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杜聿明回忆录》节选
同年（1942年）4月5日蒋介石带罗卓英到腊戍，6日到梅苗亲自指挥部署，决定平满纳会战，增调第六十六军入缅，并召见同古突围的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与他同住一晚，予以慰勉。8日蒋约我和戴同他巡视曼德勒。蒋介石看到从梅苗到曼德勒间汤彭山脉一带山峦重叠，十分险要，对我说：“平满纳会战十分重要，必须鼓励将士一举击破日寇，进而收复仰光。万一日寇后续部队增加，我军也不要勉强决战，退一步准备曼德勒会战，或把住这个山口（指梅苗、曼德勒间）与敌作持久战。”我当时很同意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回梅苗后他又叮嘱我要服从史迪威和罗卓英的命令，我因同古战斗曾和史迪威争吵，满肚怨气，对蒋说：“如照史迪威的命令，二百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
蒋拦住我的话说：“我知道的，以后有罗长官在，他会了解的。”九日蒋介石回国，以后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即由史迪威、罗卓英完全负责。
同古中国远征军纪念碑祭文
1951年，缅甸同古的华侨杨光汉等人筹资，在当地建立了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曾经多年守护纪念碑的远征军老兵杨伯方（2009年1月2日于同古去世，终年89岁）写过一篇祭文：
人们在给凯旋者授予勋章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为今天的和平稳定作出牺牲的阵亡弟兄，要记住，在茫茫丛林里、在漫漫公路旁、在滚滚的江河沿岸、在高山上、在峡谷中，还躺着数以十万计的中国远征军官兵的遗骸……深山处处埋忠骨！
战争是不可能没有遗憾的，即使是一场胜利的战争。当那场战争如火光雷电急促进行的时候，无论是挣扎在失败中，也无论是欢呼在胜利中，远征军的将领们从未忘记的就是，每打完一仗，都要吩咐把阵亡官兵的遗体仔细收拢，并精心选择一处干燥的地方安葬，而每一次安葬后，都要留下伤兵看守陵墓。战争在继续，战火在蔓延，这样的坟茔在战火中不断增加，增加…………
那些无家可归的，没有着落的亡灵们依旧在幽暗潮湿、人迹罕至的丛林中到处漂泊游荡。
风声是他们的叹息！
雨电是他们的怒吼！
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回家！[孙春龙：《异域1945》，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7～40页。]
野人山
亲历者
朱锡纯——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少尉录事闫廷春——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士兵
李万芳——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士兵邹德安——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部作战参谋杨岑峰——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士兵这是6集“滇缅系列”中，惟一没有讲述战斗故事的一集。战争在这一集中俨然成了配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永远也无法战胜的敌人——野人山。
严格意义上的野人山，其实仅限于缅北胡康河谷一带的原始森林，方圆近300公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1942年中国远征军缅北大溃退时，真正穿越野人山的部队，只有杜聿明亲自率领的远征军主力。其余很多部队如二〇〇师，实际上是通过另一条路线回国的。开始制作这一集时，最大的难题，就是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野人山幸存者。战火与时间，带走了太多的亲历者。我甚至一度怀疑，从做片子的角度上讲，如此严格限定野人山的范围是否必要。但这一疑问，最终随着朱锡纯老人的出现而烟消云散。
第一次见到朱锡纯老人，是在一个雨后的中午。数小时的颠簸，将我们带到了一个貌似世外桃源的小村庄。如我所料，老人见到我们后非常激动。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老人激动的原因，竟然是由于自己先前出版的自传，有着太多的印刷错误。在昏暗的农舍里，朱老先生照着自己的手稿，一个一个地为我指对印刷文本上的错误。虽然这些错误其实与我们无关，但我能理解老人面对这些错误时的心情——人生中最难以忘却的一段记忆，当然容不得半点误读。
