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官二代，有时候也并不顺心，思念母亲自不必说，而且毕竟是老爹在国外生的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很长时间也不亲近，郑家的许多长辈也看他不太顺眼，比如他的叔叔郑芝豹就经常欺负她。他经常在海边思念母亲，就被一些郑家的叔叔辈嘲笑。但也有赏识他的人，比如他的四叔郑鸿逵，就曾断定这孩子将来必大有作为，曾赞他是郑家日后的“千里驹。”这个郑鸿逵不是一般人，在郑芝龙的同辈弟兄里，别人也就练个武打个仗，他不但能打更能学习，肚子里有墨水，崇祯十三年的时候更高中了武进士，成为明王朝的锦衣卫指挥使。而对郑成功的判断，却也更证明了他的眼光。而在后来的那一次关键时刻，他帮助郑成功做出了人生里最重要的抉择。
郑芝龙把儿子从日本接回来，自然不是为了让他做“官二代”的，相反正是要他做千里驹。这时候的郑成功，已不叫原先的名“福松”，而是改叫“郑森”，取这个名字，也足见父亲对他的希望。像那时代大多数官宦家族一样，做了官的郑芝龙，也希望儿子走正规的科举仕途，金榜题名光耀门庭，对儿子的教育，郑芝龙自然不敢马虎，为他请了南安当地最好的老师。这个老师的姓名，史料上一直有争议，但没争议的是，他被小郑成功搞的很头疼。
读书了的郑成功，跟学龄前的郑成功一样，是个经常不听话的孩子，比如老师要求他读四书五经，别的他也就敷衍的看两眼，偏偏逮着《春秋》和《孙子兵法》读个没完，老师要求他读书要认真，做到精益求精，他偏偏“不治章句”，还不知天高地厚，喜欢边读边修改，觉得书上说的不对的，就在旁边空白处写意见。又比如老师要求他好好学习，一心只读圣贤书，他却还很热衷业余活动，比如习武练剑，练的上瘾了，功课就全扔一边去。这样“顶牛”的孩子，放在哪个老师身上自然都头疼。
但郑成功的这位老师，却着实是个不怕头疼的好老师，对郑成功的“不听话”，不但不压制，反而常常因势利导。喜欢读《春秋》，就讲《春秋》里的名人趣事，喜欢看兵法，那就探讨兵法，顺便学习一下古代军事家的诗篇作品，至于习武练剑之类的“业余活动”，孩子喜欢当然也不拦着，但功课一定不能落下。一来二去，却也把小郑成功调教的像模像样。外加天资聪颖，郑成功八岁就能背四书五经，十岁就能写八股文，科举考试要考的功课，样样都进步很快，科举考试不考的功课，他也学得颇有心得，比如武功练得好，兵书也读的多，却并不纸上谈兵，反而活泼好动，闲着没事就去父亲军营里闲逛，逮着当兵的，就跟人家侃行军打仗的趣事。也还是一样边读书边爱写意见，在他那时候给《孙子兵法》的批注里，曾有“挥尘谈兵效古之英豪，究心天下封侯非所愿”之语，青葱少年的凌云壮志，已然勃勃吐芽。
凌云壮志的少年郑成功，就这样按照父亲设计的人生路线走着——科场登地，光宗耀祖。他走的很不错，十五岁就中了秀才，还是福建南安二十名“廪膳生”之一。所谓“廪膳生”，就是明朝享受“国家财政津贴”的秀才，能得这种待遇的可不是一般人，其名额有限，摊在每个县也就二十个左右，必须得是当地学业成绩出色的优等生才行，十五岁郑成功，就是这些优等生中的一员。在这段时日里，他与父亲郑芝龙的感情，也渐渐的从疏离变得亲近起来，就学以后的郑成功，在父子交往中谨守孝道，礼敬有加。随着他渐渐懂事，父亲横扫海疆，力挫外敌，保卫一方平安的光荣事迹，也让他钦佩不已，他十六岁以前的诗文中，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咏叹。
学业优等的同时，郑成功也迎来了人生里的又一件大事——结婚。十七岁那年，他娶了泉州董家的女儿董酉姑。这个董家不一般，新娘的父亲董飏先做过明王朝的礼部侍郎，在当时以刚直不阿著称，但对郑成功来说，这位成为他妻子的董酉姑，对他一生的影响却更不一般，这是一个知书达理，且外柔内刚的女子，在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她以其沉稳精细，坚韧果敢，成为丈夫生活中沉默的支撑，一生事业里重要的助手。后来那一场场波澜壮阔的岁月，她与郑成功一起不离不弃，相携走过。
