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悲情到了最高点，就是殇。国之殇，在经济。正如屈原《九歌?国殇》写道：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1905年12月8日清晨，时年31岁的陈天华写下近3000字的《绝命辞》之后，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以死警醒国人，留下了“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的悲叹。陈天华的殉国是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不断加深的悲情的典型体现。
1911年清政府垮台，这本应该是中国新政府重组外债，走出债务危机的好机会。但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赢得外国金融贷款的支持，继续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同时又无力改变中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使中国经济在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无法自拔。1929～1936年，中国经济在短期内确有较大起色，但没有对中国经济长期宏观失衡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成功实施了货币改革，放弃了“银本位”，采用了纸币即“法币”。但在财政纪律松弛和没有处理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只有通过继续对外借款维持法币在外汇市场上的可信性，这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长期是不可行的，反而会加深债务危机。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经济发展全面中断。1945～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内控制不住财政赤字，对外解决不了病入膏肓的债务危机，最终酿成恶性通货膨胀。
从1840年至1948年，与中国问题对症的两副药就是：必须从需求方面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和因其导致的债务危机和必须从供给方面解决因人力资本低下导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可惜，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两个根本性经济问题。其结果是，中国经济面对工业革命毫无反应，而且因债务危机病入膏肓，人均收入长期停滞不前。
“中国是一只睡狮，当它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撼。”这是拿破仑的名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普天同庆。
1949年后的短短几年内，新中国政府马上向世人证明有能力控制财政赤字，迅速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建立了稳定的纸币体系（人民币），废除不平等条约，扭转了困扰中国经济百年的贸易逆差，对近代的外债实行了彻底重组，成功摆脱了资本项目下的债务危机，为经济增长赢得了前提条件。
1949年后，经过艰辛探索，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奠定了工业经济的基础，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成功打破了“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开创了经济增长的千年变局，同时也结束了百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处于世界最底层的悲剧。邓小平会见时任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被问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总结了建国第一个30年的经济成就，“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业方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尽管还很落后，但比过去好多了”。
第三节 甲子年告别悲情 (2)
创业多艰，好事多磨，中国也付出了代价高昂的学费。1958年“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三年困难时期”的重大损失，“文化大革命”中全要素生产力停滞不前，经济体制逐渐失去活力。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耽误了20年。关起门来搞建设使中国面临被生产力革命“煮青蛙”的现实困境。20世纪70年代初，信息革命在美国突然爆发，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工业技术进步速度减缓和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递减，已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无从应对生产力革命。1978年末，中国终于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经济崛起速度之快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力。在2001年中国达到人均收入1000美元后，继续往上发展。2001～2009年的发展表明，中国不同于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人均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就停滞不前。2007年，党的十七大富有远见地确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长期战略，为解决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2009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大关，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重要门槛，世界经验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将很快被中国跨越。
回顾共和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甲子”，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获得重生的60年。从鸦片战争一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从1949年开始，中国又开始走向了强国复兴的道路。在这60年中，中国实现了两次生产力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经济走出债务危机，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从世界最底层走了出来；第二次是1978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使市场经济逐渐替代日益僵化的计划经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尚未完全温饱“风驰电掣”般地进入小康。
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次飞跃证明了邓小平“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和“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著名论断的正确性。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