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孔繁森不幸殉职的噩耗传到西藏阿里地区后，当地的干部群众从各个不同的地方跑到地委，询问是否属实，当听说是实情后，有的当场失声痛哭，有的整个晚上无法入眠，一连几天地委大院的领导干部无心工作。当天，阿里地委、行署就收到藏汉群众为安排孔繁森后事的14000元捐款。1994年12月5日，阿里地委、行署在群英广场举行悼念活动，5000多人的地委驻地，就有2000多名干部群众自发地汇集到广场，藏族同胞敬献哈达，汉族同志戴上白花，人们用各种方式寄托着自己的哀思。几位藏族老人扑到灵桌前，面对孔繁森的遗像哭喊着：“孔书记，你对阿里人民恩重如山，我们不能没有你啊！”1994年12月15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隆重举行孔繁森同志骨灰安葬仪式，许多群众自发地赶到拉萨烈士陵园，沉痛悼念孔繁森同志。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郭金龙在致悼词时也是含着眼泪，悲痛地四次讲不下去。当孔繁森的骨灰安放进墓穴时，许多群众长跪不起，失声痛哭。“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两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这副挽联，概括了孔繁森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表达了藏汉群众对他的崇敬、爱戴和为民族团结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赞誉。参阅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等：《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党建研究》1995年第4期。
个案2汉族县委书记攀藏族“穷亲戚”
单永宁，汉族，江苏扬州市人，江苏省人事厅派往西藏的第二批援藏干部，任中共西藏曲水县委书记。
张宗显：听说你还结了几门“穷亲戚”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赢得了村人的交口称赞。能否谈谈你的“穷亲戚”近况。
单：好，可以。我们扬州市第二批援藏的三位干部来曲水后不久定了君子协定：即每人每年结一门“穷亲戚”。1999年，我下乡时发现茶驰郎村5组的次仁旺姆因丈夫去世，留下一个正在读书的女儿，没有劳力，家境非常困难，不仅缺钱，而且住房又小又破，难避风雨。见此情景，我实在不忍心，就自掏腰包在村里找了一处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给他们娘俩盖了两间房子。还给她们添置了藏柜等生活必需品。她的女儿由我资助，已上初中。
今年我又结了一门“穷亲戚”，是茶巴朗乡柏林村5组的巴桑和她的一儿一女。十多年前，巴桑的丈夫离她而去，留给她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如今，儿子达娃顿珠已经17岁，女儿央珍也已15岁，母子三人挤在一间转不过身子的小房子里。孩子越来越大，住房问题成了燃眉之急，一个单身的女人哪有盖房之力？我拿出伍仟元，又筹资伍仟元，与村干部协商村人帮忙盖了一排四间住房。
个案3以汉族民工为兄弟的藏族舞协主席
阿旺克村，藏族，曾任西藏文联副主席、西藏舞协主席等职，他向张宗显讲述了他自己经历的一件民族团结的感人事例：
“1983年以后，全国人民支援西藏使自治区首府拉萨和各地市的城市建设有了明显的改观，发展的确快，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我们不必多说。党中央的干部援藏工作在西藏基层已步入良性循环，正呈稳步发展的势头。打工人员的涌入，对西藏的发展是有好处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哪里能挣上钱吃饱肚子，人们就往哪里去，这是很自然的事。更何况西藏是大家的西藏，不是哪一个人的西藏。欢迎各省兄弟民族来投资、创业，寻求发展机会，共同繁荣。至于打工人员，我很同情他们。他们辛辛苦苦地干活，还要看老板的脸色，风里来，雨里去，为一日三餐奔波，不容易，应给予更多的关注，这部分人安定了，才有社会的根本安定。这是我们共同所期望的。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就想尽量帮助他们，至少给予方便。1985年我在拉萨工人疗养院住院时，从河南来了一位木工，因气候不适而住院，跟我同住一个病房。出院时他拿不出伍佰余元的住院费而不能出院，我与家人商量后，帮他结了帐。他感激得不得了，几欲下跪。我挡住了他，并托熟人给他找了一批木工活。两年后，他用一个装过鞋的纸盒从中间分成两格，一格里是二斤的白糖，另一格里装着两听水果罐头，说是来感谢我的帮助的。并说已挣到八九千元钱，回河南老家盖房子去，也是来向我辞行的。看着他满脸的诚意，我高兴地收下他的礼物，并让我的爱人从箱底翻出了一些旧衣服让他带上，回去换洗，并让他多注意身体。一路保重。他千恩万谢地去了。以后还来信谢我。这件事使我觉得人不分汉藏，都是自己的弟兄。‘文革’时期西藏的列麦公社有句名言：语言不同心连心，民族不同阶级亲。就是这个道理，不要老是动不动嘴上总挂着你是汉族，我们藏族的。别忘了，到头来我们都在中华民族这条根上，这才是根本。只有它根深叶茂，才有我们安定幸福的生活和工作，其他都是靠不住的。”