按照封建迷信的说法，不一般的女子，一般都有旺夫相，娶了董酉姑的郑成功，家庭事业都是越发的旺，婚后第二年就有了儿子，即后来继承他的事业，扎根台湾的郑经。学业也蒸蒸日上，在当地名声鹊起。到了郑成功婚后第三年的时候，他以福建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南京国子监，成为了一名监生。对于这个小吏出身，靠海盗发家，打打杀杀多年的家族来说，这更是旺到祖坟上都冒青烟了：国子监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文化圣殿，地位尊贵且前途远大，光宗耀祖的金光大道，俨然铺在了郑成功眼前。
于是二十岁的郑成功收拾行李，告别了父亲与妻儿，还有他生活了十三年的福建南安，走入了南京国子监。
跟南京比起来，无论郑成功的出生地日本平户，还是故乡福建南安，都显然不是一个档次：六朝古都，大明朝的陪都，南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又兼是国子监这样的高度学府，进出的都是大人物，出入的都是大场面，传说中的文化名流，位高权重的政治显贵，到了这里全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秦淮河畔绮丽的风光，熙熙攘攘的繁华，更是先前闻所未闻。来这样的花花世界，机会多，诱惑多，当然，也很难混。
郑成功却混的很滋润，作为一个文化人，他读书时最有名的诗篇，几乎全写于此地，还多是风景田园诗，许多名作今天还被看做明朝诗词中的经典篇章，显然不但学业抓的紧，生活也过的丰富多彩。交的朋友也多，他本就是个生性活泼的人，喜好四处交游，身为官家子弟，出手也阔绰，出去聚会游玩，常常是他抢着买单。朋友自然交了不少，授课的老师，一道求学的同学，来来往往的名流人物，里里外外都至少混了个脸熟，其中不乏重量级人物，比如后来成为南明永历政权大学士的瞿式耜，当时就曾赞他“他日必为伟器”，另外一位当时的政治名流，江南“复社”创始人徐孚远，还曾做过他的诗文老师，他后来诗词中的苍劲豪拓之气，相当多的袭自徐孚远的风骨。而到他起兵抗清的艰苦岁月里，那些曾与他并肩战斗的同仁们，许多也是他在南京读书时的故友。
然而如果和一个人对郑成功的影响比起来，这些都很微不足道了——钱谦益。他是郑成功读国子监时的老师，在南京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里，唯独他，为尚是懵懂年少的郑成功，确立了他一生坚持的东西：信仰。
钱谦益这个人，因他当时与江南柳如是的不伦之恋，以及最后卖身投靠清政府的“叛徒”结局，到今天已经是一个笑话，而在当时的明朝士林界，他却是一个神话：中过科举的探花，做过中央级的高官，斗过只手遮天的阉党权奸，政治上几起几落却誓不低头，是晚明著名的政治团体“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文化地位也同样高，诗词歌赋多才多艺，一生著述辉煌，当时就有称号叫“当代文章伯”，堪称政治界与文化界的“双料”泰斗。这样“神话”的人物，看人的标尺也是相当高的，但对尚名不见经传的郑成功，钱谦益却早早就下了定语：此人英雄，非他人能比。
钱谦益赏识郑成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与其父郑芝龙的关系，晚明的政治领袖，多喜好结交武将，以待关键时候为自己所用。在郑成功考取国子监的前一年，即明朝崇祯十六年，钱谦益还曾亲写贺诗，为郑芝龙贺寿。其中有“荷鼓光芒朝北斗，握奇壁垒镇南冥” 之语，极力赞颂郑氏家族痛击荷兰，拱卫海疆的大功。所以自郑成功至南京求学后，就对他格外关照，而更重要的原因，却还在于郑成功自己。他跟随钱谦益系统学习的，基本是传统儒家的经典思想，因他天资聪颖，对各类学问的理解，总比别的学生快得多。而且他还很胆大，别人都死记硬背，他却喜欢勤于思考，经常举一反三不说，还和钱谦益发生过多次辩论。在重视师道尊严的晚明，这种行为犯到一般老师身上，当然是自找倒霉，但钱谦益不是一般老师，连妓女都敢娶回家当正房妇人的人，观念自然开放，对郑成功的“冒犯”不但不介意，反而经常奉陪，还经常“开小灶”，把郑成功带到家里单独辅导，郑成功自己的诗文里曾经记录过，他曾在钱谦益位于苏州常熟虞山的家中，与钱谦益就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教条，展开逐一的辩论，吵的激烈，却更对了脾气。
