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花”凋谢后，人们才真正看清其原形。实质上康赛集团“股份制规范”是骗来的，完全谈不上内部机制的股份化。国有股权集中，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都不是通过市场产生的，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一切由童施建和张建萍说了算，甚至暗箱操作。董事长提出开会，只要求大家签字，有时开会都省略了，董事长打个电话就让董事签字。由于康赛上市后一直没有现金分红，大股东没有收入来源，一些法人大股东没钱支付退休人员的工资、医药费，就伸手向康赛要，康赛集团自改制起，一直为大股东代垫资金，而上市后，又一直与大股东有着一连串的关联交易，截至1999年末，大股东共欠康赛集团应收款2.1亿元。同时康赛集团和大股东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大股东的资金不到位，却可以擅自“借用”社会公众股东的配股资金。这哪里像什么公众公司。
在案发后的2000年4月29日，康赛集团又爆丑闻。康赛集团第一大股东康赛实业虚假出资，其在公司1998年配股中应缴的6874.95万元配股款，系从公司所收的社会公众股配股款中“借出”，为此遭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可想而知，康赛作为股份制企业的内部监督机制完全是失效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生效过。
这样的公司即便不亏损，其赢利能力也有限，要披上绩优公司的外衣，自然只有虚增利润。而作为中介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不仅不公正执行社会中介机构的职能，反而帮助包装康赛。比如康赛集团大股东的配股资金没有到位，会计师事务所同样出具验资报告。在康赛集团1998年9月3日的股份变动报告中，就写着“公司本次配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20385万元已汇入公司银行账户，并由湖北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请注意，湖北会计师事务所不只是康赛集团的会计审计部门，而且还是湖北兴化、活力28等湖北省出大问题上市公司的审计，现在已更名为湖北立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还有一个使公司利润大幅增长的方法就是炒作自己的股票。康赛上市当年，证券方面的投资收益达638.4万元，以信息费的方式计入利润。作为老牌服装厂的康赛，在上市后已无心公司的主营业务，??然上市当年其财务报表显示，公司的主营收入比上年增长53.6%，可存货也比上年上升了88%。此后康赛产品的质量问题频出，曾得过金奖的T恤衫因抽纱、跳线、缩水率高等问题使客户投诉急剧上升。
康赛集团案发后，自然无法再以行贿手段骗取银行贷款，企业流动资金骤然枯竭，公司账面资产6亿元，其中净资产2亿元，银行负债及其他负债各2亿元。公司近几年一直亏损，累计亏损已达1.6亿元。原来康赛集团年生产360万标准件，2000年康赛品牌新产品上市量萎缩80%，市场占有率下降60%，市场售价平均下降50%。康赛集团实际上已进入死亡阶段。而它遍布全国的那些“康崽”们，要么亏损关停，要么奄奄一息、官司缠身。我们从康赛集团2000年中报中可以看到，像康赛经贸有限公司、康泉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康鑫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经济开发区的康赛贸易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还分别挂着童施建和张建萍的名字，仿佛在记忆过去的“辉煌”。
对于退市制度还没有出台的2000年来说，康赛恐怕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资产重组。可重组必须股权是“活”的，可以流动的，而康赛的相当一部分股权因与港商有法律纠纷而被冻结着，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的公司法人股达2500万股，这样使得康赛“杀无肉，剥无皮”。
褪去神话光环的康赛集团黯淡无光，“其臭如兰”的妖花，如今令人掩鼻。位于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512号的公司总部办公楼上的金字招牌还在，可这块招牌现在象征的却是耻辱，正如湖北黄石市的一位政府官员所说：“康赛的事已经严重败坏了黄石的形象，影响了黄石的投资环境。”
这句话真该套用到中国股市上。在1997～2000年揭露出来的众多违法违规案件中，如果说PT红光案与大庆联谊案给股市以沉重打击的话，那么康赛案是对股市的致命一击。从上市到绩优，一路行骗过来，一家被誉为“纺织行业的明星”企业居然是假货，股民还敢投资什么上市公司？中国股市还有什么信誉可言？南有红光，北有大庆联谊，中有康赛，股市没有导致崩盘，酿成股灾，是因为我们受伤害而无助的善良股民对党和国家有信心，绝不是对股市有信心！
自然生态的破坏会导致自然的报复，文化生态、道德生态的破坏会怎么样呢？
第二、扯开基金的黑幕
耸人听闻的《基金黑幕》
《财经》杂志2000年10月号以耸人听闻的形式刊登了《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一文，对中国基金业两年来的试点成果给予全盘否定，引发市场又一次大地震。