如果说以上的事例都是发生在领导的身上的话，那么，西藏的群众又是如何看西藏的民族团结的呢？下面是张宗显对几个群众的采访记录。
个案4：以“花儿”搭起民族团结桥的索南吉
索南吉970~），女，藏族，青海省湟中县人，现为西藏拉萨市西北花儿茶社老板。）
张：乡亲，你的“花儿”茶社是何时开张的，拉萨有几家，来客主要是何地何民族的，性别、年龄方面有些什么特点？
索：我的西北“花儿”茶社是在1999年4月18日开张的，地点在拉萨市委党校三楼上。来客以甘肃临夏的回族为主，还有甘青两省的汉、回、土、撒拉、东乡、藏等民族的人。来客以男性为主，女性极少。年龄小的只有十五六岁，老的七十多岁的老人，牙都没了，还来这里逛“花儿”茶社，不但听，有时还要哼两声，以示宽心。“花儿”是甘青两省回汉民族的共同爱好。还有个特点是，回族人从小出门经商的特别多，多在外，少在家，没上过学的人比较多，他们比较注重出门挣钱讨生活。这种生活使他们学会了“花儿”，也偏爱用“花儿”这一民歌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也擅长利用这一形式。因注重这一形式，使得他们不适于去卡拉OK那些场合，既不善唱流行歌曲，也不善跳流行歌舞，只有到“花儿”茶社，喝的是家乡的三泡台盖碗茶，听的是乡音，聊的是乡情，就像到了家乡一般，倍感亲切，我的生意自然兴隆。不过，回族人每年一月的闭斋时间，生意自然清淡一段时间，我也调整一段时间，其他时间客源很好。“花儿”茶社，以前拉萨曾开过三四家，都因经营不善而关闭，目前就我一家。不过竞争得比较厉害，我不知道我能否开得下去。我比别人强的地方是因为我受过专业训练。
张：拉萨藏族来逛“花儿”茶社吗？你和拉萨藏族有什么交道，你与他们关系处得怎样，你的“花儿”茶社，有无吸引藏族青年人的新举措。
索：拉萨藏族青年也来这里消费，但很少，他们说是听不懂，倒是藏族女孩来打工的比较多。这些姑娘多从西藏乡下来，喜欢回族小伙子会理财，经我说合，有三对已成家。我让男方真心实意地待她，让他们先到女方家，征得家人同意后，按规矩送去聘金。然后将女方带回男方老家，按伊斯兰教规矩举行了婚礼。他们婚后双双回到拉萨举家过日子，女方随回族风俗习惯，生了孩子姓男方姓，但小孩可起藏族名字。女方懂藏语，生意好做，又不受欺负。他们男主外，女主内，小日子过得蛮滋润的。现在我的藏族女服务员听说又瞅中某个回族小伙子，只要他们相爱，我就成全他们。我这里是“铁”打的茶社流水的女，常走常新，客源会更好。要说有什么举措，我在想着去西宁选几个“花儿”唱家，请到我的茶社，组成一个演出队，旺季时去拉萨演，到淡季去西藏的六地一市巡回演出，西藏到处都有甘青两省的回汉族人，他们都喜欢“花儿”。我的演出对象主要是他们。
张：你何时进藏，如何想起开“花儿”茶社的。
索：说起我进藏，说来话就长了。我家距青海西宁的塔尔寺不远，我家祖祖辈辈里都有人出家当喇嘛的，而且多来西藏学经。远的不说，我的爷爷来西藏，后来就没回去。我弟中学毕业后学不进去，就来西藏，在拉萨冲赛康附近摆了个小摊做买卖，几年不回家，急坏了我的父母，他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怕他年幼不懂事，跟上坏人学坏了，一切都完了。父母变卖了家中牛羊和一些能变钱的东西，一起来拉萨与弟弟生活了几年，给他娶了媳妇，生了孩子，看他们会过日子了，今年才放心地回青海老家养老去了。弟弟与他的媳妇在浪卡子县开了个百货批发门市部，日子过得不错。我们姐弟各忙各的，正是：十字当街的杂货铺，自己的买卖自己做。
我的父母从青海进藏照顾弟弟的那会儿，我在青海歌舞团的民族歌舞队四处巡回演出，有时也到西宁的“花儿”茶社里演出，听说西藏没有“花儿”茶社，想听“花儿”的很多，我就趁父母在拉萨的便利条件进来作了一趟市场调查，期间就有人请我到茶园里唱过“花儿”，我想这么多人喜欢“花儿”，何不开一家“花儿”茶社，甘青的乡亲们饭后有个好去处，我也可以靠此谋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办起了这家茶社。
起初，拉萨人不了解，还问过我们，你们唱的是什么呀，每天晚上都在唱，人还是那么多。我让他们看过一些“花儿”歌单和歌词，他们说：这么美呀，像诗一样，难怪这么多人喜欢。渐渐被周围的藏族人理解了。这里工作和做生意的人把这里当成了理想的去处，白日忙自己的事情，晚上到这里来聚聚，心满意足地回家，好好地睡上一觉，第二天又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去了。我觉得我的“花儿”成了民族感情的粘合剂，把大家的心贴到一起了；它又是一座五彩斑斓的金桥，你来我往，谁也离不开谁了。
个案5被藏族当作自己人的王晓萨
王晓萨961-），女，汉，祖籍安徽，出生于拉萨。现为西藏自治区文联主任科员。
张：你说得一口流利藏语，许多人把你当成了藏族，你与藏族人在一起时如鱼得水，藏族人喜欢，汉族人羡慕。看得出来，你与周围的藏汉族之间的关系都处得很融洽。你这么好的藏语是怎么学来的。
