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调查也表明，在其111人中，有24人，占27%比例的人认为其家庭三代之内是与异民族通婚的。当问及“你们与其他民族是否通婚”时，43人占39%的比例回答“通婚”，50人占45%比例的回答“随意”，只有3人，占比例的3%认为“严禁通婚”。
由此可见，就是在汉族聚居的八步镇汉族与壮族的通婚也是正常的、健康的、向上的、通过这种互动磨合，也加深了贺州各民族的认同感。
贺州汉、壮、瑶族婚姻互动的磨合再一次证明，婚姻这把打开人类家庭之谜的钥匙，这种“合二姓之妇，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结合，其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别是传统的汉族婚姻文化所具有的同姓不婚、宗宗不婚、尊卑不婚、中丧不婚等戒律束缚的婚俗，要打破民族界限而通婚是不容易的。因为婚姻本身表达了一种文化，即为婚姻双方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是人们文化心理的深层次的东西。而文化背景的差异又对婚姻有着深刻的影响，相异文化背景的人通婚势必经历一个文化冲突和适应的过程。所以，不同民族的通婚就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不同民族文化和心理深层次的互动和磨合。从而为民族整合提供重要的基础。通婚把不同民族的姻缘、血缘都连结起来，还有什么民族隔阂不可以消除，还有什么民族矛盾不可以化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壮、瑶三族的婚姻互动意义十分重大。民族互动的磨合进入到了打开人类家庭之谜和社会基本单位的层次，可见磨合的广度和深度真是非同一般了。
汉、壮、瑶族民间信仰互动的磨合
各民族的民间信仰由于是世代传承，并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是属于精神世界的深层次文化。但是就是这种民族性很强的文化，在盘谷村壮汉互动的磨合也已十分深入了。据徐桂兰考察，盘谷村壮汉两族共同信仰供奉的神有：观音、土地、将军神、盘古大帝、五陵大仙。盘古村祠庙最集中的自然村是象脚村。在象脚村有香火盛旺的龙湖祠，有帮助管耕牛的飞山庙，还有坐镇村口把住水口的将军庙，还有求雨得雨求助灵验的“社”。这些神奇、威力无穷，并足以让盘谷各族赖以精神寄托的神庙，都是壮汉两族共建共奉，很难分得清你我了。
象脚村的土地庙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在考察时，我们提出想看看村里的土地庙，村支书袁平祥兴致勃勃带领我们往村里走去，他说土地庙就在村子中间。果然走到村中央一户大屋前的一棵大树底下，书记停住了脚步，指着树脚土堆上立着的三尊石雕像说这就是我们的土地爷。开始我还真不太相信，在贺县其他村子见过土地爷庙不少，个个是龙袍在身，一脸慈祥的美须公且端坐在庙堂神台上。而象脚村的土地却是露天而坐，只在大树下用大石板围了个矮半圆形土台子，土地爷及身旁二尊神都是石头雕制，粗线条的刻制，三尊神都是微微带扁体的矮胖形坐式在土台上。与大树并排，背靠村子，面朝山冲口方向。从头至脚，风吹雨蚀的痕迹，虽饱经风霜却又精神不衰之态。脸上的神态似乎威严，但看得出十分祥和。支书说这土地爷，我们也叫“社神”，别看他们露宿雨淋，身无墙挡风，头顶无瓦遮日，可他们经得风雨，上百年容颜不改。其实这里的土地爷本来是壮族的社神，在壮汉民族互动的磨合中，后迁入盘谷的汉族也认同了壮族的社神。
此外，盘谷村的八音队都是由壮族人组成的。据说村子里的男孩大部分都从小学吹奏八音，盘谷的八音队还分武队、文队。文队由3人一组，武队由6人组成。仅盘谷寨就有4支八音队，文队2支，武队2支。这些人都是祖上传下的技艺。1999年40岁的壮族覃韦善，平时以理发为业，也是地道的本村村民，但他可是家传第五代的八音吹奏手。还有今盘谷小学校长韦振通，他也是第4代家传的八音好手。而且韦校长，早年还当过师公，帮助村民做道场办红白喜事。当地村民无论壮、汉，家有红白喜事都请壮族师公和八音队来做道场和添喜庆。
都江村汉、壮、瑶民间信仰互动的磨合也十分深入，突出地表现在盘古庙上。
都江盘古王大庙本是瑶人纪念和祭祀他们的始祖神盘古大王的场所。他们一般每三年左右在农历十至十二月间，道公择吉日举行“还盘王愿”。举行还盘王愿时，四面八方的信士都前来庆贺，捐钱捐物，载歌载舞，热闹异常。这一本来是瑶人的宗教活动，都江的其他族群都积极参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壮族吴家瑾收到的2张参加“还愿”请柬可见一斑。同时，1998年农历十月十六日人们为都江盘古大王庙雕刻神像及迎神转座活动。
在都江大庙墙壁上公布的为盘古大王雕刻神像及迎神转座建醮捐资的，瑶人、本地人、湖南人、壮人、客家人都有，总计22004．24元，总支出20980．89元。其中捐款最多的是一位姓盘的瑶人和一位姓钟的本地人，都是311元，姓屈的一个湖南人捐资290元，捐款最多的壮人是一位姓莫的，为111元。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都江盘古大王庙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综合体。首先，其建筑形式为一排三间，中厅全部敞开，这是汉族客家人的建筑形式。其次，中厅正面内墙上画着一条黄色长龙，这是汉族传统的崇拜对象，而非瑶人传统的崇拜对象。再次，庙内神像中，除盘古大王神像外，还有汉族所敬奉的观音、八仙等23位神像。
