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星宿的线团
彭扬
时光。
在无数个时刻，我都能清楚地感觉到它。
它是我穿着有破洞的牛仔裤安静地坐在王府井的街头看见的陌生面庞；它是我拿着一把吉他远行在不知名的高地望着远方的城市灯火拨动的琴弦；它是我拿着DV在一些凌乱的角落拍摄的影像。它是我和你一样每天看到的天空上的光影转化。
很早就知道，时间是一条苍茫的大河，一切创造物都无法摆脱它的洪流。事物一旦映入眼帘，就是等待着被冲走。但是，我不是个愿意认输的少年。
我小的时候，一直生活在乌鲁木齐。我曾在白色覆盖的天山顶部大声呼喊，我想留住时间。
让那些光阴的斑点，复活在转折中，在偶然间的尽头，在设想的真实中。
我等待着一些柔和的动作能把时间雕刻，就是这一小匙蜜把我的世界点燃。
写作是一条绿色根茎，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它和我一起生长、一起消亡。它能够刺穿过去真实的想像，割破无意识的现实，从无人注意的动作，到引人注意的痛苦。我想我的一生注定与它有关。这本书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纪念。它收录了我在中学时期获奖的和发表的部分小说和散文，并在更深的层面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从中可以窥见这些青春文字的线条。它们细粗不等，但最终汇合成一个风格较为统一的图象。
洞意味着可以深入。深入生命和生长，并蕴涵无限可能性。它是一种对于存在感的认定。我的对于创作思维的一种理解是：谁能够真正属于艺术并怀抱这种信仰，乐于奉献出一切，使心灵的大自然免于荒芜，他就会漫步于艺术家的工作室，处处聆听在各种情况下意外涌动的诗情，从不厌倦于观察自然或与它交往，四处探究它的示意，毫不鄙弃艰辛。一旦艺术让他通过泥泞的墓穴，他肯定会发现无数宝藏。
在文字的完成之前，有时在头脑中先形成的是影象和感觉。比如一个温暖的怀抱，先出现的并不是成堆的形容词和晦涩的言语，而是简单真实的两个人，其中一入将头深深埋在对方的怀抱中，身边的光线无限沉落。
写作对于我来说是生命的气息。它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文学层面。
生活的质地因为写作而更加坚硬和富含光泽，思考也会变得细腻并且更富有弹性。
它顺利地进入到我的音乐和影象思维中，成功地把我其他的艺术创作装饰得更加美好。
这本书的文字是为了记得。
记得那些散落在风中光的灰烬；记得游历于漠然和热情之间的飘忽视线；记得流水中辗转反侧的动荡的起伏：记得黄昏中途悄然消逝的声音。
记得是一种深刻的连接。
Aaron从哈佛大学寄来的明信片，每次总能让回忆拉得老长老长。我们两个人曾经坐在空旷足球场绿色的草坪上，看天空移动的云层。我的头靠在他的腿上，青草的气味急速地钻进鼻腔。面积庞大的阴影时而掠过地面，时而掠过我们的身体。他的手指轻轻地抚动着身边的草，风吹落他的头发，遮住双眼。
我闭上眼睛，只是闻身边的气味。
还有小米。
我们曾在录音室里，为了一首歌的旋律一夜未睡。
她好看的花边长裙在暗中缓慢起伏，如同在空气中升升降降的空心的塑料口袋。
她长长的发丝在夜晚一厘米一厘米地隐没。
有时她轻轻地微笑，看着我哼唱刚刚写出的旋律。好象是一棵水生的植物，在吸收了充足的水分之后，安静地晃动。
我就什么也不做，拉着她的手，在沉寂的午夜，看着她明亮的瞳仁。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生命中还会遇到多少能够记得的人。
在巨大的城市机器操控的游戏里，每天我都会遇到无数个名字，再忘却无数个名字。
记得的人会走进我的洞。
也许，他们会像我在《我们唱着歌去》的小说中描述的那个男孩的洞里，安静地在黄昏中听着爵士乐。
