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夏天，来自水的诱惑鼓动得世人接二连三跑进游泳馆，人们的眼里就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对比：女人们在她们精心准备的泳衣的点缀下，总显得妙曼多姿；而男人们要么干瘦得青筋毕露，要么被松软、肥硕的肚腩连累得不敢在水里多游几步。男人一旦走过了青春岁月，就再无法与美发生联系。有两年，我下定决心要塑造自己的形体。我花了六百八十块钱去健身活动中心办了一张年卡，斗志昂扬地每到傍晚就踩着单车来到健身房，扑进一堆僵冷的器械中间。收效总是微乎其微。我渴求的男性曲线产生得那么迟缓和艰难。我最终失去了信心，将健身卡弃之一隅。男人是不该对自己的身体存有妄念的，那是件徒劳的事。
夏天镇定自若地横亘在生活里，我的课题有条不紊地继续着。世界并不缺少我这样一次微不足道的研究，没有它，人类的进程丝毫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归根结底，我只是试图用这个课题换得一点可怜的经费而已，这是这次研究的最初驱动。像我这样的人，总是缺钱的，而每个月的工资单不会给我带来一丝惊喜，必须有一些额外的收入，才能帮助我应对拮据，尽管那种课题经费少得可怜，但有总比没有好，除了这我还能干点什么呢？
可任何索取都要付出代价的，就像现在，我淹没于一堆关于死难事件的资料的海洋里，不得不绞尽脑汁去思索死亡这个常人尽量逃避的人生宿命，这对我的心理承受力无疑是种挑战。那么多人死去了，我也终究要死于永恒时序的某时某刻，这样一个简单的论断不停在我脑中跳跃，令我心慌和无措。我经常会想到那个小男孩的死——这个夏天我亲眼见证的突出事件。偶尔，我怀疑他的死是源于某种深重的内心磨难，那孩子并非死于失足，而是自己勇敢地跳向了死神。谁知道呢，这将成为一个永恒的秘密。有一次，我坐在办公室里，因电视屏幕上的一段画面和台词惊恐不已。那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满脸沟壑。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逃生者之一，他在向观众回顾他亲眼目睹的恐怖场景：
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八岁的弟弟剥光，一个军官站在一边，对那个矮个子士兵说，不错，很嫩，够吃一天的了。哈哈！他狂笑。士兵一把抓住我弟弟，举起刀，弟弟头滚了下去，一注血往上冒，他的身体在地上抽搐。晚上，我看到那个军官从厨房走出来，敞着怀，用牙签剔着嘴。弟弟就这样被他们吃掉了。他那么乖，那么美，那么爱笑，就这样被那个杀人犯吃掉了。天杀的纳粹。可怜的弟弟！愿主保佑你。
泪水从老人沟壑纵横的脸上淌下，而我看着这盘摄于1987年的录像带，想到这个老人此刻应该也已经死了，虽然不是死于那场人为的屠杀，但终究还是死了，病死或老死。
就在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坐在洗漱间的马扎上，试着用剃刀碰了碰自己的身体。冰凉的刀刃蹭着我的脸颊一路向下，分别在我的心脏、肝脏、肾脏、阴囊等重要器官所在的部位迟疑地停留了数秒，最终我胆战心惊地将剃刀扔进了水槽。
6
