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白宫。邓小平语出惊人，确认中国集结军队
他俯视微呈弧形的太平洋。在一万公尺高空。
第二次飞越太平洋，壮阔感一如前次。
五年前，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那个讲坛上，他首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主席的三个世界的宏论。而这一次，巨人已经作古，他本人也在同他的国家经历又一次大起大落之后，作为中国的新的巨人，亲往大洋彼岸。
这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按中国的农历是正月初一——已未年春节。
由于逆地球自转飞行，银白色的波音707座机迅速地没入夜空。片刻，一位机组人员走到他的身边，“小平同志，飞机刚刚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戊午年的除夕。”他笑着点了点头，又点燃了一支熊猫牌香烟，旋即融入沉思。
新年伊始，种种迹象都表明，1979年对他是一个幸运的年头。中美两国首脑再一次会晤，中美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引起世人瞩目。他的照片又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被选为1978年“世界风云人物”。更重要的是在国内，一个月前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凡是派”没了市场，华国锋作了检查，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现在，掌握着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实际最高权力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他，要在国际舞台上施展他的政治才干和艺术了。
1月29日上10时，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仪式，以欢迎外国元首的礼仪欢迎邓小平副总理。五星红旗和星条旗有史以来第一次并排飘扬在美国总统府上空。宾夕法尼亚大街也插满了中国红旗。在华盛顿，对代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的需求是很少的，国务院礼宾司的一位官员给纽约的利伯曼打了电话，于是从没有一面中国国旗到做好160面红旗这项工作就完成了。另外，佐治亚州穆尔特里市市长兼警察局长也在28日亲自将精选的1500枚红色的、粉红色和白色的茶花送到白宫。作为欢迎邓小平的国宴上的主要饰品的山茶花，是卡特家乡佐治亚州的州花。这种花是两千年前首次在中国发现的。美国给予邓小平“超级红地毯”的“超规格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1100多名记者云集华盛顿报道这次划时代的访问。一位美国记者写道：在华盛顿——这个国家的的这个圣地，他将看到一座座五色石建造的民主圣殿，一座座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纪念碑，一座座巨大的博物馆和政府的全部壮丽景观。然而，邓小平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倒是他在美国遇到的几次亲台湾分子的示威和极端主义分子“手举红宝书的游行”，更加深了他对美国式民主的反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会忽略他的主要的目的。
红地毯。礼炮。仪仗队。白宫的欢迎仪式。在简短的致词中，卡特热情地借这个机会邀请中国同美国一道“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却严肃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安宁”。
不知是要考验还是要证明他那过人的精力，在美8天，他的日程每天都被排得满满的。
1月31日，星期三，华盛顿。
晨，在布莱尔大厦接受费城坦普它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出席仪式，致辞。
上午，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上午，瞻仰林肯纪念堂，献花圈。
上午，参观华盛顿全国宇航博物馆。
中午，同一批有影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共进午餐，回答问题，发表重要讲话。
下午，出席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交流协定签字仪式。
下午，在华盛顿国宾馆接受美国广播电视界采访。
晚，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举行盛大答谢招待会。
晚，会见西哈努克亲王。
在美国，他从阿拉斯加到华盛顿，然后乘坐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座机，飞往亚特兰大，再到休斯敦，最后至西雅图，把美国绕了一圈。
他抵达美国之后两个小时，就到布热津斯基家中赴宴，品尝的是烤牛肉，这一“典型的美国菜”，是一年以前两人在北京就商定好了的。为了这餐家宴，女主人忙得不亦乐乎，直到客人满意地离去。而布热津斯基这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更是逢人便讲，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后的第一顿饭，就是在他家吃的。
在休斯敦的一天中，他既坐了开发西部时的公共马车，又坐了航天飞机，他坐在马车上绕赛马场一周向观众致意，他坐进航天飞机进行了从十万英尺高空向地面的模拟着陆。晚上他吃了一顿标准的牛仔晚餐，浓汁烤猪排、烤蚕豆、核桃馅饼和啤酒，然后又穿着毛式制服戴着牛仔帽观看了骑士表演。观察家们说，邓上一次戴帽子是在六十年代中期，那是被红卫兵戴上纸的高帽子游街批斗。在约翰逊航天中心，第一个环绕地球飞行的美国人格伦参议员为邓小平讲解，邓对他说，“你成了神仙了。”格伦说：“人们什么都叫过我，但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称呼。”
