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方术：权力的润滑剂和迷幻药
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唐代诗人李商隐这首《贾生》，讽刺了帝王对鬼神之事的关注重于对黎民百姓之福祉的关注。汉文帝在中国历史上还算是有道之君，他尚且如此，其他的君王可想而知了。
然而若从人性的角度仔细分析，汉文帝这种“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举动，却能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对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帝国皇帝来说，社稷之稳固、黎民之幸福固然很重要，但这些毕竟属于现实世界的事情，对应的技能和知识乃在经验范围之内，天下愿意且可以为皇帝做事的人很多，不独一个贾生。而再有雄才大略的英主，都必须面临任何人都绕不过的问题——生理的欲望和对死亡的恐惧，而这些问题，属于未知领域。方术之所以能使皇帝变得不理性，乃是因为方士用方术，击中皇帝的两大软肋：欲望与恐惧。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部落的首领往往是巫、师、君三者合一的。处于科学不昌明的蒙昧时代，部落首领不仅是民众世俗中的领导者，而且兼有精神导师的身份，其表现出能沟通天地、祈福禳祸的“法术”，会让其部落的人得到灵魂上的抚慰，这类“法术”有助于其领导权的巩固。
作为政治早熟的民族，华夏民族较早地告别了“巫君合一”的传统，至少在周武王克纣后，周公制礼，君王的统治之合法性靠“绩效”（即社稷稳固，百姓安居乐业）和道德品质（勤政、安民、节俭等等）维系，所谓“作之君作之师”，只有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祭祀仪式上，君王充当的角色才有部落时期“大巫师”的残余。
可以说，自周朝以后，“巫师”“方士”已失去对政治权力的决定性作用，沦为君王的“门客”，属于和优伶地位差不多的群体，即便有时候他们中某些人博取高官厚禄，也只是因为其能给权力拥有者提供润滑剂和迷幻药而已。质言之，就是帝王或权臣因现实中有享乐和求长生的需要，方士们（或寄身于佛道的方士）投其所好，提供一些物质层面的（如丹药）和精神层面的（向上天祈福）产品。尽管这类方士也曾卷入过政治斗争，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政权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权。
秦始皇求不死药屡被忽悠
秦始皇横扫六合，以霸道而取天下，进而焚书坑儒，其在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解释方面毫无建树，不能不说是其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后世史家，论述帝王迷恋方术而误国，秦始皇总是首当其冲的例子。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齐人徐巿（即‘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只是骗皇帝的噱头，徐福一去不复返，只留下徐福和数千童男女定居在日本列岛的传说。
一个人对最希望得到却最难得到的东西，是很容易丧失理智的，情愿一而再再而三被骗。胸有韬略的霸才秦始皇亦如此，被徐福骗了一把，还是不死心，接着又被卢生所骗。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
可是始皇帝照着卢生所说的去做，还是得不到“不死之药”，卢生害怕被杀，于是脚底抹油，溜了。感觉受骗的秦始皇，说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话：“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对梦醒的秦始皇来说，不久前还恩宠有加的“神人”，一下子就成了惑乱天下的“妖人”。后世以方术邀宠于皇上的方士，其命运基本上和徐福、卢生这些前辈差不多。
秦始皇求不死药不可得，反而被江湖骗子骗了几次。但这个历史教训并没有被后世的君王所吸取。或许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心存侥幸，拥有天下的帝王更是如此，他们总相信自己是幸运者，前代帝王找不到的不死之药，或许自己能找到。于是，一代代兜售春药和不死药的江湖骗子有了用武之地。
方术与时俱进却难成主流
