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九年对越作战打响之后，一曲《再见吧，妈妈》唱遍了全国。老山作战以后，先是升起了《十五的月亮》，继而扬荡起《血染的风采》，87——88年度，战区最为流行一首男女声二重唱《两地书，母子情》。
《再见吧，妈妈》：战士——母亲《十五的月亮》：军人——妻子《血染的风采》：军人——恋人《两地书，母子情》：战士——母亲前线军人大都喜欢这几首歌，否则它们不会流行。这四首歌，也都曾经引起过争论，见仁见智，宜唱不宜唱，但争论归争论，军人照唱不误，前线的这人尤其需要寄托和抒发自己的情感。
团政委吴延明说，有的指导员跟我说咱们不能让部队唱《血染的风采》，太悲了，涣散军心，有的还说有反战情绪。临出发前好些家属也跟我说，这个歌不吉利，太丧气，这还没走呢就说不回来、不起来的了。他们不懂噢，这就是政治工作。还有让歌给唱垮的部队吗？
没听人说吗，在福建前沿，前几年咱们不让唱邓丽君的时候，他们的大嗽叭成天对着你放。
后来呀，咱们大陆的流行歌曲比邓丽君还邓丽君了，你猜怎着，轮到他们不敢听咱们的了。
“国军”倒害怕“共军”给“腐蚀”了。再说，总得让人有个发泄渠道吧，你越堵，越是给自己找麻烦添乱，越禁止越坏事。我就是要让大家唱《血染的风采》，出发前唱，路上唱，开会唱，开饭唱，天天唱，反复唱，唱得多了，就不在乎了，就不觉得悲了，士气就起来了，我的思想工作也就好做了。
开进途中，天津新兵小韩说，前天在火车上，我无意中唱起《梦中的妈妈》，我就流泪了。出发以前，我写信跟妈说，我们打的是防御战，领导上说危险不大，让家里放心。我妈妈回信，说了好些鼓励的话，让我听领导的，向老兵学习，让我别想家，好好照顾自己。我本来想把妈妈的信带着，可是领导说不能带没用的东西上前线，我就把妈妈的信放在营房了。
离前线越近，我心里头越不平静。那天，我唱《梦中的妈妈》，唱了两遍，不知道眼泪怎么就流出来了。我真是无意唱的。我长到十八岁，头一次离开家，头一次离开妈妈，我又一想，我入伍已经一个月零三天了，我已经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了，不能哭泣，打仗保卫四化不应该想家，我就把这个缺点改正了。我就不唱《梦中的妈妈》，我使劲多唱让青年人欢乐的歌曲，和老兵学习打扑克，经过政治教育，我不想家了。妈妈的那封信，我也放在营留守的包袱里了。你看我是真的不想家了吧？
八七年十月，在八里河东山主峰，总政歌剧团慰问演出。下着雨，观众没有一走的，他们中间好多人，是各个阵地派来的代表，提着录音机来看，回去给坚守阵地战友们放，演员们也在雨中演出。着名女歌唱家张越男登台了，她说：“我是一个入伍43年的老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为战士们唱，那时候我还小；在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前线我为战士们唱，那时候我还年轻，现在，我已经老了，但你们正年轻。今天，我代表后方的母亲，为大家演唱一首《两地书，母子情》——“孩子啊孩子，春天我想你。”
“孩子啊孩子，夏天我想你。”
“孩子啊孩子，秋天我想你。”
“孩子啊孩子，冬天我想你。”
深情的歌声在主峰的雨中回荡，在人们的心中轰鸣，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雨水，滴着泪水。这场雨中演出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最后一个节目是，政委指挥大合唱《血染的风采》。
八八年二月份，新华社一记者写了篇内参《不要给战士送“催泪弹”》。
记者说，这首《两地书，母子情》，“目前正风靡老山，成为前线最流行的歌曲之一。不论在舞台前，阵地上，还是在猫耳洞里，战士们每当听着这支歌，就深切地凝思、静静地流泪。”“从边防部队对越自卫还击战以来，前线流行着许多歌曲”，“召唤着年轻的战士们奔赴战场，英勇杀敌，勇往直前。”“然而，1985年后，前线流行歌曲出现了一些新格调。有的歌，战士们边唱边流泪，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味道。有的歌使战士思亲念家之情油然而生。”“近几年，有一种倾向，似乎把战场上的歌写得越凄婉、越悲壮就越感动人。格调低，、旋律悲，起不到振奋士气，战胜困难，压倒敌人的作用”，“八十年代的军人，有理想、爱学习、懂生活，他们需要的是富有时代气息、体现青年特点、蓬勃向上、生动活泼、优美动听的歌，而不是需要催人掉眼泪的歌。再说，中越边境战争，我们是正义的，而且始终占着主导地位。在敌人面前，为什么要表现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呢！”