一些证券业人士认为，《基金黑幕》一文作为中国证券市场10年来第一份对机构交易行为有确切叙述的报告，通过跟踪1999年8月9日至2000年4月28日期间，国内10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22只证券投资基金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大宗股票交易的记录，在客观详尽地分析了它们的操作行为之后，得出了证券投资基金有大量违规、违法操作的结论。
这个结论的“爆炸”效果震碎了人们的固有观念。人们知道，证券投资基金早在正式推出之前，就被广泛地期待为市场上最重要的“健康力量”，无论是股市管理者，还是普通投资者都把证券投资基金视为“稳定市场”的力量。自1998年以来，每一批基金上市，无不承载着监管层的厚爱和舆论的褒扬，更被视为引入西方成熟市场经验、培育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举措。要是普通的投资者没时间炒股票，或者缺乏投资知识，可以购买证券投资基金，把钱交给基金管理者，让这些专业人士帮你减少投资风险，取得较好收益。这就是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的认识与认同。
《基金黑幕》一文得出证券投资基金有大量违规违法操作行为的结论，让基金投资者大惊失色。然而在股市里跌打滚爬多年的老股民对此“笑而不答心自闲”，他们根本不感到吃惊，像基金在一只股票股价高位接盘的情形，早有人猜测到了。如今被《财经》杂志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加以披露，只不过是确认猜测罢了。那些老股民感兴趣的是文章里所用的背景材料，它们来自交易所的交易记录，具有令人无法辩驳的真实性。不用问，基金的管理者自然对此事大为反感，“隐私”一下子被曝光，很不舒服。
狗急跳墙。2000年10月16日，大成、长盛、华安、华夏、国泰、南方、博时、富国、鹏华、嘉实等10家基金管理公司发起联手反击，在几大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上共同发表严正声明，称《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是恶意炒作，“其中颇多不实之辞和偏颇之论，严重误导了投资者。”声明强调，《基金黑幕》没有说明该文所依据的资料的正当来源，也无从了解这些资料的真实面目，但就文章引述该资料的分析数据、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来判断，其依据的资料数据采样不准确，研究方法不科学，对基金的交易行为的判断与事实严重不符，总之一句话：“无稽之谈”。恼羞成怒的基金管理者们指责作者像“狗仔队”用偷拍的非法手段拍了一盏“明灯”，把这盏指路“明灯”倒过来，看成一颗“邪恶的心”。声明最后向世人宣称，证券投资基金业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由于起点较高，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其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总之，严父出孝子，我们都是大好人。要骂就骂“严父”管理层。最后10家基金管理公司并不讳言两年试点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孝子”也有成长的烦恼嘛，不过既然是“孝子”，他们将一如既往、坚定地走规范化的道路。
声明措辞严厉，对《基金黑幕》中使用的“黑幕”、“欺骗”、“迷惑”、“误导”等字眼，予以严厉的谴责，并表示对此文的作者及《财经》杂志社的行为给中国基金业及10家基金管理公司的声誉和经济上造成的损失，保留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吓唬谁呀？对“字眼”较劲有啥用？有本事“反证”数据是假的。仅凭一纸庄严“声明”，恐怕很难“把闲言碎语，统统烧却”，越这样媒体报道就越热烈。
眼看双方拉开了剑拔弩张的对峙势态，这时“严父”不能旁观了。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出来表态，他表示《基金黑幕》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探讨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欢迎新闻媒体、报章杂志对证券业、证券市场、资本市场进行监督。这次讨论引发的各种意见，对于监管和证券业的成长来讲，都有很多有益的内容。此外，监管部门对于调查属实、确有证据的违规行为一定会依法予以处理。姑且不论《基金黑幕》揭示的问题是否确凿、是否广泛，但由它引起的这场争论值得业内人士深思。
周小川的话比较大度，不管基金是否存在“黑幕”，既然媒体提出了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气度还是要有的嘛。随即一些在市场有影响的人士如吴敬琏、梁定邦、高西庆、王连洲等也先后发表文章谈了自己的看法。
到底证券投资基金有没有问题？恐怕不会没有，诚如刘鸿儒教授所言：“基金只有2岁，2岁的孩子可能会尿裤子，要允许他撒尿。”反过来想，“2岁的孩子”一味向世人表白自己是最完美的，或许也只有2岁的孩子会相信。
是真是假牵出来瞧瞧
