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的时间，孙新民赶到了诊所。他进屋后，见到桌上摆着大烟灯，一个男人坐在桌前，瘦瘦的骨架撑起一套长褂，顶着一顶礼帽，正是尹洪星。
看到有人进屋，尹洪星并没有理会，继续抽大烟。孙新民摘下帽子，坐到桌前，先开了口。
孙新民跟尹洪星套近乎，叫他“兄弟”，希望“以后咱们什么都可以谈”。
尹洪星慢慢抬起头，嘴里喷烟，摘下帽子，视线转移到孙新民身上，打量了一番，才慢吞吞地开口：“贵军呢，你们那边还把何二毛子吃掉一个团。”
孙新民说：“对啊，何二毛子他自不量力，一直给我们捣乱，所以我们部队就把他消灭了。”
就在几天前，孙新民所在部队刚刚打了一场胜仗，攻破郯城，尹洪星显然知道了这个消息。听孙新民这么说，尹洪星露出一丝异样的神色，被机敏的孙新民捕捉到了。
孙新民说：“咱们呢，现在的形势非常好，各个根据地呀，打了好多胜仗。日本人的时间长不了，是吧？留点后路吧。咱们弟兄俩，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助你。”
孙新民看火候差不多了，让人送上几道小菜，两个人喝着酒，聊了起来。
尹洪星说：“你看我有吸大烟这么个嗜好，贵军那里又不吸大烟。我这人，你们能要吗？”
“清乡运动”进行时，汪伪政权在“清乡”地区建立机构，控制学校，出版报刊，大肆散播淫秽小说、电影和音乐，开放赌场、妓院和烟馆，伪军中像尹洪星这样的瘾君子为数不少。
孙新民说：“你慢慢戒呗。”尹洪星说：“我一天不吸像死了一样。”
孙新民说：“等你立了大功了，你带了这些人来，咱们弟兄也不骗你，会优待你。”
在孙新民的劝说下，尹洪星答应慎重考虑。
几天后，孙新民得到消息：尹洪星占据的几个重要据点向游击队敞开了大门。
孙新民回忆：“开了大门以后，他又教育其他的汉奸队伍，一般也不出来‘扫荡’，过去可是三天两头地出来转。我们便于活动了，有时白天也可以出来了。总而言之很有效。”
此后几次，孙新民执行任务前，只需提前知会尹洪星，便可顺利通过据点。在尹洪星的帮助下，交通就畅通了，战士们的安全更有保障。
酒桌下老大哥告密
日伪军的“清乡”招数层出不穷。“清乡”地区进行政治“清乡”，广泛宣传“中日亲善”、“和平建国”，并实行编组保甲、连坐联保，组建警察保安武装，积极鼓励自首和策动告密。
徐念初回忆：“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一个保里出了事，整个保的人家都受连累。来个陌生人，老百姓就不敢留，怕被人揭发。”
告密，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传统。沙叶新的《丑陋心态：中国的“告密”文化》一文写道：
“亲亲相隐”原则使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大为收敛，但其他人，如乡里、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的告发绵绵不绝，在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的怂恿放纵下，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浊浪拍天。自秦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告密运动，倾家荡产、人亡族灭者数以千万计。
顾理昌回忆了一次当年他被人告密、死里逃生的经历：
“1943年，我和一个原来是我们干部的老大哥在一块儿，他买了酒，买了豆腐皮，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吃晚饭。”
老大哥的热情款待，让顾理昌心里暖意涌动。两人边喝酒边叙旧。老大哥不停地劝酒，但顾理昌不胜酒力，只喝了少许便有些昏昏沉沉。过了一会儿，老大哥起身要离开。
“他说回家去干个什么事，叫我等他。不到12点，我等着他，趴在桌子上打瞌睡。”
迷迷糊糊中，顾理昌听到一阵脚步声，他立刻惊醒。直觉告诉他，来者不善。他急忙吹熄油灯，躲进床下的角落里。一群人破门而入。
“这些人明显是来找我的，在屋里找遍了，有人一只手掀了床上的苇席，一只手用刺刀往底下捅，刺刀离我的脸只有几寸远，没捅到我。他若是提起床板，我就会丢命。”
这伙人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夜已深，差点丧命的顾理昌顾不得和老大哥道别，连夜撤走了。一路上，顾理昌都在思索：已经很谨慎了，怎么还会暴露行踪？老大哥去了哪里？
直到194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顾理昌从保长的口中得知一个让他有点无法接受的消息：当年老大哥喝酒喝到一半时借故离开，原来是别有用意。“他叫他父亲去报告敌人，来抓我。他带酒来，显然是有目的的。当时我不怀疑他啊，我们原来在一个乡里工作，都是脱产的，像亲弟兄一样。我想不到他作为内奸来杀害我呀，他不应该有这么个心啊。”
没人知道老大哥最后去了哪里。
被策反的日本人在“扫荡”中保护中国人
1943年，日伪军一套套“清乡”招数不断，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经常要四处转移。
严酷的环境中，徐念初恋爱了。“在随军服务团遇见了章立，这个人呢，比较聪明，能画画，也能刻章，唱歌、演剧，他都行。”
