿举办宴会加以接见，同时赐以官爵和财物。即便在安史之乱期间，新罗与唐朝也没有停止往来。唐玄宗李隆基避祸西川时，新罗使者就曾不远千里沿长江逆上蜀中，带去了新罗的问候。唐朝还把大同江以南、汉江以北的几百里土地赐给了新罗。
完成外交使命后，那些来到唐朝的新罗王族成员有的回国，有的则留在了唐朝。他们和金仁问一样，名义上是“宿卫天子”，在唐朝学习文化和礼仪，实际上是充当人质，起的是两国间外交纽带的作用。
在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新罗先后126次向唐朝派出使团，每次都会携带大量物品，一部分用于上贡，另一部分则用来贸易。唐朝向新罗回派使团也达34次，每次也会携带大量物品，一部分是回赠新罗王室的礼品，更多的则是唐朝出产的商品，好通过外交行为打开两国的贸易之门。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中南部以前，东北亚地区政局不稳，时不时就会打上一仗，东北亚几大势力之间明争暗斗，这种建立在和平环境下的官方贸易基本不可能实施。于是，走私就成了唐朝初年东北亚地区十分重要的一种贸易形式。
这很好理解。战争，拼的就是国力，拼的就是后勤和运输。谁家底厚，谁能把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让将士们吃饱喝足，谁就能占到上风。因此，隋唐两朝在出征朝鲜半岛时每每海陆并进，因为海路的一大优势就是路程短、运量大，比从辽东千里运粮更为方便。
官方贸易不通，但前线对物资的需求却成倍激增。尽管没有官方许可，没有最好的大船和军队的护卫，但只要有利可图，哪怕冒着被杀和葬身海底的危险，唐朝人、百济人、新罗人、高句丽人、日本人、耽罗人，甚至人，全都义无反顾。
走私行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这就叫市场决定一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真正操控大宗买卖的，永远不可能是散户。海上走私贸易的真正后台，就是那些有着广泛人脉和丰厚家底的巨商。这些巨商背靠官府，在官方贸易尚未打开的情况下，他们就是官方利益的代言人。当执政者看到海上贸易的巨大利益后，逐利之心就会蠢蠢欲动，或对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暗中参与到海上贸易中来。
经济成了政治的载体，政治也成了经济的保护伞。
新罗统一半岛后，与唐朝的关系逐步回暖。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和海上新航线的开辟，两国间的民间交往也蓬勃发展起来。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的对外交通一共有七条大道，其中有两条都是通往新罗的，分别是：“营州入安东道”和“登州海行入高句丽、渤海道”。
这两条通道，实际上就是隋唐两朝出征朝鲜半岛的主要进军路线。前者是陆路，由营州、辽东至平壤，最后到达新罗首都庆州；后者是海路，由登州入海，东行至朝鲜半岛西海岸，然后从大同江口（通平壤）、汉江口（通汉城）、熊津江口（通泗）进入半岛腹地。
由于陆路远而难走，唐朝和新罗之间的大宗贸易主要都是在海上进行的。实际上，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唐朝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和海上港口都已成为海上贸易的新起点，从唐朝渡海前往新罗的海上通道也远不止登州一处。从山东半岛往南——山阳（今江苏淮安，当时临海）、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江都（今江苏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这些新兴的港口城市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海上贸易的重任。
沿海港口城市的兴起和发达的海上交通为唐朝和新罗的民间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安史之乱后，唐朝和新罗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因为割据内乱和社会矛盾而衰落了。随之而来的是两国之间官方外交和贸易往来的减少，进入九世纪后，新罗向唐朝派遣使者仅仅6次。原来由政府控制的官方贸易也逐渐转移到了私人海商集团手里。
