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友梅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1911年，萧友梅参加了保和殿留学生殿试，获文科举人文凭。1912年底，他便转赴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同时就读于莱比锡国立音乐学院，攻修音乐理论和作曲。四年后，萧友梅以论文《中国古代乐器考》获博士学位。其时正值欧战，萧友梅不能返国，于是注册于柏林大学和一所私立音乐学院研读音乐史、音乐美学、教育学以及作曲、配器、指挥等专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20年，萧友梅回到祖国，不久即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教务主任、讲师，并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北京女子大学创办音乐科，自任主任。1927年，他又在蔡元培支持下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国立音乐院，先任教授、教务主任，后任院长、校长直至1940年逝世。
萧友梅一生勤奋创作，所作器乐曲编号达40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大多已散失。今存的只有《弦乐四重奏》、《哀悼进行曲》、《新霓裳羽衣舞曲》等几集。除器乐曲外，他还创作有《问》、《卿云歌》、《华夏歌》、《“五四”纪念爱国歌》、《国土》、《国耻》、《国难》等百余首歌曲。其中《问》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首歌曲，《“五四”纪念爱国歌》则是最早一首歌颂“五四”爱国运动的创作歌曲。
留学日本和德国的经历，开阔了萧友梅的视野，作为音乐教育家，他常说音乐没有国籍，音乐可以联络人类各民族的感情；他主张音乐人要兼学中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促进中国新音乐的发展与进步。萧友梅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新音乐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为提倡新音乐，为造就中国新音乐的第一代人才，呕心沥血，孜孜探求，贡献了自己毕业的精力。
王光祈与宗白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中国的学子中问，又兴起了一股留德热。这其中的佼佼者是现代音乐学家王光祈和美学家宗白华。
王光祈是四川温江人，早年在北京中国大学攻读法律。1918年曾与李大钊、邓中夏、曾琦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王光祈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研究经济，同时兼任《申报》、《时事新报》驻德特约通讯员。1927年，他转入柏林大学攻音乐学。1934年以论文《中国古代之歌剧》获音乐博士学位。在德国求学期间，王光祈常常埋首于图书馆中，写作井翻译了大量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文章，并完成了17种音乐理论著作。其论著主要有《中国音乐史》。《东方民族之音乐》、《翻译琴谱之研究》、《西洋音乐史纲要》、《西洋音乐与戏剧》、《西洋音乐与诗歌》等。此外，王光祈还曾用德文、英文撰写有许多文章，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音乐。在阐述历代乐律理论，整理中国古代音乐史料和介绍西洋音乐知识等方面，他都有一定的创见和贡献。1936年初，因辛劳过度，王光祈患脑溢血逝世于柏林图书馆中，时年仅45岁。
宗白华是江苏常熟人。幼年在南京模范小学读书，16岁时因害病休学，到青岛疗养，后来便由亲戚介绍人德国人创办的青岛大学中学部修德文。“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应《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之邀，主编《学灯》达一年半之久。1920年5月，宗白华经由巴黎转德国留学，就读于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同年7月，在寄给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一封信中，宗白华通过一张表格表达了自己的人生志愿：
终身欲研究之学术——哲学、心理学、生物学；
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教育；
事业着手之时日及地点——民国十三年（1924年）上海、南京或北京；
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教育。
后来的事实证明，宗白华是完全按照自己青年时代立下的志愿去实践的，而且做出了巨大成就。
1921年春天，宗白华转学柏林大学，攻读美学和历史哲学，受业于德国美学家波尔施曼·德索伊茨（BolschmannDessoiz）和奥地利哲学家里尔（Alois Riehl）。其间，还曾选听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课程。同年9月，少年中国学会会刊《少年中国》第三卷第2期，发表由宗白华、魏嗣銮等11人发起成立的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简章，内中阐述了他们的主张，即建筑各国各民族互相了解与同情的第三种文化，使东西文化“结婚”。
对德意志民族，对德意志精神，宗自华的判断是在与中国的比较中作出的。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对德意志民族给予了客观评价，他说：“他们那种冷静的意志，积极的工作，创造的魄力，确使我们惊叹羡慕；也因为我们中国民族正缺乏这种优性，正需要这种东西。”
留德5年，打下了宗白华一生事业的基础。1925年春天，宗白华在游历欧洲之后回国，经小说家曾朴介绍，被聘到南京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从这时起，他开始写作《美学》提纲。1928年，东南大学更名中央大学，宗白华被聘为哲学系教授，后任该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宗白华即应聘北京大学哲学系，任美学史教授，直至1986年逝世。