我是个相信童话的人。
相信童话与思想的深厚程度并无关系。
我时常仰望星空，猜测宇宙中会不会有一个和地球一样的星球，那里也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孩子。他会去每一个星星上旅行，并不会像星球上其他的孩子一样，整天做相同的事。生与死也不就如此罢了。
我的人生也应该像是从一个星星到另一个星星般的旅行。艺术以及创造是旅行的动力，它能让我快乐地继续下去。
童话的不可能带来一种现实的可能性的猜想。
就像每个少年都会有冒险的幻想，我也希望某一天某个陌生人会突然站在我的面前。我们相视一笑，彼此吸引。对方说，来吧，我们一起去旅行。
我们穿越夜色中的巴黎，走过下雪的北京，翻越苍茫的高原，浸泡温暖的水泉。
这就是我。
这就是关于青春的文字和行程。
也许，我的日子空空荡荡；但却像被风鼓吹的衣袖和黎明时梦已褪色的舞场。
砰！砰！砰！一声声闷响
温普林
1988年，张念毕业分配到汕头大学后又回到了北京广播学院进修。当时我和王德仁就住在附近，我们几个经常见面。王德仁一直热衷于行为艺术，整天结结巴巴两眼放光地谈他的计划，听得瘦小灵光的张念一脑门子的想法。
机会终于来了，张念住回工艺美院，和康木合计着怎么样在即将开始的现代艺术大展上露一手。康木先有了主意，他准备在开幕式的当天早晨，裸体从工艺美院出发，奔向美术馆。康木郑重其事地将方案交到大会组委会，张念当时想的是到展厅里敲木鱼，也剃光了头发，但总觉得不够到位，还没有上报计划。大展第二天就要开始了，张念和康木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半夜里，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康木被警察请走了，张念吓出了一身冷汗，好玄哪，真是庆幸自己没有提前暴露起义消息。天亮了，张念一下子悟到了，为什么不用具有生命力的鸡蛋表达我的想法呢？现在的狗屁美术理论越来越没有人看得懂，谁能对未来的艺术下判断呢？眼看着就到了世纪末，谁知道老天爷会孵出什么怪鸟来呢？张念出了校门，正巧碰上个卖鸡蛋的，就像准备好了似的，七毛钱一斤，买了两斤，顺便又买下了鸡笼子，因为里面有好些草。张念骑上自行车，赶往美术馆。
当时我正带着摄制组守株待兔，准备为《大地震》增添点内容，看着弟兄们三三两两神情诡秘地进进出出，我心中暗喜，一一上前与他们对上了暗号，这时的组委会还蒙在鼓里，很快，一张行动时间表已到了我的手里，上面写明了各路高手的举事安排，是消息灵通人士居奕负责打探落实的。张念躲着高铭潞，找到了栗宪庭，告诉他想做个作品，老栗说：你找个旮旯做吧。张念把这句话理解为挑一个没人的地方去做，就抱着干草，在二楼的角落里摆放好了鸡蛋，摊开了一堆复印好的“等待”、“等待”、“等待”。一张大白纸挖了个洞，套在头上，前胸上写着：“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影响下一代。”当时以现代艺术领路人自居的批评家们根本无法理解行为艺术，他们实际上对可能找事的盲流艺术家们深恶痛绝，生怕误了自己的好事。用费大为的话讲：这是中国第一次由批评家发起举办的艺术大展。而主持人高铭潞也无非是想总结一下85新潮美术运动以来的成绩而已。一个一个神头鬼脸，着装古怪的大侠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在一楼大厅，一个白布蒙面人的出现引起了理论家们的不安，范迪安试图将其拽走，蒙面人怒斥：我自己会走！紧接着，我们又拍下了侯翰如趴在地上，慌忙地去捡拾王德仁抛洒的避孕套的镜头。然后我们赶到二楼去拍摄正在孵蛋的张念。刚刚拍得差不多，就有人提醒我，该下楼了。随后孔长安和范迪安试图上楼将张念轰赶出去，张念坐在地上死活不动，这个时候，楼下的枪声响了，也是在我们的摄像机前完成的。有人跑到上面对张念说：下面开始抓人了，快跑吧。张念这才站起来，对观看的人们说：这蛋恐怕是孵不成了，大家分了吧。他自己拿了七八个，其它的被保安和观众拿走了。张念冲出了美术馆，这才想起没吃早饭，找了个饭馆，含着热泪，把这几个鸡蛋炒着吃了。
