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戎马征战，展新中国和平岁月
沐战火洗礼，传奋勇精神，喜老当益壮今朝和谐享天年；
悟戎马千秋，展鸿翔之图，叹征途长远他年守望建强国。
回首九死复生的过来之路，悠悠往事，娓娓道来。有关战争的书籍浩如烟海，那是因为战争中的事是说不尽的，战争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书；而和平，那是一个穷尽祖祖辈辈人们一生来追求的目标。七十多年弹指一挥，风烛残年的人们鄙弃了回去的路，只记得向前的途。他们在戎马征战中奉献，他们在和平岁月中不忘回报青春——深深地铭记，静静地回忆，实实地践行……
杨宝伦（中），华东野战军第一军分区二团战士，参加过南新庄战役、渡江战役。后渡江南下解放杭州后长期驻扎在了杭州。解放后分配到杭州铁路部公安处，担任过铁路公安处科长、政治处主任、书记等职。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不管是那时的战斗年代还是现在的和平时代，我们革命军人，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为了国家大局，无论何时，依旧满怀激情，不顾一切，只为国家的强大。
——杨宝伦
南新庄的血战
1947年，那是记忆深刻的一年，当时蒋介石图谋重点进攻山东，我所在的华东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当时有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到‘蒋管区’”，准备挺进鲁豫皖。我是山东第一军分区二团的，我们团负责泰安、莱芜和新泰三个地区的战斗。
发生南新庄一战是有来由的：那时，泰安县九鲜镇的还乡团抓了我们一批干部以及当地的积极分子，对他们采用了轧刀活活轧死和活埋等惨无人道的行为。我方知道后，二团二营的全体指战员奔袭而去，直捣九鲜镇，证实情况属实后又去追那些在逃的还乡团匪徒，我们攻破了邱家店的国民党守军，为捉拿逃亡南新庄的匪徒而引发了南新庄的一场血战。
我们在南新庄的四周对其进行包围，面对南新庄的还乡团和国民党73军一加强营的重机枪密集扫射，我们在子弹之间奋勇向前，突进了南新庄的村口。但是，敌人疯狂的攻击将我们三次进攻都打退了，而后又用谈判的计策拖延时间等到了国民党的援军，我们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不断撤退。虽然在这次战争中我们没有攻克南新庄，建制中的五连仅剩下30余名战士，我的很多战友也牺牲在这场战役中，但是敌军也受到了重创，气焰受到严重的打击。我军的英勇作战鼓舞了当地的广大军民的战斗信心和勇气。
安全渡江，首长为先
新中国成立已经60多年了，我们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渡江南下到杭州也已60多年，回想60多年前保护首长在英国军舰的阻击下渡过长江的那场战斗，至今还是历历在目。
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们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苏北徐州贾旺一带进行休整，为后来的战斗积蓄力量。期间，我们被部队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王建安任司令，谭震林任政委。我当时还是王司令的警卫员，跟着首长转战南北，保护首长是我的职责。1949年2月，我们第七兵团根据指示，进驻安徽，为下江南解放全中国做准备。在渡江战役开始前，王建安司令、谭震林政委等兵团首长为了准备渡江战役，乘坐橡皮艇到预期的渡江点实地观察地形，到各部队了解情况，吃不好睡不好，非常辛苦。而我们警卫人员也为此次渡江战役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保护首长的方案，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都下定决心：如首长遇到险情，要以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枪弹，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渡江战役正式打响后，我们中路兵团率先在4月20日午夜渡江。午夜时分，英国的军舰直向我们而来，不久后，渡江突击队先后攻占了闻新洲、紫沙洲、黑沙洲、鲫鱼洲等江心洲，在我军大炮掩护下，强渡战士首先登岸。到21日凌晨，渡江第一梯队突破敌军防线，敌军自芜湖西南的鲁港至铜陵的江防地带全部土崩瓦解。于是在21日晚上八九点钟，我们司令部、政治部机关都集中在江边准备过江，按原定方案由王建安司令、谭震林政委等首长第一批过江，这一批总共安排了四艘船。我们警卫员就在首长的橡皮艇上保护首长的安全，船队出发后不久就遇到了敌方的军舰，他们用机关炮对我们进行了进攻，在王司令的沉着指挥下，我们加快划船的速度，在子弹流窜、炮火四起的江上，保护首长安全到达对岸。上岸后，为了防止敌人的地雷伤到首长，我们警卫员的同志走在首长的前面探路，然后首长踩着我们的脚印往前走，这样就保证了首长的安全。最后，我们保护首长安全渡过长江，来到江南，为后来在宁波、舟山、杭州等地的作战积蓄了力量。我们解放杭州后，部队就驻扎在杭州的南山路，就是现在的浙江省军区所在地。