2月1日，中美联合公报在华盛顿发表。公报中说，两国“重申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当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美国国务卿万斯，要求对公报中的“霸权”一词作出解释，万斯于是试图使这位苏联外交官放心，美中并没有联合起来对付俄国。
苏联人当然不能放心。1月27日，即邓小平访问美的前一天，塔斯社报道大批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集结，并对此表示关切。与此同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的文章，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关系每发展一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局势就变得更具有危险性。在一月份中，国际舆论大量报道了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的集结和调动，并对此作出种种分析和猜测。对于这个各国记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邓小平在美国同样快人快语，直言不讳。
每天，邓小平猛烈抨击和强硬警告的语言，都被各种传播媒介从北美发往世界各地。
还在两个多月以前，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以及途径仰光的时候，他就毫不含糊地抨击大霸和小霸，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并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但越南还是有恃无恐地大举犯柬，并且轻易得手。这不仅是侵略一个主权国家，而且是对中国的无视和挑战，岂有此理。欺人太甚。这回巨人是真的动怒了。
邓小平方美，在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纽约州一位众议员说：副总理先生肯定给美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蔼可亲。
华盛顿一位教授说，邓小平坚强有力，语言精辟，超载了当，机智老练。
美国一位新闻评论员说邓讲话坚强有力和富于幽默感。
一次和美国国务卿万斯共进午餐之后，邓小平同等候在国务院休息室的记者们进行了短暂的交谈，记者问他们会谈中都谈了什么，邓说我们谈了“从地上到天上的一切问题”。
在和卡特第一次正式会谈开始这前，邓小平问道：“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项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没有。”卡特说：“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的烟草。”
邓小平笑着说：“好。”取出一支香烟就点燃吸了起来。
但邓小平给美国以至世界印象深刻的，显然更在于他强硬的一面，尤其是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言论。
“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而霸权主义是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大威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和平不是靠乞求所能够得到的。想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和遏制霸权主义，打乱战争策划者的战略部署。”
1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的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共产党邻国的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答：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在休斯敦同新闻界人士共进午餐时，他说：“尽管中国条件有限，但我们一事实上尽最大的可能支持民主柬埔寨。”
1月30日上午，在同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两们领导人一起来到阳光灿烂的白宫玫瑰园，邓小平说：
“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几天之后到东京，邓小平对田中说：“对侵略者不难能可贵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对大平说：“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日本外务省人士对此十分吃惊，说这是在外交上极少使用的激烈的措词。
但此时美国人却不象日本人那样紧张。一位美国公司的负责人说：“美国人很喜欢听到副总理关于苏联和越南侵略的谈话，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自己不便这样讲。”
邓小平还在侃侃而谈。
有记者问到越南侵略柬埔寨，邓小平说：“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却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当问到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调动时，邓小平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
问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他说：“我们得等着瞧。”