对做买卖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能赚到钱，二是能保住命。正所谓盗亦有道。有了这些明码标价、黑白通吃的武装海商集团，抛开天气风浪等客观因素，其他商人只要交了保护费，基本上都能顺利地在唐朝与朝鲜半岛，乃至日本列岛之间往来无阻。
何乐而不为？
唐朝方面，最典型的武装海商就是由高句丽人李正己、李纳、李师道家族控制的淄青镇。
淄青镇的势力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山东全境和江苏徐州地区，整个青徐沿海都在其控制之下。李氏家族原本就是从辽西南迁的高句丽人，再加上要赚钱养兵，于是就通过海路与新罗、渤海两国大做买卖，用中原财货交换渤海国的战马。
对于财大气粗的淄青镇，唐朝中央政府可以说是望而兴叹。尽管唐宪宗李纯曾下令禁止两国间这种看似“官方”实则走私（所赚到的钱一分都没有落入国家腰包，反而成了藩镇的军费）的海上贸易，但在利益的诱惑和淄青镇的纵容下，这道禁令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
移民之风与花郎文化
移民唐朝，是当时新罗人的一种风尚。
风尚，可以有两层解释：一是时尚，是为了赶潮流；二是风潮，是为了谋生的选择。
前者主要以贵族和士子、僧人为主。
半岛三足鼎立时期，就有不少新罗士子和僧人前往唐朝学习。由于战争和交通的制约，其数量不多，基本属于民间交流学习。统一半岛后，新罗开始大规模派出遣唐留学生，并对归国的留学生加以重用，其中学业才干出色者直接进入中央政府为官，其余大多数人则被安排到地方任职。留学唐朝成了新罗年轻士子跻身仕途的一条捷径，这就大大刺激了新罗社会各阶层赴唐留学的积极性，前往唐朝俨然成了新罗国内的一种时尚。
这些人生活无忧，去唐朝是为了观摩、游历、学习，最好还能当官。尽管新罗与唐朝在半岛扯皮中是最后的大赢家，但在新罗人眼中，唐朝依旧是文明鼎盛的天朝之国，能够去唐朝看一看，走一走，待一阵，认识几个大人物，学点儿东西，带点儿唐朝特产回来，仍然是值得炫耀的资本。
这部分人当中，混得最好的，就像金仁问那样留在唐朝当官，当然，这是一项光荣而危险的任务；次一级的，就是在唐朝镀完金、捞足资本后，回国等待委以重任；再次一级的，就是那些士子、僧人，游学十几年，小有所成，但关系门路都不够，或继续在唐朝混，或回国写写书、教教学生，继续混；最不济的，就是像前面说到的连冰老人那样，混不下去了，灰溜溜地回国，有心报国，无力回天。
后者，就是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了。
新罗比较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严重。
民族矛盾主要是在新罗人和百济人之间。两个民族原本是世仇，现在新罗人统一了大半个半岛，当上了老大，没有理由不去欺负百济人。这些被欺压的、混不下去的、卖儿卖女的百济遗民，为了活命，只好另谋出路。出路在哪里呢？
幸好，他们待的地方好：百济故地正好位于半岛西南——西面，是强盛的大唐；南面，是曾经的盟国日本。请注意，是曾经。现在百济都没了，日本要结交的，自然就是新罗，你们这些百济遗民，如果愿意来日本当劳工、苦力，还是可以接受的。同样是卖命，与其卖给日本，不如卖给强大的唐朝。
于是，成千上万的百济遗民冒着被新罗官府缉拿、追杀，被海上风浪吞没、被海盗劫掠的危险，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行大唐之路。
而此时的唐朝，正好需要大批壮丁——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严重，中原大地到处都在打仗，人口越打越少，壮丁就成了稀缺物。
新罗人要活命，唐朝需要壮丁，于是，偷渡就成了风潮。
这些偷渡到唐朝的新罗人可不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一个劲、一根筋地往大城市钻，他们很现实地选择在山东半岛和东南沿海落脚——沿海地区管制比较松，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很多。偷渡客中有很多原本就是渔民，沿海地区也容易生存下去。久而久之，唐朝的东部沿海地区就形成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新罗村、新罗院、新罗坊。
尽管内部一团乱麻，但在对待前来投奔的别国难民时，唐朝还是显示出了泱泱大国的气度，非但没有加以“严打”，反而以国民待之，还在登州等地设立了新罗所（相当于现在的外事办）来负责接纳和管理工作。
下文中要提到的张保皋，就是新罗移民中混得最好，而且最有传奇色彩的一位。
新罗把低廉的劳动力输出到了唐朝，引进的却是先进的文化和制度。