我开始酗酒，这样的事在8月到9月间发生过不下五次。其中有一回，我少年时代的一位挚友从香港回来，邀请我到近郊的渔村去吃地道的海鲜。那天我趁着酒醉神迷的势头突然掰过挚友的头，小声跟他说出一个荒唐的想法。挚友听得大惊失色。我记得那个中午小渔村里人影寥落，椰子攫在高高的树顶，与地心引力顽强对抗，至死不往下掉。我说，人能卖钱吗？我是说在现在这个法律谨严的时代。挚友愣了一下，理所当然地认为我醉得脑子与嘴巴断线了。马上，他讪笑起来。可以，只可惜你长得不帅啊，你舍得但女人不愿光顾你怎么办？我沉吟片刻，再次把他的头掰过来，捏起一根牙签，在他的右眼眶前面晃了晃，顺势做了一个剜的动作。我说，眼角膜能卖多少钱？一个多少，两个又是多少？
朋友紧紧盯住我看了一眼，变得郑重而惶惑。他迟疑不决地说，你是说死人的眼角膜？这不能卖钱的，通常都是捐献。
活人。我说，活人的，可以卖多少？
活人卖不了。谁想找这东西去医院停尸间门口等着跟死者的家属协商就成了。活人的，一般不好卖。你想卖掉你的眼角膜？
我第三次抓住他，这回是揪住他的衣领子。我把他的胸口拉到我手能摸得着的近前，戳了戳他上体的左侧。如果我把我的心脏卖掉。可以一下子拿到多少钱？
这个人终于惊呆了。他开始表现出一副意欲说教的样子，但他的训斥不待出口便被我严肃的目光喝退了。他只好一板一眼地回答我的问题。
心脏倒可以卖个高价，但不等拿到钱，你已经上西天了。
我点点头。他说得很对，这我早就想到。夏天突然因我残暴的问询停在了那里，我感觉是这样的。我说，肺呢？还有肝、脾、耳朵、鼻子、肾、大肠、小肠、胆囊、血管、阴茎、前列腺……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可卖的了，有些东西已被我很有自知之明地排除在外。一只幼鼠出现在马路中间，一路横穿向前。旁边一家店里突然奔出的一个瘦高的年轻人，举着手里的木屐拍死了它。远处传来海浪时高时低的呼叫。
只有肾。我的挚友说，据我所知只有肾，而且只能卖一个，其他跟心脏一样，你还没来得及拿到钱，就已经上西天了。
一个肾值多少钱？
也许，也许有十几万人民币吧。我不知道，其实都是不能卖的，非法。黑市才可以卖。
两个肾呢？
我不是说了吗？两个都卖了，你不出两个小时就上西天了。
那就一个。就十几万吗？
十几万也许都不行。不好卖。有价无市。
如果能找到黑市，那不就有价有市了？
很难找。
你能找到吗？
我知道他或许可以找到，他刚从香港某个著名医院进修回来。那边的地下应该容易找到这种市场。挚友却终于勃然作色了。
我不跟你说了。不说这个。你的问题太奇怪了。很缺钱吗，你，现在？
说缺也不缺，说不缺又非常缺。
我可以借给你。你要多少？
他说过这句后，显然意识到这是一个人激动时不够深思熟虑的乱许诺，连忙用一种省略标点符号的语速挽救——你喝得太多了，我们都不应该喝那么多，身体要紧。我们走吧。
我举手压住他势欲站起的身体。
帮我找找门路吧。先替我问问肾。
我……我可以借你钱。一万够吗？我回去疏理一下最近的经济状况——可能的话，借你两万。他下定了决心似的。
算了。两万块钱够干什么呢？给我老婆买一个路易威登的手袋都不够。我说漏了嘴。
我们走吧。喂！买单。
他终于专横地站了起来。
我却仍在不依不饶。真的，你当个正事好好帮我打听打听。我说，先就说一个肾，看有没有人要。两个更好，还有其他的，心脏、肺、脾……要能卖更好。
不行。绝对不行。
他把我拖进出租车，一路上不再跟我说话。第二天早晨我被骤然响起的手机铃声吵醒。他在电话里充满担忧地问我酒醒了没有。