给了宗白华以巨大影响的是德国文化巨人歌德。早在青年时代，宗白华就决心去研究歌德的字宙观和人生观，因此，到德国后，他选择的第一留学地点便是可德的出生地法克福。他说过：人生是什么？人生的真相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最重大的最中心的问题，在歌德的人生中都能获得启示……歌德的世界，超越乎寻常闳大。他的生活是最美丽最巍峨的艺术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宗白华的美学也引起了德国汉学界的关注，在1996年夏于黄山召开的“国际宗白华学术研讨会”上，就有德国学者宣读了自己的论文。
季羡林与乔冠华1935年3月15日，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签订了一项相互交换研究生的合同。赴德研究生中就有季羡林和乔冠华。
季羡林1911年出生在山东省清平县一个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在济南读小学、中学。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到德后，他就读于哥廷根大学，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古代印度俗语。经过几年苦读，季羡林终于1941年以论文《（大事）渴颂中的限定动词的变位》获哲学博士学位。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归国不得，季羡林只好留在哥廷根继续深造，师从西克（E.Sieg）教授学习中国新疆古代的焉耆一龟兹语（即吐火罗文），研究印度古代文献《吠陀》。在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季羡林孜孜苦读，所发表的论文引起了世界梵文学界的瞩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46年5月，季羡林才得辗转回到北京，不久即受聘于北京大学，任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至今。季羡林治学严谨，学贯中西，是受人尊敬的学者和教育家，是印度史、佛教史权威。其主要学术成果有：《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季羡林论印度文化》等。
在自传《留德十年》中，季羡林真实、生动地记述了自己留学德国的经历和见闻。在该书的最后一节中，作者写到了他1980年重返哥廷根时的心情，他写道：“我曾在这里度过整整十年，是风华正茂的十年。我的足迹印遍了全城的每一寸土地。我曾在这里快乐过，苦难过，追求过，幻灭过，动摇过，坚待过。这一座小城实际上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道路……”
与季羡林同赴德国留学的乔冠华是江苏盐城人。1929年考取北京清华大学，先读于国文系，第二年便转读哲学系。到德国后，乔冠华先在柏林补习德语，然后便转到图宾根大学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柏林，在那里搞抗战宣传。1938年初，乔冠华经由巴黎回国。
不久，乔冠华应邀赴香港，参与筹办《时事晚报》。该报于1939年春季正式出版，乔冠华撰写的第一篇国际评论《马德里的陷落》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时事晚报》停刊后，乔冠华又应邀参与编辑《世界知识》杂志，从1939年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乔冠华又为《世界知识》撰写了大量评论，因而成为香港尽人皆知的时事评论家和国际问题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乔冠华成了外交家，由外交部部长助理一直当到外交部长。
王淦昌与冯至王淦昌是江苏常熟人，年青时即立志用科学救国。1925年考人清华，毕业后即赴德国留学，先后就渎于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在哥廷根，他曾受业于著名物理学家弗兰克（James Franck）和玻恩（Max Born）；在柏林，他又在与居里夫人齐名的奥地利女核物理学家梅特娜（Lise Meitner）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并于1934年获博士学位。
回国后，王淦昌先后执教于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60年代初，他受命进入核武器研究院工作，在那里工作了17年。在戈壁滩上的试验基地，王淦昌与同事们一起，完成了原子弹、氢弹研制以及地下核试验等重大任务，为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科学家，王淦昌学术思想活跃，学术作风民主，工作踏实严谨，为青年一代科学家作出了榜样。
冯至是诗人，1921年考人北京大学学习德文，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0年，他赴德国留学，人海德堡大学就读，除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外，还学习哲学和艺术史。5年后，他以论德国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的论文获博士学位。
归国后，冯至曾先后任教于上海同济大学和西南联大。1946年调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64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作为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冯至翻译出版有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的《哈尔茨山旅行记》、《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及其他诗作；出版过专著《论歌德》；主编过《德国文学简史》。为表彰他在研究和传播日耳曼语言文学方面做出的巨大成就与贡献，德国的有关机构曾先后授予他歌德奖章和格林兄弟奖章；1987年，他还荣获了德国国际交流中心颁发的艺术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