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拿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些具体的自治权来说，无论是财政自治权，还是经济建设自治权；也无论是外贸自治权，还是教育自治权，以及其他种种自治权，实施起来总是摸不着边际，如财政自治权问题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各级自治机关相应地建立一级财政，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安排使用；其财政收入和支出项目，由国务院按照优待民族自治地方的原则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财政收入多于财政支出的，定额上缴上级财政，上缴数额可以一定几年不变，收入不敷支出的，由上级财政机关补助；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高于一般地区等等。由于光定性不定量，不具操作性，所以实施起来不仅困难重重，难以落实，更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国家在进行财政体制改革时根本不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所以财政体制越改革对民族自治地方越不利，如1958年中央给地方下放管理权限，相应扩大了自治区的财政自主权，1963年12月，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主权和照顾问题所作的新规定中也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一些权力，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1980年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央又一次下放财权，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特别是在保留原有照顾和财政自主的基础上，每年递增10％的定额补助，使民族地区得到了实惠。但是1988年起实行“定死基数，递增包干，超收全留，短收自补”的财政管理体制，不仅停止了递增补助，反过来还要向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借支地方财政收入的10％，已不再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而1994年开始实行的新的财税改革，完全不顾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区别，严重削弱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财力，使得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不禁要问：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别还承不承认？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惠和还实行不实行于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法律权威何在？在事实面前，有关领导机关已不能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了，信任危机由此而加深。
其三《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之一，应该是很有权威的，是必须实施，必须执行的。但是，时间一久，人们发现，《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一部法律是极不完备的，其一无解释机关，二无实施细则，三无监督机关，因此人们可实施也可不实施，可执行也可不执行。正如笔者在《实施自治法研究》中所说：“现在的自治法，实际上是个‘三不像’，即既不像法律，也不像政策，也不像行政法规。实际上是一部法律、政策和行政法规的混合物。”徐杰舜、吴淑兴主编：《实施自治法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146页。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则说得更加尖锐；有的说：“《民族区域自治法》是给少数民族的一封慰问信。”有的说：“《民族区域自治法》是给少数民族的一个‘画饼’。”对于具有无比权威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如此评价，不是生动而具体地反映了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中正在滋长的信任危机吗？
依笔者的观察，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自治权没有很好地落实，他们的经济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本来就先天不足，却硬要他们与发达地区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使之又“后天失调”，这些问题的提出已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而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不断可以听到这种呼声，遗憾的是人们不是充耳不闻，就是束之高阁，久而久之在政治关系上出现信任危机是不奇怪的。笔者在这一次向新疆有关少数民族人士的访问中，请他们用最简练的语言说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焦点是什么时，他们一致认为是“不信任！”笔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政治关系的这一变化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2）在经济关系上出了“马太效应”
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经济关系上的变化，最突出的就是出现了“马太效应”。所谓马太效应就是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
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的学者就指出：“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虽已被人们普遍地认识和接受，地区间差距的拉大虽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西部民族地区在其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与全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惊人地拉大，短短的几年差距扩大几乎涉及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差距扩大的程度有的翻了一番，有的甚至翻了几番，差距扩大的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却不能不认为是超常规的，从而引起举世注目。”并认为：“差距扩大，决不只是一些量化了的经济现象……”曹征海、马飚：《起飞前的战略构想》，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5~13页。1982-1986年西部民族地区差距扩大的速度是惊人的，短短的五年，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与东部的差距扩大速度接近或超出翻了一番；扩大的差距额数量也是惊人的，1982—1986年西部与东部差距绝对额净增绝对量，工农业总产值净增2501．63亿元，工业总产值净增2310．92亿元，均超过了1986年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完成额。
有的指标在五年内差距额增长就高达数倍，如人均农业总产值民族自治地方与全国、非民族自治地方的净增差距额分别翻了2．54番和2．56番，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净增差距额分别翻了1．52番和翻了近3番，人均粮食总产量差距额均翻了1番多！与此相应，五年内民族自治地方人均各项产值与全国、非民族自治地方相比不断降低，其中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分别降低了7．15个和7．59个百分点，人均农业总产值分别减少了21．29个和23．27个百分点，人均工业总产值分别降低了1．48个和1．82个百分点，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降低了9．99个和11．03个百分点。
但是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这种差距拉大的态势并没有引起高层领导的充分注意和高度重视，反而实行“梯度推进战略”，国家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又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在短短的10多年里就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一大批沿江、沿边开放中心城市，使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这种“梯度推进战略”实施的结果，是富的越富，沿海一带的发达地区确实富起来了，而穷的越穷，西部民族地区本来就十分短缺的资金、人才也“一江春水向东流”，使本来已扩大的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得更大了。据统计，1995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58260．5亿元，其中：东部地区为33615．4亿元，西部地区为8149．7亿元；东西部地区之比为：57．7∶14，东部是西部的4．12倍。1995年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4754元，其中：东部地区为6860元，西部地区为2850元，东部是西部地区的2．41倍。而东部地区的江苏省锡山市达21400元，是西部地区的7．51倍，是全国平均数的4．5倍。差距之大，应令人震醒。许明主编：《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382页。