民间信仰作为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石和根源，是一个民族从祖先开始创造和积累下来的民间文化财富，本来就具有特殊的固有的自发、自然、自在的民族本色，长期以来，在各民族民间保持着无法遏止的流传趋势，也是一个民族文化深层次的部分。贺州汉、壮、瑶族在民间信仰上互动的磨合达到如此不分彼此，共敬共奉的地步，从心理深处拉近了各民族之间的距离，这种心灵的沟通，还有什么民族隔阂不能消除？还有什么民族矛盾不能化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壮、瑶民间信仰互动的磨合意义也十分重大。民族互动的磨合进入到根植和培育民族文化的民间信仰沃壤之中，又广泛地影响和支配着各族民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见磨合的广度和深层也真是非同一般了。
汉、壮、瑶族经济生活互动的磨合
象脚自然村为鹅塘镇盘谷村民族互动的典型代表。象脚村以一、二、三3个门楼为界，相连成整个村子。一门楼在村子最外边，二、三依次向里。最里边的门楼是壮族居住区，另外两个门楼都是汉族居住区。早时两个民族以门楼为界。现在门楼虽在，但已经不分彼此。除一门楼完好外，二门楼、三门楼都仅留下遗址了。盖屋建房已将门楼拆了。解放后三个门楼里的两个民族的村民从未发生什么争执。大家共同维护本村的利益，团结一致，有问题都在村委会的领导下统一解决，风俗习惯也渐渐相通、相融，互相接纳。象脚村原先汉、壮各族的耕地各划成片，但仅以田埂为阶，从不立界立碑，在地界问题和用水问题上也从没发生过争执。
黄洞瑶族乡都江村民族经济生活互动的磨合也是一个典型。
都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除了木材交售国家外，其他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在村内各民族之间进行。在都江小学旁边有一个小市场，村内各民族的农副产品主要在这里交换。同时，这里和村委会所在地都是小商品集中的地方，开店的既有瑶人、壮人，也有汉族的客家人、本地人、白话人。莲塘镇供销社以前在村委会旁建了一间较大的商店，因竞争不过小商店，已经倒闭，据说准备将房子卖掉，但叫价太高，目前还未找到买主。据估计，即使卖出，购买者非都江人的可能性亦极小。
都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互动还突出地表现在不分民族的互相帮助。一是表现在不分民族的互相赊销。在都江村村民各民族之间的交易，赊销十分普遍，尤其是开商店的店主们赊销的范围和人数则更多。一位姓屈的湖南人，他在都江大庙旁租了一间壮人的房子开商店，每年的租金是360元，他说现在已经是腊月二十几了，还有7000多元的赊销款未收回。我们发现，赊销的手续很简单，只不过是在店主的一本簿上登记一下就可以了，至于什么时候来交钱并不需注明。不过，这里的群众都很诚实守信，一旦自己有了钱就会很自觉地交款不存在不愿付钱的无赖。二是表现在民族杂居的自然村内，不同民族之间互相帮助干农活的现象很普遍。你家稻子熟了，或你家伐木，或你家盖房，大家一起帮，只要记一下天数就行，到我家需要劳动力时，你在来帮助我相同的天数。这种频繁的经济互动，不仅反映了都江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密切，而且相互间有高度的信任感。
总之，贺州汉、壮、瑶族的民族关系在服饰、节日、婚姻、民间信仰和经济生活等方面的互动中的磨合，交流了文化，交流了思想和情感，消除了民族隔阂，化解了民族矛盾，沟通了民族心理，从而实现并增强了民族团结。
7．贺州民族整合的主题：民族团结
法国社会人类学学家埃米尔·杜尔克姆认为，社会整合的主题是社会团结问题，即指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协调一致、结合的关系。那么，民族整合作为社会整合的一部分，其主题也就是民族团结。
贺州的民族团结在广西，乃至在全国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典范，请看：
——八步镇厦良村点灯寨地方好、人更好，虽不出什么达官贵人，也没有显灵的风水之说。但在这里生活平静幸福，人缘和美，所以越来越受到外地人的青睐。如今点灯寨人取外地的媳妇进门越来越多了。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姑娘都有嫁入点灯寨来的。据资料统计，解放以来就有11种不同语言的族群人嫁到了点灯寨。她们分别为：客家人61人、本地人67人、梧州人31人、广东白话人13人、九都人34人、桂柳话人5人、壮族12人、董家话7人、瑶族2人、八都话12人、鸬鹚人1人。