54.她们在第二战场丁卯中秋，一封信从四川富顺寄到了松毛岭前沿，人们一看，是四个月前在这里牺牲的八连指导员朱厚良烈士的妻子胡正英写来的。信中附有一首诗，她请求将这首诗在厚良的牺牲地读一下：
今天，你再也不能够/象每次探亲时那样/沉浸在家庭的温馨/沉浸在那本该属于你的/——我的微笑，女儿的嘻戏之中/祖国母亲的一声呼唤/你便去了你用你坚实的脚步/你是揣着故乡亲人的重托/踏着那弥漫着哨烟的焦土/你用你青春的鲜活的血流/灌注着祖国的边陲/灌注了南疆的杜鹃/灌注共和国旗帜的火红/你去了是军人的妻子那能没想过/在这感情的天平上/我们选择了祖国/为了和平的太阳不落你用你最后的呐碱/振动了千万个战友的心/这声音，也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我的爱人啊，我最亲爱的人！
今天，中秋佳节/我把你呼唤，轻轻呼唤/呼唤着我们执着的爱/天上那一轮圆月啊。
妻的呼唤，他已听不到了，就象上次，他的声音，她没有及时听到一样。丁卯春节，朱厚良从阵地给地寄了一盘磁带。但家里没钱买录音机，她也曾向人借，人家推说机子出了毛病，她跑回家就哭了。直到噩耗传来，直到记者到她家采访，她才从记者的录音机里听到了丈夫半年前的声音——亲爱的妻，为夫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不曾给你多少温暖、幸福，更别说什么欢乐。我感到，我给你带来了负担：老人的照料、家庭的重负、孩子的哺育，还有难耐的相思、挂念和担忧。这些，我只能自责和自愧。但你却从没嫌弃过我，而给我无私的奉献，积极的鼓励。
她天天盼他的信。她天天从报纸上看前线的消息。那天她又去收发室找报纸，找到的却是失望，人们把当天的人民日报藏起来了，因为那上面有他牺牲的消息。当领导准备把那消息跟她谈时，她正背着挎着包要去上夜校。单位接到县民政局的通知，正商议怎样告诉胡正英，她从一楼到二楼借毛笔来了，人们问她干吗，她笑着说练毛笔字，其实大家都知道，她又要给厚良寄包裹了。几天之后，她悲痛着还是把那个包裹寄出了。不过，这一次信封上和包裹上写的已不是“朱厚良收”。她在信中说，厚良生前在给我的信中交待了两件事，一件是让我买些防中暑的药品寄去，他说战士们在猫耳洞里太热了。怪我没抓紧，现在遵照他的嘱咐，给你们寄去。第二件事，他说他太忙了，让我帮他做些工作，给你们在后方的亲人经常写些信，给他们一些安慰也好。请你们把家庭地址都告诉我吧，我要遵照他的遗嘱给你们的亲人写信。
战友们深深怀念他们的指导员，也深深感铭这位好嫂子好大姐，从前线寄去了无数安慰的信件，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朱增朱挥笔写下了《为了和平的太阳不落》的长文。
元旦前夕，老山又收到胡正英的一封长信：
亲人们：在我爱人朱厚良牺牲以后的这些日子里，你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鼓励着我和我的全家。是你们那种无么奉献、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贵品质，鼓舞和温暖了这颗因失去亲人痛苦绝望的心。要坚强地活下去！。我是一个极平凡很普通的军人妻子。我爱我的丈夫。
我应作为丈夫带来上的铺路石，尤其他上了前线以后，为了让他更安心工作，还好兵，多打胜仗，我尽力不把家中的困难或者因思念担忧过度的怨言向他吐露，别让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分心，影响战斗。但是，我也是一个感情的奴隶。日日夜夜地盼望着他平安无事，早日凯旋。我和女儿在家里天天掰着手指头计算着他归来的日子，让我们歌功颂德享家庭的温馨快乐！
可是，今年5月31日于天，可恨的越寇，可恶的炮弹却撕碎了我的梦幻，夺走了我的厚良。我哭泣、呼唤！“厚良！你走得竟是那样的匆忙，你哪怕是再多活十年也啊？”我们那年迈的双老是多么盼望你回家来，安度他们的晚年；我们幼小的女儿是多么需要你的培养教育；我又是多么盼你回来，让我们好好地团圆。可你却永远地去了。
面对我们那天真可爱而又永远失去父爱的小女儿，我忍不信满面的热泪，特别是当房子看到电视里有穿军装的解放军叔叔时，她就要反复地问：她的爸爸是不是那样神气；每当幼儿园阿婕发给她糖果时，孩子也是要叫给她爸爸留点，等爸爸过年回家时吃；当孩子与小朋友一块玩耍各自谈论自己的爸爸时，我那倔犟而又不晓事的孩子呀！也总是对小朋友们说，她爸爸还在前线打坏蛋，打完敌人就要给她买新衣回来，还会给她讲许多许多的老山前线的故事。孩子呀！你爸爸可已经永远不能回来了。我的心真碎了，住进了医院，体重下降了三十几斤。