关于朱锡纯老人在野人山中的经历，我不想再过多复述，因为任何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那段蛮荒之地的死亡之旅。通过老人的讲述，我第一次知道了在死尸脑袋上睡觉的感觉，第一次知道了蚂蟥是能钻进睾丸里的。
在动身前往朱锡纯住处之前，我特意看了一段老人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影像。画面中，老人提到了战友李国良。讲到动情处时，年近九旬的朱锡纯在摄像机前痛哭流涕，反复念叨着“不能怪我，不能怪我……”。对于一名编导而言，这样的素材无异是极其精彩的。但我一直觉得，让采访对象在大众面前一次次将伤口撕开，这样的行为实在太过残酷。至少，我无法做到。
采访临近结束时，老人终究还是提起了李国良。也许是由于我故作不经意的态度，这一次，朱老先生没有哭泣，只是平静讲述了那段让他内疚终身的往事。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
也许，在了解完所有的历史情节之后，只有沉默，才是对那段惨烈历史的最好祭奠——长眠野人山的4万名中国军人为证。
编导刘元
1942年5月初，缅甸北部胡康河谷以南一座村落里，撤退途中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少尉录事朱锡纯正和战友们做进山前的最后准备。
“炸光了，粮食啊，武器啊，什么都被炸光了，什么都没有。我那时候跟着师部走，后来到村庄上弄了一罐子盐，捡了一把刀，就把这当武器。”朱锡纯回忆起当时的狼狈处境。
朱锡纯是湖南平江人，1939年应征入伍。此时，他所在的部队，已经在日军追赶下连日奔波数百公里，虽还保持着建制上的完整，但士气低落，纪律松弛。他回忆说：“士兵当时还弄了不少粮食，所谓弄，就是抢。到寺庙里，二话不说，粮食、金菩萨，抢了就走，根本就没什么规矩。杀缅甸人的牛，拿根竹棍削尖当杀牛刀，往牛身上一捅，就那样杀。总而言之，打胜仗不乱来，打败仗就乱来。”
朱锡纯和战友们将要进入的胡康河谷，位于缅甸密支那以北，缅语意为“魔鬼之居”，因曾有野人出没，而又被当地人称为野人山。穿越这片原始森林前往中缅边境，直线距离为138公里。据抗战史专家戈叔亚考证：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部、新编第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3万多人，在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率领下，途经野人山撤退（途中第九十六师改走其他路线，剩下1.5万人全程穿越野人山）。[戈叔亚：《兵败野人山——记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戈叔亚撰文说到部队进山前的情况：“5月中旬，部队到达曼德勒以北500多公里的小镇曼西一个叫做莫的的小村庄，就再也没有公路了。军长下令把大炮、汽车、装甲车等一切重型装备全部集中销毁，原来乘坐车辆的1500名重伤病员就地安置（最后这些伤病员全部死亡）。”[戈叔亚：《兵败野人山——记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据时任新编第二十二师卫生员的刘桂英回忆：“这个时候把伤兵集中起来，告诉他们，现在我们走到无路可走了，你们跟我们走也是死路一条，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自己想个法子处理吧。伤兵讲，你留一点汽油，你们走吧！他们把汽油点了火，自焚。一千多伤病员带不出来，我们都趴在地上哭。”
对于1500名伤病员集体自焚这令人震惊的故事，戈叔亚通过调查，发现仍存疑点，真相成谜。[戈叔亚：《1500名远征军伤病员死亡之谜》，《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尽管如此，这么多伤病员的死去，已预示出野人山撤退的空前凄惨。用戈叔亚的话来说，“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也是中国军事史上黑暗的一页”。
驮辎重的大象摔死了
远征军官兵每人肩背轻装和5天的粮食走进原始森林。
“进山那一天大概是5月7号。一进山，路都没有，工兵营在前面开路，我们跟在后面走。那么高那么密的树挡着，根本就看不到阳光，白天就像夜晚。没有人戴手表，更没有人穿皮鞋，都穿草鞋，连师长也一样。”朱锡纯回忆说。
