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家人在老屋里一直住到1980年，对老屋的感情很深，六个孩子，有三个是在那里出生的，母亲也是在老屋的上房去世的。1980年，我家搬离老屋之后，房子给了寿仔侄子用作结婚住家。
改革开放后，侄子们都盖起了新的砖瓦房，没有人再愿意住在土木结构的老屋里，老屋因此变成了舍间，堆放着农具、柴草。
前几年，我每年都会回家乡看看。每次回去，发现村庄总是空荡荡的，村里的人口比过去明显少了许多，村中的劳动力大多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一些"386061"部队⑤在家乡留守。可怜那老屋并不老，只因多年无人居住，屋内多处漏雨，厨房三家已经倒掉了两家。尚有半新的硬三间房屋，开始向西倾斜，不久可能就要倒塌了。
最近几年，我走不动了，没有再回家乡，不知道那幢房子现在已经怎样了。有时，我常常会想起那幢住房，心里很是感叹：那房子不大，硬三间，坐北朝南，阳光好，空气好，冬暖夏凉，住在里面，很气概。
十三、汪开玉
没有书读了，闲在家中，我心里算计着，是否应该跟人出去学做生意，寻一条生路？
解放前，汪家村里生意做得好的，是几户经营鱼苗的人家，他们与白沙汪家、墩上陈家的人一起合伙，因为他们村的水质好，鱼卵容易孵化。每年春汛期间，他们派人去九江采购鱼卵，只花几角钱就可买一碗鱼卵。一碗鱼卵恐怕有成千上万粒，孵化成鱼苗后，便用水箩装上，挑到福建去卖，一尾鱼苗可卖到几角钱，所以经营鱼苗可说是一本万利，不少人家发了财，买了田盖了新屋。
汪开玉多年与人合伙经营鱼苗，他不仅在汪家盖了新房，而且还在行桥街口做了店铺。解放后，如果不是因为儿子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家的富农帽子，是怎么也逃不掉的。
开玉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身材高大，说话慢吞吞，干活有用不完的力气。
有一年，他上福建，经营鱼苗生意获利不少，有人邀他去福州城内风光一番，带他去妓院体会一下福州少女的风韵。开玉本是老实农民，不想沾花惹草，可到了妓院，什么也由不得他，眼看着四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围上来，吓得他赶紧用手按住自己的牛皮兜肚，那里有一百多块银元。后来两个姑娘上来死拉硬拽，把他拉去花花船上喝花酒，衣服脱光一直玩到天亮。第二天一早，姑娘们把他送出门外时，他还是醉熏熏的，只觉得四肢无力。等他一会清醒过来，才发现腰间的兜肚不见了，这下着了急，赶紧跑回妓院，找那两个女子，她们早已躲得不见了踪影。
开玉回家的路费是向同伙借的。
他两手空空回到家，老婆得知他在福州嫖妓女，钱被洗劫一空，气得变成母老虎，天天要死要活骂他，骂得他狗血淋头，说什么他已经五十开外了，老牛还想吃嫩草，这下好了，骨头屎都被婊子吸干了，舒服了吧--，还说，看你一副癞蛤蟆相，还想吃天鹅肉。然后她还坐在村口，用砧板斩稻秆，咒那些福州的妓女。有人说，汪家距离福州有两三千华里，这叫瞎狗吠圆缺，无济于事。这一来，全村上下的人都知道了他家的丑事，开玉觉得不好做人，气得想寻短见，要不是上邻下舍的人都去劝解，叫他想开点，不要气坏身体，汪开玉可能真的就寻了短见。
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在的话，钱总会再回来的。
除了汪开玉，解放前，陈坊村的杏轩矮子，他经营鱼苗生意多年，也赚了不少钱。他也曾到福州的窑子里风光过，回到陈坊，经常自己夸耀自己，所以人们说他："矮子矮，一肚子的拐。"
杏轩矮子听说汪家的开默公（汪开玉的号），在福州玩妓女被洗劫一空的事，觉得十分惋惜，他说："开默公也太老实了，不应该把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一次只能带三四元。就这，在家乡都已经可以买上两三担谷了。你不知道，当你走进妓院，那些妓女们就如同苍蝇叮臭肉一样，立即围上来，拉拉扯扯，把你浑身上下摸个够，最后把你的钱吸干，便把你拖出门去。"
杏轩矮子曾经到过妓院几次，没有花多少钱。"细想起来没有意思，"他说，"出门在外，赚那辛苦血汗钱也不容易。"他为人比较细心，每一次，贩鱼苗赚了钱之后，总会及时把银元换成金条，然后在福州街头买上几棵乌黑的大头菜，把金条插在大头菜里面。回家的路上，他一个破斗笠，挑了担旧箩筐，混在人群中，谁也注意不到他。土匪见他贫苦农民打扮，便推搡着他，叫他滚蛋，别耽搁事情。就这样，他每次都安全地回了家。