汉朝初期，皇帝无为而治，用度俭朴，与民生息，经文帝、景帝父子两代的励精图治，到汉武帝刘彻时，国力处于鼎盛阶段。汉武帝好大喜功，一改父、祖两代的对外方略，对匈奴屡次发动战争。他迷信方术，远超过了祖父文帝。汉文帝只是就鬼神之事向贾谊不耻下问，而武帝几乎把秦始皇求仙问药的故事重新演了一遍。元封元年，“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秦始皇时有徐福、卢生等方士，汉武帝时则有公孙卿这类方士。“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
汉以后的方士或许是吸取秦、汉时代徐福、卢生、公孙卿等前辈的经验教训，取悦于皇帝之道更为纯熟，不将话说得太满，譬如不再言之凿凿说何处能见到神仙，何处等寻觅到不死药……如此容易露馅。他们靠进献春药药方让帝王和权贵享受生理上的欲望，或者靠摄养占卜、符篆斋醮之术将皇帝和权贵搞得神魂颠倒。《旧唐书》记载术士叶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念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这基本上和今日的王林大师“空盆变蛇”、“空杯取酒”一样的路数。
唐室尊道家创始人李耳为先祖，高宗时追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因之尊隆。老子之道教与后来热衷炼丹、辟谷的道教本不是一回事，但道教攀附李耳为创教教主，尊道教者必尊李耳。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唐代，士大夫炼丹、寻道、访仙成为了时尚。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一辈子和道士、道姑多有交往。当然，唐代许多士大夫亲近道士并非仅仅为了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更多是为了追逐现实中的富贵。由于皇室尊崇道教，一些有名的道士出入宫禁，与皇帝和达官显贵有着亲密接触，因此其言行能影响皇帝。如前文所提到的叶法善，曾深度地介入上层政治，自己在《留诗》中不无自得地夸耀：“适向人间世，时复济苍生。度人初行满，辅国亦功成。”他本人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有唐一代，士人不能通过科举等正常方式当官，而入终南山做道士博取江湖声名，进而得到皇帝赏识一举而得高官显爵，成为一种“曲线入仕”的流行方式，名曰“终南捷径”。
宋代真宗、徽宗等皇帝也很迷信方术。宋真宗梦见神人授天书，自认为是吉兆，改元为大中祥符。有这样的皇帝，自然就有投其所好的佞臣。官至参知政事（次相）、枢密使（掌军政大权）、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首相）的丁谓，曾教唆女道士刘德妙：“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刘德妙凿地挖得一只乌龟，带入宫禁，欺骗皇帝说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宋徽宗更是道教方术的超级“粉丝”，宣和七年，宋徽宗诏内禅，自称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供奉的道教神仙没能保佑他避免国破被俘、客死于金营的悲惨命运。
明朝最好仙道的是世宗嘉靖皇帝，他中年后长期在深宫内筑乩修炼，不问政事。大臣如严嵩等人，靠写好斋醮时献给上天的青词而得宠。道教领袖邵元节、陶文仲得以大用，邵官至礼部尚书。让一个炼丹修道的方士掌管天下名教大权，真正是斯文扫地。陶文仲被封为恭诚伯，明初辅佐太祖打江山的功臣刘伯温所得到也不过是伯爵（诚意伯）。不信或不尊崇仙道的大臣，则被冷落甚至严厉处罚。如首辅夏言不愿意穿戴皇帝赐给的道冠道袍，而失去了嘉靖帝的信任；太仆寺卿杨最上疏嘉靖帝，指出妖道之方术无非是骗人的把戏，竟被皇帝下旨廷杖而死！
相比较而言，清代的皇帝对待方术的态度是最为理性的。从顺治开始，尊崇宗教如藏传佛教，只是其为了“统战”的政治需要，没哪个皇帝像宋徽宗、明世宗那样沉溺于荒诞不经的方术（服用春药的皇帝如咸丰倒是有的）。
尽管从秦开始，中国历史上不乏被方术所惑的君王和权贵，但由于中国一直由理性而务实的儒学作为政治和伦理的支柱学说，方术也就只能成为权力的润滑剂和权贵的迷幻药，方士，再如何得宠，也只能是弄臣。没有哪个方士，能够希冀用邪道取得精神领袖的地位——如这样做基本上就等于造皇帝的反了，如东汉末年的依靠太平道的黄巾起义，元末依靠明教的农民起义。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崛起时，萨满教的大巫师通天巫阔阔出立有大功，后居功自傲，想成为与成吉思汗并驾齐驱的宗教领袖，于是成吉思汗毫不手软地将其除去。
在中国或者说东方的帝制时代，通天巫阔阔出越过了红线，他必须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