5月的野人山，闷热难熬。从未受过野外生存与丛林作战训练的远征军官兵，只能靠着几张并不准确的地图和少数指北针，摸索前进。
对于时年18岁的朱锡纯来说，这段行程的开始阶段，还是有些乐趣的。“大概是进山四五天的时候，还没有下雨，一个山窝子里有一块平地，一串猴子，大的拽小的，慢慢下来，距离我们不远。最小的猴子来摘我们的钢盔，然后抓了野果就朝我们打，打在钢盔上嘣嘣响。我那时候没有戴钢盔，野果就直接打在我头上，很疼。”
告别了调皮的猴群，一头大象突然出现在朱锡纯面前。“我们的部队里有大象，用来驮枪炮、粮食等辎重。大象力气大，什么东西都放它背上。当时我们中国人不知道饲养大象的方法，大象看到芭蕉想吃，它的鼻子像手一样去够芭蕉，够着够着把拴它的铁链子都挣脱了。”朱锡纯听说部队里有两头大象，“我只看见一头，他们讲摔死了一头，后来那一头也摔死了。不光是大象，电台也摔掉了。”
5月13日，就在杜聿明向担任断后任务的第九十六师发出“自行突围”的命令后不久，一直跟随他前进的军部发报员不慎坠崖身亡，唯一的电台损毁。进入野人山的远征军官兵，从此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
眼看进山时所带粮食越来越少，一股不安的情绪开始在官兵中蔓延。
这时，朱锡纯的战友李国良想到了一个鼓舞士气的方法。“李国良就跟我讲，我们今天晚上唱唱歌，打打气吧。我说，唱歌有什么用？李国良说，你不知道，唱一些抗战歌曲，比如《中国不会亡》等，可以提高大家的士气。”朱锡纯说，当天晚上，战友们唱起了歌，第一首歌是《游击队之歌》。
抢枪的野人，求死的战士
5月中旬，缅甸腊戍以西的丛林里，一队衣衫褴褛的中国士兵，沿着一条林间小道艰难前进。他们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已经半个多月了。由于通往缅北野人山的所有道路已被日军切断，大批掉队的远征军官兵只好化整为零，利用日军立足未稳的机会，向中缅边境东段国境线悄悄渗透，曾经手刃日军哨兵的第六十六军战士闫廷春也在其中。
“当时有很多散兵游勇跟着我们走，难民也跟着我们走。”闫廷春说，后来士兵们发现了一间当地人搭建的小木棚，这小木棚是专门用来放水，供行人饮用的。他喝了水，惬意地在木棚棚顶躺下休息。此时，一架日军飞机突然出现在上空，开始扫射。“我赶紧从棚顶往下跳，刚跳下来，棚顶就被打掉了。当时我就在心里叫我的妈，心想：‘我还能不能活着回去，回到我的妈身边呢？’”
敌机飞走后，士兵们继续前行，遇到一条小河。闫廷春回忆，河上搭着一座两丈长的木桥，“有一匹马眼看要过桥了，结果一个趔趄，掉到河里了。当时有四五个人拉着马的缰绳，有个人说，下去帮一把，结果他正要下去的时候，缰绳一断，他就被砸在那儿，砸死了。”
5月下旬，从腊戍方向突围的第二〇〇师剩余数千名官兵，正带着师长戴安澜的骨灰，与大批掉队的远征军残兵一起，向中缅边境行进。他们大多没有随身携带足够的粮食。时为第二〇〇师士兵的李万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太困难了，路上弄不到吃的，很饿。过一条河，有些人坐竹筏子，我是抱了一根大竹子浮在水上，他们把我拖过河。”
官兵们除了要忍受当地土著居民的敌视态度，还要面对一大麻烦——野人。李万芳说：“野人皮肤是红色的，要抢我们的枪。打了一天，把一个贵州战友的腿给打断了，我们也扔了手榴弹炸那些野人。一路上炸，炸死了不少。”
闫廷春和战友们也遇到了强盗。“营长传令：如果有强盗的话，就包围起来打。我们在一个寨子的山头和强盗打了一仗，时间不长，抓到了抢枪的。我们的人没有损失，估计他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营长说，我们打是要打，但是枪口要抬高一点，不要打死人。”闫廷春说。
终于临近边境，祖国就在眼前，闫廷春却病倒了。
“那天晚上我拉肚子，上吐下泻，还要挑罗锅。”闫廷春回忆道，一个伙夫在山脚处死了，罗锅总得有人挑，“黄排长对我说，走嘛，平时你走得很快，谁都走不过你，今天怎么走不动了？我说我拉肚子。他说，拉肚子，恐怕你是想死了。我就对他说，你给我一颗子弹就行了，我走不动了。”
排长的子弹，最终没有射向自己的战士。闫廷春留在当地一户农家养病，幸运地康复后归队。
6月17日，第二〇〇师残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在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的带领下，抵达中缅边境；6月25日，在云南保山与接应部队会合。这支出征时近万人的机械化王牌师，连同沿途收容的大批友邻部队散兵在内，回到国内的总共不到4000人。
此时此刻，缅甸已进入雨季，在野人山与外界失去联系的远征军部队，依旧杳无音讯。杜聿明和他率领的数万名将士，仿佛人间蒸发般，消逝在野人山重重的雨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