——开山、太平、水口、沙田、公会、鹅塘、贺街等7个乡（镇）的少数民族村，竹、木资源以及土特产品丰富，却因交通不便而造成资源自然坏死，数目难于估算，瑶族群众望而痛及肺腑。“要致富，先修路。”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1996年起，以上7个乡镇瑶族群众开通了7条通往瑶山的幸福路。在幸福路上，也有汉族兄弟的一份爱心和奉献。瑶族人民开路所经过的汉族承包土地上，汉族人民都能无偿献给，有些汉族群众还投工投劳，捐资献物，共同开凿，团结奋战，人们都说：“这些路，既是幸福之路，又是团结之路。”
——鹅塘、沙田、步头、南乡、大平等乡镇的瑶、壮族地区，山地众多，土地肥沃，非常适宜种植生姜，但由于少数民族群众经济基础薄弱，没有资金投入生姜生产，于是有很多经济基础较好，又有一定种植技术的汉族群众到瑶壮族地区以保价回收和收入分成的办法投资种植生姜。据统计，1997年至1998年两年间，以上5个乡镇的少数民族群众仅此项收入，年人均300元。
——贺州瑶族地区山多田少，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瑶族群众到汉族地区租田耕种乡乡皆是，村村皆有，有不少汉族群众在出租水田的同时，还耐心地向瑶族同胞传授水稻种植技术和田间管理知识，甚至在农忙时节还相互帮工支援，真可谓瑶、汉人民情同手足。
——过去，少数民族群众因文化落后，思想陈旧，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束缚着他们的经济发展，以自给而不能自足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进行着农业生产。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壮、瑶族的市场经济意识不断增强，少数民族群众走出山门，到集市上办店，到汉族地区办厂、办场，汉族老板到少数民族地区推销产品，收购农副土特产品。1998年，少数民族群众到山外办店办厂办场的就有55户，相对固定到少数民族地区推销产品、收购农副土特产品的汉族老板有200余人。这种经济方式和经济交往，不断地带动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经营活动中，他们以兄弟相称，以诚相待，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处处呈现着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喜人景象。
正因为贺州民族团结搞得好，所以继1988年南乡乡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后，1994年贺县人民政府也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1999年贺州市大平瑶族乡乡长韦志刚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而被表彰的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个人则更是举不胜举。
三、广西民族团结的经验
当今之世，民族问题使一些国家动荡不安，而中国各民族融洽相处，国家稳定，其中广西各民族更是始终保持着团结合作，友好相处的良好关系，因而广西的民族团结在全国是一个典范。正如江泽民主席1999年3月5日参加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广西代表团全体会议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广西作为民族自治地区，又是边境地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在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广西民族团结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制度正确
制度正确在广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中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用经济学家诺曼的话说，扩展人类选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目标，而制度在扩展人类选择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制度影响人类选择是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的。”V．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1~2页。从一定意义上说，制度塑造着经济和社会，民族团结发展与否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因此，在多民族国家中，制度创新是一个关键。通过制度创新，可以提供更有效率的整合民族团结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