那时候，从福建回江西，要翻过武夷山，山路崎岖，关卡很多，而且还常常有土匪出没，不少人赚到一点小钱，在路上过关卡时，往往被土匪抢得精光，最后讨饭回家，有些因此还丧了命。为了安全，过往客商总要等好时间，邀集好一伙人，出资请当地自卫队荷枪实弹，护送过关。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那些出没的土匪里，有不少就是自卫队的人在那里扮演的。
十四、谋出路
父母亲认为，穷人家的孩子，趁早打消读长书的念头，最好能及早去当学徒，学点技术，谋碗饭吃。
当时村里人，日子过得稍微像点样子的，除了贩鱼苗上福建之外，还有趁农闲时出门卖灯芯草的。但这些都不是技术，贩鱼苗一路关卡重重，旅途危险。卖灯草也很辛苦，挑着山一样高的灯草担子，走乡串户，有如乞丐一般。有一次段子去苏北卖灯草，遇到新四军，新四军认为他是国军的探子，幸亏他就住的饭店老板及时出手解救，要不然他回不来。
那几年，我辍学在家务农，父母亲考虑最多的，就是想怎样安排我去当学徒。
父亲在南城大徐村有位表兄徐天生，他早年在福建省建仁府，开设一家"天生堂药栈"，专门制作膏丹丸散，经售生熟道地药材。药栈规模较大，伙计有六七人，徒弟有十余人。
有一天，父亲把我去学药材的事情，决定下来了。吃过早饭，他带着我去大徐村，一路上，我心里还在犹豫，对父亲说，"学药材是一门技术，但离家太远，来回不方便"，说实话，我当时还想有机会继续读书。
到了亲戚家中，一阵寒暄之后，便谈到了当学徒一事，谁知在场的几位老人，都异口同声打破嘴，他们一致认为："学徒弟，吃药饭不好，没有读书好，常言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对我父亲百般解释、劝阻，我父亲只好作罢，打消了让我去当学徒的想法。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他们那样坚决地反对我去当学徒？后来我想，他们可能是嫌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亲戚也分几等，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就拉倒，表亲戚哪有什么诚意，常言道，穷莫靠亲，冷莫靠石。
父亲和我在亲戚家吃过午饭之后，扫兴而归。回家路上，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那还是继续读书吧，万一供不起你读书，你就守住坑垄里的几亩梯田，饭总会有吃的--"
可是，在那样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供养一个读书人，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我大哥读书四年，二哥读了七年，两人合计读了十一年，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少。每年念私塾，单学费少则也要五、六担谷，多则七、八担，甚至九、十担不等。先生的膳食也由学生家长轮流供养，每日三餐，每餐七个菜，三荤三素，一个汤，大米饭一小桶，家长得按时送到私塾里，然后，供饭家的学生陪同先生一起用膳，另外还要每十天供应两格黄烟，半个月理一次发。父母亲辛辛苦苦，指望孩子能有出息，谁料想，大哥读了四年的私塾，最后竟然半夜逃学回家，二哥也不争气，读了六年的私塾，一年小学（秋溪小学），总共七年，连初小都没有毕业。现在，父母亲咬紧了牙关，有心让我继续读书，偏偏又碰上日本鬼子窜扰，一家人一下子一筹莫展。
1942年新春年头，松岗仙俚姑父来我家拜年，他喝过两盅烧酒，有些醉意之后，向我父亲建议，干脆为我找个对象好了，他愿意出面为我包办。他说："我村厚皮先生弹棉花做絮，他家有个女儿正好也十四岁，过两年就可以结婚，到那时他家也不会多要什么聘礼，只需请两桌酒席，至亲好友聚会一堂，吃完酒席把小俩口关进房内，往外面把房门一锁就大功告成万事大吉了。而且，跟着厚皮先生学弹棉花，也算一门手艺，有碗饭吃，不会饿死。""一成了家，父母就不必操心了，真可以说是一了百了"。我父亲那时，在一旁忙着点头称是。
我听后感到十分纳闷，也觉得非常可怕，因那时我才十四岁，对讨老婆什么的根本不懂，一心只想到要读书。而且，我想到我大哥二哥讨的两个老婆，老大家的运麻子/英麻子，把一家人祸害得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老二家的，成天辱骂我一家人，这样的日子，想起来实在让人害怕。所以当时我心思很坚定，我想，不管怎样，讨老婆，现在还不是时候，即使将来讨的话，别的要求没有，一定要孝敬公婆，不能像我的两个嫂嫂那样。
酒席散去后，我悄悄跟母亲商量，我说，"我现在还小，还是把娶亲的钱拿来读书吧"。母亲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在这件事情上，我特别感谢母亲。