盛唐文明在改变日本历史的同时，也对朝鲜半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日本一样，新罗也以唐朝为范本，通过近半个世纪的改良与完善，终于建立起了符合本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在经济制度上也学习使用了唐朝的均田制、丁田制、租庸调法和相关户籍制度。
新罗地处朝鲜半岛东南部山区，民风剽悍，最著名的“土特产”就是花郎道。花郎道既是新罗民间习武之风的统称，也是一种组织形式。新罗政府通过花郎道将年轻人号召起来，给国民灌输“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事友以信，临阵无退，杀身有择”的思想，并以此磨炼人的意志、锻炼人的体魄，不但大大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也为统一半岛的战争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勇敢无畏的战士。
半岛统一后，新罗统治者认为剽悍好战的民风并不利于国家的稳定，所以决定学习唐朝，大力推广儒学，借此教化民众、巩固国家统治。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政策改变，同时让新罗上层从勇武坚韧走向了腐化堕落。
新罗仿照唐朝设立国学，后改为太学监，并实行科举制，把儒家典籍作为考试内容，改变了统一战争时期根据出身和武功高低来任用官吏的旧习，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新罗的发展，儒家思想在朝鲜半岛得以迅速普及。尽管如此，土生土长的花郎道还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成为后来韩国跆拳道的前身。
新罗没有自己的文字，新罗人学习唐朝主要通过汉族的语言文字。遣唐留学生不但带回了大量的汉文典籍、诗歌，还把当时中原地区最先进的天文、历法、医药、算术、占卜、音乐、舞蹈、绘画、书法、建筑、雕刻、纺织等各方面的书籍和知识带回新罗，使盛唐文明对新罗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国人可以绞尽脑汁地证明高句丽是自己的祖先，却不能否认新罗文化是韩国文化前身这一事实；而新罗文化，正是全盘学习盛唐而来。
在这一点上，日本无疑要坦诚许多。
贰 海上王张保皋
中唐以后，唐朝和新罗两国沿海地区陆续出现了很多带有武装色彩的海商集团。这些海商集团上通官府、下结江湖，一边做正当的海上贸易，一边充当过往商旅、游客、僧侣、学生的保护者。武装海商集团的发展，客观上也促进了东海丝路的繁荣。其中最为传奇的，便是新罗海上巨商——张保皋。
小兵传奇
张保皋，新罗名弓福，汉名张保皋，于790年（唐德宗李适贞元六年）出生在新罗南部的清海镇（今韩国全罗南道的莞岛）的一个普通渔民家庭里。
当时的新罗中央政权已经衰落，贵族之间斗争不断，国家灾害频发，徭役赋税沉重，民不聊生。新罗统治者为了巩固贵族的特权地位，还制定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称为“骨品制”（类似于中国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其中朴、昔、金三家王族地位最高，称为“圣骨”，大小贵族由高到低分为“真骨”、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等四个等级，只有“圣骨”和“真骨”的贵族有资格继承王位。同时，骨品制的适用范围只局限于新罗王京（今韩国庆州）一地的贵族和居民（高句丽和百济遗民都不在此列），它实际上是新罗统治阶层内部瓜分权力和利益的产物。
新罗社会的等级歧视，从张保皋的本名中也能一窥端倪。张保皋的事迹最早出现在新罗人金富轼撰写的《三国史记》中。金富轼生活在北宋时期，其家族出自新罗王室，其曾祖父是高丽王京庆州总督，父亲和兄弟三人也都是高丽官员。金富轼在朝鲜半岛史学界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司马迁，但他对张保皋这个出身草根的牛人依然抱有偏见。
张保皋的本名——弓福，在新罗语中的意思就是弓箭和小孩，连起来就是擅长射箭的小孩，相当于中国人给小孩子起的类似阿猫阿狗的小名。新罗和日本一样，只有贵族才会有正式的姓名，而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姓。
弓福在唐朝镀金回国后，身份地位不同以往，显然不会以弓福这等小名自称，而是沿用了张保皋这一汉文名字。但金富轼写《三国史记》时却称其为“弓福”而非“张保皋”，这也能看出身份等级制度在朝鲜半岛的根深蒂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