烽火中的爱情，同样美好。两个年轻人时常书信往来。
由于卫生条件跟不上，到了蚊虫多的季节，许多战士得了疟疾。徐念初的男友章立也病倒了。“发疟疾就是打摆子啊。打摆子有两种，一种是几天发一次，还有一种就是连续发作的。他是连续发作的，这种就比较厉害。”徐念初说。
由于经常要在夜里行军，章立的病情反复，身体吃不消，不得不留在后方医院养病。
恋人间只好暂时忍受离别之苦，以书信传情。
据徐念初回忆：后方医院有一个策反过来的日本人，叫高桥，他也病了。由于语言不通，高桥很少与人交流。恰好章立懂一点日语，两个人的接触多了起来。章立常在给徐念初的信里提到这个日本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章立的病情还没好转，日伪军的“扫荡”又来了。“那天晚上他们偷袭后方医院。那时候，那个后方医院里都是些病人，不可能天天转移。”徐念初说。突然“扫荡”让大家措手不及，来不及逃跑。日伪军在后方医院里到处搜查，章立只得和其他战士混在百姓中间。这时候，日伪军发现了高桥，就命令他来指认士兵。
“这个高桥还是不错的，他保护了好多人，说这个是老百姓，那个是老百姓，结果就8个人没有办法，因为穿了军装，是到后方医院去养伤的。章立也在其中。就他一人是干部，其他7个都是战士。敌人把这8个人一起抓了。”
徐念初后来听说，天蒙蒙亮，8个人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枪声中倒下了。
几天后，心情刚刚平复一些的徐念初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章立遇害前寄出的。“就说他的病基本上已经好了，不过大夫一定要他再休养10天，因为他的身体太虚弱，需要再调理一下。”
徐念初痛彻心扉。“从感情上来说呢，实在过不去，感觉到这人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后来还怪自己，因为刚开始，他是坚决不愿意到后方医院去，后来是领导下了死命令，他没办法才去的。领导下这个死命令的时候呢，我也在旁边，因为当时他身体实在受不了了，我也赞成领导的意见，就催他去。所以我后来想，假设我不催他去的话，也许就不会这样……”
那段时间，徐念初经常梦到章立。在远处，章立唱着歌，挥手和她告别……她也常想起那个从未谋面，却救了不少战友的日本人高桥。
1944年7月1日夜，“清乡运动”开展三周年的日子，在苏中四分区主力部队掩护下，沿途数万群众在三四百里长的封锁线上联合行动，乡亲们火烧竹篱笆。消息传到南京，汪伪政权不得不宣布延期“清乡”。
这一年，汪精卫健康恶化，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第二年，抗战胜利，汪伪政权土崩瓦解。
孙新民和尹洪星接上头后，交涉一直很顺畅。交通线打开后，孙新民随大部队辗转各地，其间失去了与尹洪星的联系。“鬼子投降以后，他那个部队调到别处去了，他的下落不明，估计最终也是打掉了。”
70年过去，白发苍苍的孙新民还记得当年初见尹洪星时他的模样：又黄又瘦，长褂礼帽，坐在桌前，神情复杂。
逢年过节，锅里煮着饺子，窗外鞭炮声不断，徐念初总会想起那段四处游击的日子，那出没来得及上演的剧目，那个扎红头绳的女孩，那位才华横溢的章立，还有那道几百里长的篱笆墙。
她还记得那首民谣：“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粮田荒芜没法种，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
文化“清乡”
汪伪政权在“清乡”地区通过控制学校、出版报刊、组织“青少年团”，开展反共教育。日寇一方面造谣说“新四军是俄国军队，遭到英、美、日和国民党的联合反对，一定不成功”，“新四军焦土政策，造成人民生活不安”，“国共摩擦，抗战一定失败”等，另一方面又大肆施展蒙蔽欺骗的伎俩，宣传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合作救国”、“复古读经”等，并且纵容黄、赌、毒，从精神和心灵上毒害中国人民。
“治安强化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和加强在华北的统治，强迫推行的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相结合的政策和措施。1938年7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日本大本营关于确保华北占领地区安定的命令，制定了《军占据地区治安肃正纲要》，接着于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进行了3期肃正作战。1941年，华北方面军又把治安肃正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于2月制定了《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当年3月30日，在日军操纵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始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到1942年底，共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