我们先把《基金黑幕》提出的问题放在一边，首先得看看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即可信度到底有多少。
据《财经》杂志报道，2000年6月以来，有三起公开报道的事件引起了该杂志对证券投资基金的关注。一是有关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内部争斗的报道。据报道，2000年6月12日，嘉实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洪磊提议，嘉实以公司的名义，提请中国证监会审查公司董事王少华的任职资格。三天后，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召开董事会，王少华获董事长马庆泉授权主持会议，通过了罢免总经理洪磊的决议。这起争斗揭露出嘉实基金内部的分歧，争斗的背后实质是体现了公司高层是长期投资还是短期炒作两种经营理念的冲突。
第二件事是6月22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投资基金法》起草的工作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言辞激烈地抨击了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指出“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几家基金联合操纵几只股票，最后把老百姓给套牢”。成思危措辞严厉的指责，次日就在《中国证券报》头版头条刊出，中小投资者闻之大为震动，而众多证券投资基金则深表不满。可成思危德高望重，地位又高，再不满也只能到“发泄吧”里去发泄。
第三件使《财经》杂志关注基金的事是，8月14日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投资基金课题组发表于《中国证券报》上的一份长篇专题报告，题为《四问证券投资基金》。该文的执笔人与课题主持人是著名金融专家王国刚博士。文章提出四个根本性的问题：“证券基金本身具有稳定股市的功能吗？”“证券基金本身具有分散股市风险的功能吗？”“证券基金的投资收益一定高于股民投资的平均收益???？”“发展机构投资者就是发展证券基金吗？”而这四大问题专题研究得出的结论全部是否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可说是中国最高的研究机构，给基金的定性是“证券市场的坏孩子”。对于权威机构的结论，基金管理者们不敢破口大骂，否则更证明自己是个“坏蛋”。
这三件事，使基金的负面作用与违规操作引起社会的关注，热衷于社会热点的杂志社自然不会放过嗅到的信息。正在此时，《财经》杂志记者又获悉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的一位监管人员有一份对证券投资基金操作进行跟踪研究的报告，这份报告经某种渠道摘要报送到国务院高层，引起极大重视，中国证监会已开始密切关注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但此份报告的执笔人却因为报告内容被新闻单位知晓而受到处分。把“劣迹”材料拿给媒体，当然是违反“保密”纪律的。“内部信息”既然已经外泄，《财经》杂志没费多少周折，就拿到了那份外泄的报告。
这份报告由《基金行为分析》与《基金风格及其评价》两份文件组成。《基金行为分析》是作者在1999年12月完成的，以20家证券投资基金在沪市的买卖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样本研究时段主要为1999年8月9日～11月9日，扩展时段为1999年8月9日～12月3日。作者在第一次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性研究，这就是第二份文件《基金风格及其评价》。第二份文件与第一份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通过继续跟踪22家（样本期间又增加了汉兴和景福两只新基金）在沪市上大宗交易（成交量在1万股以上，含1万股）的股票汇总记录，分析证券投资基金在市场上的操作行为。第二份报告的研究时段从1999年8月9日扩展到2000年4月28日，样本涵盖期为9个月，被认为可以基本反映基金的操作风格。而10月号《财经》上的文章《基金黑幕》刊出的主要就是第二份报告。
纵然《基金黑幕》的文章可能会有夸大或以点盖面的现象，但如果分析资料是来自交易所的交易记录，我们有理由相信文章的真实性，也有理由相信基金确实存在问题。
扯开“黑幕”有什么
《基金黑幕》一文到底揭露出一些怎样的问题呢？我们没必要一一列举，重点来看看最为严重的问题：倒仓。
倒仓是指甲、乙双方事先约定价格、数量和时间，在市场上把股票进行对倒买卖，这是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有时是同一家管理公司管理的两只投资基金把股票对倒，这样自导自演地操纵股价；有时是基金与机构大户对倒；有时则是非同一家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之间的对倒。事实上，倒仓在市场中时有发生，如果双方在价格、数量和时间上没有事先约定，由于对某只股票的价格空间有分歧，也会出现甲方将手中持有的大量股票抛售给乙方的现象，这就不能界定为违规。所以“对倒”是否违规决定于事先有无约定，可除了“天知地知，甲知乙知”，谁会告诉你事先的约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