而在越来越多“对脾气”之后，钱谦益终于确信：这个聪颖，刚毅，勇敢的青年，他日必为英杰人物。因此，他做主给郑成功取了字——大木。木者，国家栋梁之才也。
而对郑成功来说，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个字了。身为“东林党”的大佬，钱谦益本身就是很有政治热情的，晚明最后几年时局的艰危，国家的内忧外患，无不牵动他的忧心，郑氏家族扬威东南的武功，少年郑成功的勃勃英气，也同样成了他心中挽救朝局的希望。早在明王朝与李自成打的天昏地暗的时候，他就曾上书明朝政府，要求调郑芝龙的军队北上保卫南京，并大赞郑家强兵“如长鱼拥剑，跳跃于惊涛巨浪之中。”虽未被采纳，但这一切希望，也被他毫无保留的传递给弟子郑成功。他教郑成功最多的，除了儒家的学问典籍外，更多的，则是儒家传统的君臣之道，忠义思想，经常为他讲述当年东林党人不惧强权，勇斗阉党宦官，以身报国的事迹。
也因钱谦益的缘故，郑成功在南京交往最多的，是当时明朝“东林”“复社”这些清流团体的人物，这些人多以气节自居，往来交谈，说的最多的也往往是忠孝节义，家国社稷。东林党人当年百折不挠的斗争，恩师的心怀天下，忠贞高洁，复社名流们的慷慨激昂，道德节义，无不让年轻的郑成功心向往之。二十岁，恰好是一个男人开始树立偶像的年龄，在此时的郑成功心中，应该有两个偶像，一位是他抵御外辱，佑护东南的父亲郑芝龙，一位是教他做人，受他尊敬的钱谦益。同样的，也是一个男人树立信仰的年龄，从童年母亲的教诲，十三年正规儒家思想的教育，到钱谦益的激励训导，年轻的郑成功，也终于确立了终生始终不渝的信仰：精忠报国，匡扶社稷。
这时候的郑成功，按照史料上的说法，是“风仪秀整，倜傥有大志”，俨然一个英姿勃勃的热血知识青年。从一个平凡的富家子弟，到信仰坚定，万众敬仰的民族英雄，在他心灵的成长中，这是重要的一步。
明朝天启二年，二十岁的郑芝龙还在忙着闯世界，那时候的他从小就出来跑船，家国观念基本没有，老婆孩子说扔就扔，唯一的念想就是拉队伍，赚钱，抢地盘，，管你是朝廷，海盗，荷兰人，谁给我好处，我就和谁合作，谁挡我的路，我就和谁玩命。
明朝崇祯十七年，二十岁的郑成功正忙着读书受教育，读四书五经的典籍，听恩师钱谦益的教诲，经常为东林党人的无悔牺牲感动一把，也时常跟着复社清流的慷慨阔论激动一把，平日里满脑子的忠孝节义，天下为己任，心里头碎碎念一个愿望：有一天，我一定要像他们一样。
这对父子的信仰不同，但就像一位欧洲哲学家说的，生存逼出来的信仰，是层次很低，却很牢固的。考验是最简单的。但生活造就的信仰，是层次很崇高，却是不牢固的，考验是最残酷的。郑芝龙的信仰，是生存逼出来的：生计无着的破落公子，无家可归的罪犯，避居台湾的拓荒者，闯荡海洋的枭雄，称霸东南的大明朝福建总兵，东亚海洋的保护人。一切都是为了生存的本能，层次很低很牢固，考验也貌似简单，却还是打了许多仗，耍了许多心眼，杀了许多人，逃了许多次命，一步一个脚印，终成大业。
相比之下，二十岁的郑成功，还更像一朵温室里的花朵，没冒过险，没打过仗，没杀过人，没逃过命。无忧无虑的生活了几十年，他的所谓信仰，是母亲灌输过的，老师课上课下教过的，子曰诗云的书本里讲过的，同学朋友吃饱了没事探讨过的，探讨的激动了跟着喊过的。很崇高，却很不牢靠。它一步一个脚印的考验，也将注定更残酷。
明朝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深夜，郑成功还在南京国子监，千里之外的大明王朝国都北京，一场惊天动地大事的发生，拉开了这场残酷考验的序幕：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朱由检煤山上吊，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中央政府，灭亡了。
从一个一心苦读圣贤书的儒生，到以身许国的勇士，收复台湾的英雄，天崩地裂，孤军奋战，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百折不挠，艰苦卓绝，矢志不改。一切的光荣与残酷，希望与绝望，皆从此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