“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
日军把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加强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份证办法和户口调查，实行连坐法，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以禁绝抗日活动。同时，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以强化奴化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制造无人区，广修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以推广其占领面，封锁抗日根据地。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日军所到之处，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致使许多村镇成为废墟。日军企图以极其残酷的破坏，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1942年5月初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聚集5万多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被抓走、杀害的有5万多人。有人形容说：“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
空中牛仔
亲历者
爱玛——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护士
拜斯登——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军械师
查尔斯·邦德——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罗伯特·科顿——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洛文斯基——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机械机
赫尔曼·斯坦利——时为驼峰航线飞行员向导
黄澄——时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昆明办事处职员龙启明——时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二十二轰炸机中队飞行员
程敦荣——时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战斗机飞行员金逸群——时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一中队飞行员
毕超峰——时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指挥部参谋长王延洲——时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三大队战斗机飞行员
我如小燕
君便似飞鹰
轻度关山千万里
一朝际会风云
至高无上是飞行
殷情期盼莫负好青春
——《西子姑娘》
这是抗日时期为中国空军海选军歌时一首落选的歌曲，后经“金嗓子”周璇的演绎，才广为流传。歌词如此儿女情长，确实不像军歌，但若真的选上，想必会成就一番佳话。在战争中加入一些浪漫元素，是人们对战争仅存的一丝幻想。
飞虎队也许是二战期间最具浪漫色彩的一支队伍，一群20来岁的半大小子，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在一个被军队变相开除的老头子的带领下，来到战火纷飞的陌生国度，肩负着锄强扶弱维护正义的使命，驾驶着老旧战机，以少胜多，打败了当时称霸太平洋的日本空军，赢得了异国人民的尊重，也有人也迎来了爱情。如此好莱坞式的故事，难怪很多人想把它搬上荧屏。
为了增强这种浪漫气氛，坊间更多了些故事与传闻。比如说美国军方不承认这批志愿者的服役经历，是因为嫉妒这批杂牌军取得的战绩。说到杂牌军，确实如此，他们当中很多人是陈纳德连哄带骗来的。有人想成就一番事业，有人想多赚点钱，保不齐还有人只是想体验下异国情调。这样一批人来到中国，说白了就有点打工的意思，军纪也就很难好起来。陈纳德为此还特意雇佣了一批监军督察，专门来管理这些美国人。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美国人做事很认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这是当时很多与美国人接触过的老人会提到的，他们固然对美国人的傲慢有很多不满，但是提到工作，那一定会夸上两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