腥风血雨中迎来杭州解放的曙光
我们渡江上岸后，一路经过南岭、宣城、广德、长兴、吴兴、德清、瓶窑，最后到达杭州。自上岸，我们只用了短短的13天就徒步赶到了杭州。1949年5月3日下午2点，我们部队进入杭州后控制电台等重要地点，向全市通报，解放杭州。我们进入杭州后，环境非常恶劣，疟疾等传染病盛行，我自己就得过几十次轻重不一的疟疾，只能自己用奎宁来治疗，而无其他的治疗条件。当时我发了40度的高烧，但在接到战斗任务时，还是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走上战场和敌人斗争。在行军途中大家吃饭时都没有碗可以用，背在身上的铁锹就是我们的“碗”，随时可以用。那时的杭州正值江南的梅雨季节，道路泥泞，长时间行军的我们没有吃的，又累又饿，更没有一块干的地可以让我们坐下来休息。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同志们只能撑着木棍站着休息，这样一歇，很多人就再也没有抬起头来，醒不过来，累死了。
7日早上，我们士兵在原国民党司令部的食堂安然地吃饭，就在这时，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对我们发起了进攻。国民党军队的飞机从舟山机场起飞，目标是攻击省政府，当他们打到食堂时大家都在吃饭，没有任何准备。突然之间，坐在我旁边的战友的脑袋上被打了一枪，脑浆直溅到我的碗里，在这场袭击中，我们死了20余人。但是，我们却必须冷静地面对，坦然地接受，然后再和敌人战斗，保卫我们的城市。就在这样的腥风血雨、子弹炮火中，我们迎来了杭州的解放。现在回想，战争的残酷，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以及这得来不易的和平岁月。
家庭的支持让我坚定地向前
渡江南下解放杭州后，我们就驻扎在了杭州，而后也就长期生活在了这个我曾经浴血奋斗过的江南的魅力天堂——杭州。解放后，我被分配到杭州铁路部门的公安处负责保卫工作，曾任铁路公安处的干事、科长、政治处主任、书记等职，曾70多次见到毛主席，负责主席的安全工作。这个工作需要付出很多的精力，而且时间不定，保密工作又非常重要，往往生活中最亲近的家人都不能透露任何消息。1959年的4月，我爱人请了一个星期的婚假从苏州来到杭州准备和我登记结婚，而当时恰逢我岳父岳母也从广州回来探亲，希望亲眼看到女儿出嫁。就在我们准备结婚的时候，公安处接到任务，中央重要会议要在杭州召开，与会的中央领导有刘少奇等，我们铁路公安处需要负责保卫工作。而此次保卫工作的所有保卫措施都是机密，没有保密就没有安全，因此我们负责保卫工作的人员绝对不能泄密。保卫中央领导的工作是半个小时都不能离开的，为了领导的安全，为了全局的考虑，只能牺牲家庭利益来维护国家的利益。没有和爱人及家人解释半字就只说：“今天我不能和你去登记结婚了。”家人完全不知道我是去干什么了，只知道我让结婚成了儿戏。迫于无奈，我让警卫科的一个同志代替我带我爱人去户口所在地登记结婚。当时，我爱人生气地想离开，认为我根本不想和她结婚。后来，经姨父——原杭州站站长的解释，了解了我的苦衷后，就非常理解我了。就这样，在1959年4月9日，别人代替登记，没有婚宴，没有婚假，只有在华侨饭店买的40斤糖，我们正式结婚了。然而在我儿子出生后的第二天，我又因为工作需要出差去了广州，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了我爱人，自觉很对不起她。就是在她默默的支持下，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我都毫无后顾之忧地坚定向前走，只因当时我们都有很重的工作为先的观念，为了革命，为了主席的安全，我们可以不顾一切。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过往的历史片段已经渐渐模糊，但是，当时的信仰、当时的精神，一直存在我们的生命中。现在的年轻一代应该学习革命时代的精神，无论在学习上、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要不怕苦、不怕累，任何困难的事情都应尽全力地去做，这样，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才会走得更加顺利。在人的一生中虽然家庭对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自身的因素还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自力更生，这是我教育儿女的原则，也是我想告诉现在年轻的朋友们的。希望我们祖国新的一代年轻人比我们老一辈的人更加出色，为祖国的建设奉献更多，殷切盼望一代更比一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