那番交谈的确是酒精刺激后的谑语，但的确又是我思维履历中的真实痕迹。究其根本，没有人会乱说话，酒后的胡言乱语难道不是人们平常不敢坦陈的潜在意识？人终究不免一死，与其在垂老时死去，与其等到身边的亲人被生活耗尽希望时死去，为何不可以用一个人的死去换得身边人的圆满生活？过后的一天，我买了一瓶色拉油去看望父母，坐在他们简陋、狭窄、破旧的房子里，我回顾那天中午的酒话，觉得那次无意间暴露出的潜在念头不是不具备可行性。两年前，我和妻子结婚，为了给儿子的婚姻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我的父母一咬牙把所有的积蓄拿了出来，替我们付走了一套五十七平方米一室一厅房子的首付。这预示着，终此一生，他们都再无可能住进一套像样的房子。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喜欢把我抱在怀里，托起我的脸，使我们母子面面相对，那时她会逗着我说，等我和你爸爸老的时候，你会不会养我？现在看来，如我父母这样的人是得不到真正的回报的，回报不是嘴上说说就行，它首先需要经济实力奠基。
那一天我们还谈到了妹妹，母亲说，她已经有一年多没见过她了。我想到此前不久妹妹偷偷潜入沙城，独自坐在宾馆冷清的房间时，也会在心里发出与母亲同样的感慨，而那时母亲也许正好紧攥着她那只用了几十年的人造革钱包去旧货市场为父亲选购一张软一点的靠背椅，她总去那种地方，父亲有腰椎病——兴许那时母亲刚巧经过她寄住的宾馆下面的马路。我想象妹妹那时的无奈，应当比此际的母亲更甚。我开了门出去给妹妹打电话，请她立即给父母打一个电话。此后妹妹故作喜悦的嗓音跳跃在拥挤的房间里。我在父母惊喜的喋喋不休的声音中阴郁地望着他们，不置一词。妻子装作乖巧的样子趴在母亲的身侧，故意做出偷听电话的样子，这增强了父母的幸福感。在那一天，我被这种虚妄的温暖场景刺伤了。
7
要等多久，幸福才能成为一把压岁钱，任我分发。
这是我十八岁生日那夜小心写在笔记本上的一句话。这证明我在十三年之前，就树立了成为一个对他人有益的人的愿望。实情却是，我常常是有害的，对我的父母，对我有资格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妻子。我一日三餐，吃饭，喝水，周而复始地吃，吃那么多的东西，却从来拉不出一枚金币。从这个角度说，我愧对我和那些富豪一样的脏器，富豪们的肺、脾、肝、肾，是促使他们成为一部印钞机的精密零件，而我的，却只是排泄、消耗的赘物。在几十年前的奥斯维辛，在几十年前的南京，在突遭地震的唐山，在所有逝去年代的重大灾变中，很多可能成为科学家、艺术家的人，还没等到释放光芒就化成了水，化成了分子，化成了无，我却仍然活着。我应该感到窃喜，还是愧疚？
妻子竭尽所能地在床上给予我快乐，这是她向我抒发爱的唯一方式，我曾经觉得受之无愧，当我能够从她的立场上思索这个问题时，我觉得她是在付出她最珍贵的筹码。为了这个，我对她再多付出，也应当无怨无悔，不是吗？
我在清醒的状态下给我的医生挚友打去一通电话。在这之前，我花了四个晚上分析、推断，说服自己，作必要的策划。这个人终于义正词严地训斥我了。在电话里，他直骂我有病。怎么至于呢？他怒声说，你至于吗？我只说，请你帮我这个忙。你一定能帮的。除了你，我找不到相应的人帮我找到这条路径，你知道我一向是深居简出的，认识的有能量的人极少。几十分钟后，他把我叫到了一个小酒馆，当着服务员的面把两万块钱搁到两副碗碟中间。给你。我只能借你这么多了。他阴郁地说。我盯着钱，觉得这从天而降的一匝安慰不能给我带来一丝欣喜，更无法排解我心里的邪念。我想对他说，其实，并不完全是钱的问题，是我觉得生命远不如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么珍贵，我比我的亲人先意识到这一点，就得让这种认识产生善果。