最后，邓小平强调说：“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当邓小平同卡特谈到“教训越南”的话题时，卡特曾经婉转地谈到美国在越南的“教训”。
但邓小平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一旦下了决心，很少有什么能够合之改变。毛泽东曾经评价他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又指摘过“死不改悔”。但正是这种个性，使他一次次被打倒之后，又一次次东山再起，并最终成为最高领导集体的领班人。
不定期在卡特为邓小平举行的欢迎国宴上，巨大的圆桌的中央，放着一丛盛开的山茶花，周围燃着一圈明烛，申述上摆着请华裔书法家用两种文字书写的菜单，主客举起特级香槟酒频频碰杯。卡特在致词中首先说：“象您，副总理先生一样，我也是一个农民；而且，同您一样，我过去也是一名军人。”卡特是想强调双方的共同点，实际上恰恰道出了双方的差异。
卡特确实是一个农民——农场主，他从事政治远不如搞经济活动自如；而邓小平则是一名职业军人，他最得心应手的就是驾驭指挥军队。卡特在二战后在海军服役七年的经历，显然无法与邓小平那红军时期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抗战时期的一二九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指挥刘邓大军和淮海战役前委总书记的军事资望和戎马生涯相比。虽然身为总统的卡特是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但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却更有实际的国防决策和军事指挥权。
况且，同越南接壤的广大地区，既是他早年领导武装起义的地方，又是他率军解放的国土，而此番教训越南，又是他重掌军权之后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
箭在弦上。
2月7日，法新社自河内报道，越南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决不惊慌”。
2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每一方都在各自的轨道上按惯性甚至加速度运行着。
也许，这一切的合力，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了2月17日那个日子。
2.血与火的二月十七日也许有巧合性，自1919年中国跨入现代史以后，年度的尾数逢“九”多有大事。越往后越明显；年轻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于1949年；1959年发生西藏叛乱，中央政府出兵平息；而1969年中苏间严重军事对峙及边境地冲突，几乎酿成一场大规模战争。
那么，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会如何呢？
年度轮回中的每一天，都被一环环无情的年轮叠加上不可磨灭的历史负荷。把本节标题上列示的这一天投影到历史上的同天，无疑，如若不是最平常最不惹眼最无可回忆最不值得纪念的日子，至少也是这样的日子之一。
然而，将2月17日置于尾数“九”字号序列的1979年，令世界瞠目结舌的火团嗤嗤作响地燃到了导火索的根部。
历史记住这一天。
和平与战争都铭记这一天。
这一天对越南是黑色的。
几年的一意孤行当然痛快淋漓。打着主权和内政的旗号，不受任何约束，对邻居想打就打，想占就占。被隆隆的战争惯性驱动着，殊不知正义战争胜利后会陷入非正义。终于到了有一天，发现身边的巨人继几年警告之后攥紧了拳头，越南虽大喊不怕却一身冷汗。
此时的惊慌与昔日的威风形成鲜明对比又恰是正比。越南开始向被它强奸的国际法和国际舆论频送秋波。匆匆于1978年11月3日与苏联签订两国友好合作条约。吁请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中国宣布要进行的处罚。同有比这更无赖的了——1979年1月7月越南军队攻占邻邦柬埔寨的首都金边，而1月8日其外交部发布指摘中国当局在中越边界加紧集结大量军队的声明并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递交。
晚了！
中国南陲篷连城，大军云集，铁路公路上开进的野战军源源不断，已成箭在弦上弯弓满月之势。
恐怕世界上很少有人不对这种局势表示严重关注，并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作出判断：威慑，还是真打？
众说纷纭中，《马来亚通报》以《中国会惩罚越南吗？》为社论标题，写道：“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前日完成美国日本之行返回北京后，中越边境局势显得更形紧张，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慨。”“自越南驱逐华侨，侵占柬埔寨，并在边境与中国军民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后，中国显得不能不有所行动了。”这种对事态发展必然性的清醒预断，透出一种政治家的现实眼光。这篇社论甚至相当精确地展望到：“邓小平所说的惩罚、教训，就象当年中国攻打印度一样，是有限度的打了就撤退而不占人领土的。这种闪电似的一战，既可大快各国人心，也可压一压越南这个东方古巴的气焰。”此时，离2月17日仅有七天。
对越南来说，至关紧要的是判明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的日期。毫无疑问，尽管不能说经常错误估计自己与对手力量的越南当局不存有某种幻想，但惯于主动出手的人对自己挨打也是最敏感的。
世界越来越小的今天，大部队调动已无秘密可言。越南情报机构密切注视自1978年第四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数量大约为二十个师的力量，已具有随时给予一重击的能力。
中国这队将于1979年元旦进攻。越南北部边防的一线部队接到这样的战争警报。阵地、哨所、公安屯、屯兵洞枕戈待旦，一声虚惊。元旦前六天的圣诞节，越军十几万部队大举入侵柬埔寨，对节目疑神疑鬼乃在所难免。
又警告：一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