然而，为了和平，为了正义，为了祖国的安宁幸福，不知又有多少军人的妻子用柔弱的肩膀，用坚毅和顽强，独自承受着家庭的重负。那耕耘农田、照顾婆母儿女的汗水，那在夜半更深遥遥思念的泪水，无不包含着她们对丈夫——军人纯洁真诚的爱情。战争岂止是对军人的考验，我们同样经受着考验。
亲人们：请你们放心！现在我的身体好多了，每天坚持上好班，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力照顾好老人和孩子。当然在念后漫长的人生路上，也许我还会遇到坎坷，但无论如何我也要把厚良的亲骨肉，我们的小女儿抚养成人，让九泉之下的厚良安息。
死者，已经去了，留给活着的只有无尽的思念和悲伤。朱厚良牺牲后，胡正英天天为他守灵——屋里正中悬挂着着黑纱白花环抱的烈士遗像，下面的案子上放着烈士的遗物：日记本、小提琴、军功章、函授教材。每天每天，她都把遗物擦了又擦。吃饭时，她在遗像下面放一只碗，一双筷，一盒烟，轻轻地说：“厚良，快吃饭吧。我们都等你了。你的胃不好，不能吃凉的。”每逢节日，她就让三岁的女儿衡衡给爸爸下跪，请他下来团聚。
这就是她们的战争。这就是战争之于她们。
她们削瘦的肩上的重荷太重了。社会上，生活中，心理上，感情中的重荷于她们是太重了。
做女人难。
在中国做女人更难。
中国军人的妻子尤其难。
烈士的妻子更是难上加难。
排长张金生的妻子是唐山一家工厂的工人，他们结婚七天，丈夫就上了前线。她不停地给他写信，寄苹果、月饼、麦乳精，还有录着她的声音的磁带。然而她盼来的却是睛天霹雳。
部队同志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我什么要求也没有，只有两点遗憾，一是我应该早点和他结婚，让他多享受一点人间的温情；二是我没能为他留下骨肉。”采访的军报记者深受感动，表示一定要写她，让世人赞美她。部队领导却对记者说：“求求你啦，别写她了，还是让她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吧。在珍宝岛战斗中，有一们战斗英雄牺牲了，几年后，他的遗孀想改嫁，可部队领导反复做她的工作，叫她一心一意抚养好孩子，珍惜英雄妻子的称号。直到现在，她的女儿都上了大学，并且有了男朋友，而她还是孤身一人。”
解放军报曾刊登署名为胡世禄的读者来信。信中说：
10月中旬，我采访了一等功臣张新奎烈士的妻子郭喜梅，一见面不禁使我吃惊：她比几个月前消瘦多了，看上去老了许多。我问她怎么瘦得这样厉害，她眼眶湿了，声音低微地说：爱人牺牲后，我很悲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里象有针在扎，体重由101斤下降到79斤。领导和同志们很关心我，我很感激。
郭喜梅是陕西省眉县人，共产党员，去年7月随军，在部队家属工厂当工人。她爱人张新奎申请去前线某部二连担任指导员。她积极支持丈夫上前线，担起抚养孩子照顾老人的家务，工作干得也很出色。今年3月，张新奎在战斗中为营救战友光荣牺牲。
张新奎牺牲后，留下了一个四岁半的孩子、因脑血栓引起下肢瘫痪的父亲、年迈的母亲和在前线腿部致残的弟弟。一些好心人见此景况，对郭喜梅说，这样一个家庭，你一个体弱多病的妇女怎么撑得起来，不如趁早改嫁，或是招个上门女婿。郭喜梅说，我要将孩子抚养成人，为新奎的父母养老送终。8月份，团里几位领导和家属来看望郭喜梅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郭喜梅说，我今年只有29岁，不考虑这个问题也不现实，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这话一传开，营内外议论纷纷。有的人在背后骂她：“丈夫尸骨未寒就想改嫁，太绝情了。
算什么妇女标兵，算什么党员！”有人当面嘲讽她：“先进当上了，荣誉到手了，当寡妇就不好受了是吧？”也有人以现身说法劝她：“我十八岁就守寡，几十年都过来了，你都快三十的人了，还改什么嫁，不如把孩子拉扯大，落个好名声。”婆婆听说了这件事，提出把孙子的户口迁走，还要郭喜梅表态，要改嫁也得守孝三年。甚至有些部队领导也在考虑，要是孩子喜梅改嫁，妇女标兵还让不让她当，评功评奖还评不评她。
郭喜梅含泪对笔者说：我有许多难处。我连小学都没读完，孩子整天要我给他讲故事，我实在无法满足他。有天晚上，电灯开关坏了，半夜里我不想麻烦别人，自己去修，一下子让电击倒在地。生活中比这更麻烦更难的事多了，我想再嫁，是想把我们的孩子抚养成人，让老人也过得舒服些，也好减少一点组织和同志们的麻烦，并不是为图清闲，民开新奎的父母不管。
战争是男人的事业。硝烟是男性的激素。
但战争却终终与女人的天性相悖。战争所给予女人的，恰恰都是她们最不需要的。尽管最不需要，她们依然是默默地忍受。
我们的伟大的母亲和妻子。
我们的内向的中国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