十五、二道贩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了行桥，行桥街上，居民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了一整个通宵。
日本鬼子投降后，被破坏的公路，不到三个月就修好了。行桥街上被鬼子烧掉的店铺，很快也重建了起来。行桥镇上的知名人士，乡贤罗元石先生，为振兴乡学，慷慨出资，利用自家祠堂，办起了乐育中学。中学只招收初一年级，共招入三十余人。学校招生时，我马上报名入学，但两个月之后，因学校经费不足，师资设备缺乏，政府又不扶持，乐育中学的学生，大部分回家了，只留下我和江国祥等七、八个学生，还在那里等最后的安排。？？
重阳节后，学校关门了。我邀集了五位同学，商量好要出去经商，主意是我出的，也是我带的头，当时我想摆脱目前困境，哪怕出去做个肩挑小贩，暂时维持一下生活也好，顺便也看看外面的世界。如果马上就回家的话，就只好继续在田里劳作了，说不定，我父亲会趁机为我找好老婆，把我彻底拴在家中，那就实在没有意思了。
主意打定，六个人把各自从家中带来的伙食费集中起来，打算去南城贩香烟下来卖。当夜，大家卷起铺盖行李，半夜从学校出发--半夜出门，是怕学校知道出来阻扰。一行人一径走小路，经邓坊、湖桥、金店，走到金店才天亮。我们在渡口等渡船，坐渡船过河便到了浒湾，在浒湾街上吃了早饭，再沿河往上走，走了两天半，到了南城县，全程大约有180多华里。
在青泥镇对岸的东漕桔乡，我们买了六十斤洋红橘，由几位个子大的同学轮流挑着。一行人走了两天，累得要命，我两脚踝骨的关节处，又酸又痛，痛的不能走路，便由大同学背着我走。那时，心里开始有些后悔了，只觉得"经商难，出门走路都难。"
六个人在南城县内休息了一天，住在一家极便宜的饭店里，两个人共一张床，在南城县里把橘子卖了，除去路上吃掉的五六斤，还好没有亏本。接着，我们选购了六条骆驼牌香烟，骆驼牌香烟比较便宜，是当时最受普通人欢迎的香烟。
第四天，从南城出发，由荣山、莲源的同学引路，当天到达莲源，在同学家歇息了一晚。家长们对我们好言相劝，拆散我们，他们说："小小年纪，怎么会经商？商人狡猾得很，所谓奸商，你们伢仔根本不懂，还是各自回家想办法继续升学吧。"
第五天，六人的队伍变成了四人，从莲源前往荣山，正逢荣山集上演戏，六条香烟除被大同学抽掉几包外，其余全部都转卖给了摊子上，只赚到了路上的两餐饭钱。然后，四位同学走到何家岭的中王村，在江国祥同学家住了两天，商量下一步的打算。
江的父亲长期在外卖灯草，他家境尚可，家中就兄弟俩，弟弟还在读小学。那两天，国祥的母亲热情款待了我们，一日三餐，弄了一桌肉鱼的菜，我们实在过意不去。之后，两位嵩湖的同学回家了，只剩下我和江国祥，我们两个商定，有读书机会的话，还是要去读书。
少年人的经商梦，折腾了六、七天，也就这样结束了。
十六、漫长的路途
我在江国祥家住了大约一个星期，打算等他父亲回来，商量跟他一起出去卖灯芯草。
这时国祥问我，"还有一条路，愿不愿意走？宜黄县农林职业学校，吃饭不要钱，只要交点书本学杂费。"他说，他原先在那所农林职校读过一年书，因路途太远没有同伴，加上他又欠了当地饭店几个月的饭钱，所以他就从职校休学了，回到"乐育中学"来念书。
听他讲，宜黄县农林职校是当地绅士、财主捐资，由政府扶持创办的学校，学校食宿免费。学校有农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菜地，学生每天下午必须在农场的生产基地劳动两小时。农场出产，主要用来保证学校食堂所需。
学校位于宜黄县崇二都小镇上，因该镇出了个省参议员，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博士余精一。余博士对学校很关心，给过学校很多支持。我曾经听过他的一次演讲，内容讲的是中国抗战胜利后，农村经济方面的问题，听上去他为中国的前途十分担忧。
我和国祥经笔试合格，正式录取为农校学生。解决了吃饭问题，我十分高兴，赶紧回家，拿好行李被子继续上学。头一年，农林学校只有我和江国祥两人，第二年，我和他就陆续介绍了七八个人去那里上学，这样一来，开学放学，一路有伴，甚是热闹。
学校距家中有一百五十华里，每年开学放学，往返路途是个大问题。一是自己身无分文，路途食宿怎么办？没办法，我只好在放学头一天晚上，去食堂偷一点剩饭。那时，学校的食堂从未上过锁，每天都会有些剩饭，所以偷一点饭很容易，即使被发现也不要紧。剩饭装在竹筒里（我因无钱买茶缸，自己就锯了一节竹筒做了一只竹茶缸），剩饭上面撒一点咸盐，好留在第二天路上充饥。有几次未偷到饭，路上饥饿时，只好饮用路边的泉水充饥，每饮一次水，可支持走七八里路，等晚上到了同学家里，就可以饱餐一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