而据胡鞍钢等人在《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中所列举的最富地区与最穷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来看，上海与贵州人均GDP之比，1990年为7．3倍，1991年为7．5倍，1992年为8．6倍，1993年为9．5倍，1994年为9．9倍。若按1980年各省市不变价格计算，上海与贵州人均GDP之比1991年为10．5倍，1992年为11．2倍。胡鞍钢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1995年，59页。差距之大确实震惊得叫人瞠目结舌。
真是如俗话所说：“越穷越见鬼”。经济关系中出现的这种马太效应，在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中已引起了深深的不满，他们不少人认为资源的不等价交换是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掠夺”，有的专家已指出：中国地区人均GDP相对差距过分悬殊，已经超过前南斯拉夫解体前的水平；从各地区人文发展指标看，中国在世界上亦属于地区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最高的地区（上海）与最低的地区（西藏）相差100位。胡鞍钢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1995年，246页。
经济关系中这种马太效应的出现和发展后果十分严重，联合国《1994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指出：地区差距扩大是导致国家分裂的重要原因。胡鞍钢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1995年，261页。胡鞍钢等人分析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来说有三：一是认为本地区的落后和贫困是由于采取歧视性政策造成的结果；二是认为目前持续存在（或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是政府失职的表现；三是可能诱发分离主义倾向，既然留在一个国家内得不到经济援助，不能改善本地区的经济地位，那么成为一个独立实体，可能经济发展得更快一些。总之，地区差距过大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统一问题。胡鞍钢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1995年，260~261页。这种分析对于一直在把握中国民族关系发展脉膊的笔者来说是十分赞同的，虽然我们的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并不喜欢听这些话，也不一定会赞成这些观点，但是由于地区差距的过于悬殊而造成的国家分裂在世界上已不乏其例，过去盂加拉从巴基斯坦中独立出来是一个范例。所以，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这种“越穷越见鬼”的马太效应，是国家的心腹大患，也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文化关系上出现民族主义倾向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民族在广义文化概念的深层次反映。但是多年来民族主义在中国似乎成了一个禁区，人们尽量回避这个问题。俗话说：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千多年，封建意识浓厚，缺乏民主传统，缺乏民族平等思想，虽然随着民族压迫制度废除，产生民族主义的根基已经被铲除，无论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已不复存在，但正如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并没有被彻底清除一样，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没有被彻底清除，其中尤其是大汉族主义，在汉族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占据中国统治地位，汉族人口比例占全国的绝大多数，汉族几乎遍布所有民族地区，汉族的经济、文化相对发展较快，较先进的背景下，彻底清除其在中国民族关系中的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毛泽东对此曾正确地指出：“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213页。加上“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与此同时，地方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在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阶级一方面对其统治范围内的各族人民进行剥削，压迫，另一方面打着“民族”的旗帜，以保守、排外、分散为特点，对中央王朝进行抵制，各占地盘，各自为政；甚至搞分裂活动，这种影响要从根本上消除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所以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序言中都明文规定“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凡事要从根上看，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制定正确的政策，所以笔者认为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关系中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难道采取鸵鸟政策就可以消除民族主义的影响了吗？
上面是就国内的历史根源所作的论述，而就国际环境来说，前已述及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对中国西北一部分少数民族或明或暗，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影响，加上国外反华势力和国外分裂势力的存在，达赖集团和沙伊集团在国外还在疯狂地进行分裂中国的反动活动，又怎么能不对中国产生影响，发生作用呢？对这种形势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掉以轻心呢？
事实上正是在这种国内根源、国际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下，在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表现在文化关系上出现了民族主义抬头的倾向，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了破坏国家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主要危险，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只要想一想这十几年来曾发生过多次的西藏的骚乱、新疆的事件就会与笔者得出同样的结论。当然，西藏的骚乱和新疆的事件是地方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的表现，一切均发生在明处，性质明确，比较好处理。严重的是目前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之中正在增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治意识，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正确的政策，一旦被西方反华势力和国外分裂势力所利用，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但更叫人担忧的是人们对当前大汉族主义倾向抬头的麻木不仁。改革开放以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出于什么目的，尽管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明确规定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但人们却都避而不提。这就为大汉族主义的滋长提供了土壤和环境，所以，这几年大汉族主义抬头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有：
——以先进民族自居，忽视少数民族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递度推进战略”的实施就是一例；
——不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特点，甚至否认民族差别，搞“一刀切”，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就是一例；
——不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自治权无法落实，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迟迟不能制定就是一例；
——在资源开发上侵犯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广西西津水电站库区壮族移民问题二十多年不得解决就是一例。
——否认民族和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复杂性，有人提出“淡化”民族、民族问题和民族意识就是一例。
所有这些大汉族主义抬头的表现已经或正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起着负面的影响和作用，这是我们再也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了。
说实在的文化关系上出现民族主义的倾向，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我们就可能是睁眼瞎，摸不到也看不到，但是这种表现在意识形态上的民族关系的变化，发展下去，既会加深信任危机，也会扩大马太效应，周恩来曾语重心长地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