用心去想一想，我的家人并不是活不下去，没有一套宽敞、明亮的房子，少一件名牌衣饰，他们也照常过他们的日子，问题在于我想使他们过得更加心遂所愿，在于我想在他们身上实现我的存在价值。我不能把如此玄虚的道理向他直陈，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容易坠入玄想，我相信我把那种艰深的道理说出来，对他不免是种有害的引导。况且，在我与他小的时候，我们一再跑到山顶上、大海边，憧憬未来，让他知道如今我不但放弃了对自我未来的设计，还打算抛弃自己，这对他难免不是种情感刺痛。我改变了主意，编起了瞎话。
有个年轻人，父亲好赌，输了好多钱，又碰上这个父亲生意大赔，一时间家里水深火热，债主天天上门去逼债，还扬言要把他十四岁的妹妹卖到东南亚当性奴，没有办法，他就想到了这条路。这是我的一个学生。
我的医生挚友将信将疑地侧过脸去，瞥着我。我承认我编得不够圆滑，医生又总是明察秋毫的，不那么好糊弄。附近闲着的一个服务员目光呆滞地向这里张望着。她在听我们的谈话。我压低了嗓门。
并不是我。我说，我的学生太信任我了，私下里找到我。也许他也托别人了，现在的学生，周全得很。你说呢？我的意思是，你也信任我一次，帮我这个忙吧。不，是帮他。
我说得非常快，想用持续的聒噪扰乱他，使他长于解析的能力打折。他垂下眼，歪起嘴角微微笑了笑。
为什么不向校方请求捐助呢？
面子。我说，人不就是好面子嘛，那孩子不愿让人知道他有一个败家的父亲。如果你不愿揽这个事，也没关系，相信他也能找相应的人问到。
我激他。其实我看他那么为难，心里已经有打退堂鼓的意思了。还没怎么着呢，问个途径都那么费事。也许我该去另找他人。好像电线杆子上、过街地下通道里、公共厕所的门板后，还有我的电子邮箱里，偶尔会出现征买器官的广告。
我告诉你，但出了事你不能说出是我告诉你的。这事违法。
他火速从口袋里掏出电话本撕了张纸给我写了一个手机号，说，你自己跟对方联系吧。
正合我意。我并不想让他看到买卖的过程。我所顾虑的，是这个号码的真实性，以及拥有这个电话号码的人，或那个黑色团体的信誉度，否则我就毫不犹豫地去电线杆子上撕取那些广告了——我及时把这一疑虑说了出来。我的挚友说一半留一半地说，我在那边学习的时候，他们找过我。有些时候，他们喜欢买通那边医院的某些医生，帮助他们建立更广泛的生意网络。敢于找到医院去的，一般都是有实力的。
我赶紧把那号码输到手机通讯录上，又好好地看了它几眼，将它背了下来，并把纸条揣进兜里，给它上了三重保险。忙乎过一阵我抬起头，与我少年时代的挚友四目相接。我看到疑虑像无法擦除的字迹牢牢攀附在他的目光里。我笑了笑，像少时我最喜欢做的那样，再次掰过他的头，用力在他后脑勺上摁了两下，放开了。他掩饰性地端起茶杯，喝起水来，不再看我。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变得特别沉重。
8
妻子气急败坏地站在床前，痛斥我的大逆不道。她说，我又给她惹祸了，她用力拧着我的脸，叱问我能不能少烦她。她觉得我对她的需求完全可以减少一半，这样她怀孕的风险也相应减半。每到月末，经期出场的那几日，她总是疑神疑鬼，一旦它推迟了一天两天，她就变成了一个极端敏感的女人。妻子坚称她绝不会让自己怀孕。她不要孩子，从来都不想要，不能要。孩子是吸血鬼，生下来要养，养的过程中要不厌其烦地管教，太累人了，会把女人那一点点的风采消磨得一干二净。现在预想中的经期又推迟了，她的情绪再次被推向了尖刻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