后来张念对我说：“当时就跟吸了毒似的，在亢奋的状态之中，一直有一种飞翔的感觉，做成了！我发现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把它当作很重要的事情给登了出来。”《时代周刊》以《枪击、孵蛋、避孕套》为题突出报道了这一事件，可见西方传媒的敏感，都将重点放在这几个行为艺术上面。
胜利的快感包围了张念，不过出了名也就惹了麻烦了，从北京一直追查到广州，追查到学校，幸好张念的艺术系主任很开明：“这只不过是一个艺术作品，是一个有争议的艺术作品，有争议的艺术作品也就是一个有意思的艺术作品。”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现代艺术大展再一次显现了艺术家对于时代命运的特殊敏感。
高潮过后进入低谷，张念的老朋友们一个个消失了。盛奇、张大力去了意大利，康木去了美国，王德仁去了德国，张念却到了顺义的一个农家小院。这时的他，画也不是，做行为也不是，倒是有了足够的时间反思。“我知道很多人，99%的人都认为我是胡闹，为了证明这个作品不是瞎闹，我就一直延续地做下去。”其实张念的作品表现的愿望就是想有一个新的生命，这种不安的期待恰好反映了世纪末人们的情绪。从那以后，张念蛋不离左右，进入了观蛋的时期。张念认为，观念艺术在中国没有土壤，特别缺乏艺术家长期的坚持。可是没过多久，张念也坚持不住了，进入了九十年代的人们发了疯似的捞钱，眼看着精英们都纷纷下海，“海里有鱼”，大家纷纷传送着这个福音。那时候，女人、赚钱、汽车、房子成了艺术家们的日常话题，张念这时候突然觉得自己本来想孵出的是鸟，飞出来的却是恐龙。
张念回忆说：“做生意对我的改变是非常大的，想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不进入那个角色之中就赚不到钱，为了‘妈泥’，必须分裂自己。”应该说他分裂得还比较成功，多年以前在学校里学的手艺，虽然没怎么用心，现在还是派上了用场。
慢慢地，一些老朋友从国外都回来了，他们就像在冰箱里冻了几年一样，仍然保鲜。特别是张大力，十来年如一日地坚持在墙头画着他的大头，对张念触动很大，一个艺术家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一个艺术家应当怎样地活在世上，“生存还是毁灭”再次成为一个问题。张念毕竟是体验过飞翔快感的人，正在这时，张大力和盛奇决定在设计博物馆做一个展览，他俩热情地邀请张念参加，张念又兴奋了，他还是提着几斤鸡蛋，但这已经是几块钱一斤的了。张念想着十年以前的等待，突然觉得等待是没有结果的，“等来的可能是更大的断裂、破坏和分裂，这些年许多人的努力可以说是以卵击石，击的是一个权力，人可能太弱小了，弱小到你生存都很危险，你很害怕外面，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哪天就会把你搞掉。然后你就感觉到你弱小的身体想碰撞，其实是对大的社会的碰撞，法律的、规范的、好的或者不好的。你都要碰撞，宁可头破血流，我要把这种感觉表现出来，不管怎么样，先把蛋碎了再说。”张念找到了一块大板子，上面铺上了白布，写上了“1999张念”，然后从容地邀请在场的艺术家和观众拿起鸡蛋，向木板上扔去，砰！砰！砰！一声声闷响宣告着一个个希望的破灭，一个个生命的消失。我当时仍然在场记录，突然意识到八十年代浪漫、理想、梦幻、希望真的已经结束了，不过一个时代的终结并不妨碍一个艺术家的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