王：这得从我的人生经历说起。我的父亲是安徽人，因家乡闹灾荒，青年时代逃难到了陕西宝鸡。我的母亲是河南人，从小失去母亲，父亲另娶后，她的日子更苦了，我姨将她从河南带到陕西宝鸡投奔亲戚。以后介绍到宝鸡市幼儿园工作，1954年与我父亲相识，两年后结婚。此时我父亲在宝鸡虢镇银行工作。1958年奉命支持西藏，来到拉萨。当时的拉萨旧城，乞丐满地，非常脏乱。夜里没电，到处一片漆黑，很害怕，父母在拉萨工作到第四年时，上级决定，让我父母同时调到曲水县，协助曲水县的民主改革工作，我们一家三口又从拉萨来到相距52．5里的曲水县。那时1962年，当时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只有骑马。现在公共汽车只需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当时走了四天，夜里露宿在野外的帐篷中，白天又赶路，母亲骑在马上，把我抱在怀里，我总是想着会不会掉下来？怕得要命。好容易到了目的地，一眼望去，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从此，我在这里开始了我的童年生活。
当时这里没有学校。母亲上班，我就跟着去玩。四岁那年，县里筹备起第一座藏语小学，仅有一名懂点藏文的男青年任教授课，只能教一到三年级的藏文课程。全班就我一个汉族小女孩，不懂藏语，只能靠打手势与他们交流。曲水有了汉语小学以后，我的小朋友还是以藏族为主。后来到了拉萨上中学，班上仍有许多藏族同学。我从藏族中成长、学习、生活、工作，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会藏语是很自然的事，环境使然，没别的原因。
近几年，我的亲戚中有人进藏上学、工作，我发现他们和其他从内地来的汉族年轻人不会藏语，藏文更不用说，下乡工作常遇到麻烦。我觉得下乡工作，不懂藏语不行，很多事情在抬头举手间你还没愣过神时已结束了。更何况生活中的有些情况是不好翻译，不能翻译，甚至有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靠你领悟才行，所以自己会，比靠翻译强。我建议有志青年和业务人员要掌握藏语，会对工作和生活都有帮助。
张：你到拉萨上班快十年了，还经常能吃到曲水乡下的藏族人送来的新鲜糌粑，你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处得这么好？你以后退休回内地还是在拉萨养老，想他们了怎么办？
王：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从感情上说，想留在拉萨安度晚年，人熟地熟环境熟，回到内地人地生疏，没个唠嗑的人，想把家安在成都，好有机会与西藏人来往。但这一切都不可能，我的两个弟弟和丈夫都让我回去，而且是我父母的出发地——陕西宝鸡安家，已成定局。我虽有些不太愿意，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些事情是不由人的。
我与藏族人关系处得好，主要是因为我与他们用藏语交流，语言上没有隔阂，大家几乎很自然地把我当成自己人了，这是语言功能所起的作用。我并没有刻意地去做什么，有意识地跟他们搞好关系，是语言的作用使我们之间达到了一种默契，被对方认同罢了。再有，西藏民众虔诚信佛，老百姓之间讲究个行善，我受其影响，凡事不与人争，虽说不上从善如流，但所作所为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同，愿意与我来往，无论是生活上的事，还是工作中的麻烦，都要聊聊。需要我帮忙的，在我力所能及的地方，我会尽力而为，人家就认我这一点，没别的。曲水县曲甫乡有一个乡邮，名叫朗措，多年前与我和丈夫相识，来拉萨时给我们带来酥油、奶渣、糌粑什么的，办完事临回去时，我们给他带些时令水果和他需要的生活用品。我们在乡下有什么事，就想到他，譬如江苏有朋友来信要西藏的地老鼠皮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只好找他，他就找人去捉活的，剥了皮送来好几只，寄到江苏治了朋友的病。而朗措干乡邮员很出色，上级很满意，要吸收他为邮局正式职工，让他转正。给他发了一张表，让他尽快填了报上去。他却拿着表跑到拉萨来，让我们给他填写，好象那么大的一个曲水县没人会填表一样。我知道，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来找我们，能帮上的我们都尽力而为了，他很满意。这家伙很能干，今年又把他提拔为曲水县邮电局副局长了。9月3日我去机场接儿子，返途中遇到他，亲热得不得了。人就这么怪，我与他们在一起时没有民族的感觉，彼此亲切又自然，如同家人一般、反倒是我的弟媳们休假回来时，总唠叨这回与谁吵嘴来着，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不知是行善，还是心善，我与藏族人在一起时亲近自然。
2．通婚日趋频繁
藏汉、藏回等民族通婚有良好历史基础，但新中国成立前，藏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尤其是藏族老百姓之间的交往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通婚的比例还是很低的。新中国成立后，藏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空前增多，为相互通婚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