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开办银行、进行币制改革。
袁世凯把金融事业提高到国家之根本大计、国民经济命脉的高度来认识，故对银行十分重视，他指出国之本计，财政为先，财之管枢，银行为要。统观东西洋各国，莫不设立国家银行，有行钞铸币之权，上则利益公家，下以扶植商业，内足运输国计，外足驰逐诸邦，洵善制也。开办银行是国家财政大计，近年来财政纷纭，斡旋之机，首争此著，其重要情形，非寻常局所可比。在此认识基础上，袁世凯锐意擘画，整顿币制，主张设国家银行；整顿金融机构，保护产业，作为改善财政收支的一种措施。他上奏说：“今中国计学未精，官号则资本不充，商号则群情涣散，欲操纵中外盈虚，非设国家银行以统摄之不可。臣前日入都，晤管理户部事务大学士臣荣禄、户部尚书臣鹿传霖咸以此为急务，商由臣先在天津代设户部银行，为行钞铸币之本。”清廷下旨：“著照所请。”（44）
袁世凯一方面要建设中央银行，控制全国金融，另一方面鼓励地方建设银行，同时，他又熟知清政府财用匮乏，对中外合资开办银行也表赞成。1904年道员高尔嘉禀请与法商沙札郎合资集银400万两筹设华兴银行，资本平均，权利相等，袁世凯照准。而对于官商合办银行，袁世凯亦予以首肯，并身体力行。1903年6月他上奏清廷，拟由绅商合力集股开设银行，以冀疏通，并设立商务公所藉资联络。任杨俊元为银行总董，万士元、卞煜光、王文郁、李士铭等充董事，议定该绅等招集商股，协以官力，一切章程责成该绅等妥慎厘订，由官为之稽查维持。天津府知府凌福彭会拟章程督率经理，以冀随时随事审察利弊，相机兴革。随后该绅等承允集股银百万两，袁世凯亦允集百万。
袁世凯在直隶创办的最主要的银行是天津官银号。该号初名平市官银号，是1902年8月在天津开办，其时有资本110万两，在北京、上海、汉口、保定、张家口、唐山等地设有分号。1903年4月，平市官银号改为天津官银号，1910年9月为直隶省银行替代。天津官银号在其存在期内，一面吸收官、私存款，一面放贷，实力发展迅速，到1910年为直隶省银行取代时，拥有1024442元资本，1855000余元存款，3125300余元放款，23万余元现金，83300余元财产，706400余元有价证券。直隶振兴工艺的资金，多取给于官银号。而天津实际上成为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从其吸收社会资金且大量贷款给农工商业来看，已具有近代资本银行的某些职能，初步奠定了经济近代化建设的基础。
筹建银行的同时，袁世凯并致力于币制改革，进一步理顺金融体制。清末民初我国币制十分混乱，这极不利于中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商业的发展，并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1907年上海由金贵银贱而发生的买空卖空风潮即为明显的例证。袁世凯对币制混乱问题高度重视，采取许多有力措施进行改革，如行用纸币、铸铜元、统一铸币，民国后进一步整理各省地方币制，且拟订了《国币条例》，等等。
袁世凯在东抚任上就曾拟开制纸币，以补金融货币之不足。直督任上，袁世凯继续推行纸币。他选择殷实上中等钱商40家，令各写整零钱账，借资周转，所出钱票须盖有该公所戳记，以示限制，而杜虚架。为防滥发，袁世凯还令天津商务公所将已选定40家钱商字号造具清册，分别呈送本大臣及府县备查，并禀由府县出示晓谕，除此40家外，非由该公所议允，禀明遵照盖戳章程，不准擅自出票，违者严究不贷，从而使币制改革得以有秩序地进行。
清末，由于外人偷运制钱出口、奸商化官钱铸私钱等弊端，以至铜价飞涨，市面制钱短缺，沙钱满市，找零甚至有用竹片、纸条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开始注意铸铜元。铸造铜元之举，发端于两广总督李鸿章。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接收天津后，即令周学熙总办北洋银元局，以铸铜元。周学熙不负重托，铸币费省工速，且有赢利。据“铸铜元本利简明分析表”所示：除去购买铜、白铅、点锡和熔、碾、耗煤外，每铸一个盈银二厘四毫三丝。关于银元局铸币数，1903年，20文的共1288725个，10文的有51109757个，5文的2594020个。（45）此后更多。受直隶铸币的影响，自1902年8月至1910年7月，湘、鄂、浙、赣、鲁、奉天、苏、川、贵、桂、滇、豫、闽、新、藏先后开铸。在1905年，全国就有12省自铸铜元，共15局，铸币机器846具，1904至1908年共铸铜元120万万文以上。由于铸币过多，又导致了市场铜币饱和、铜元积压问题。为此，袁世凯于1907年上奏清廷说：“臣维经济之定理，以供求适当为目的。供不给求固穷，供过于求，亦适以致困难。”“为今之计，唯有暂行停铸铜元，一面亟行设法”整顿。（46）经整顿，铜元滥铸得以收束。
上述之外，袁世凯还致力于改进交通、以法治商，努力改善内外投资环境。
海河是天津对外贸易的重要水路交通线，因此，袁世凯对海河浚治工程予以大力支持。而随着天津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市内交通已不能满足投资需要。为此，袁世凯在督直期内，修建了金汤桥、旧金钢桥及老龙头铁桥。此外，袁世凯于1903年在新开河购地修建新车站（现在的北站）。1904年，袁世凯以天津停车场接近租界，诸多障碍，更添设停车场于河北，商民称便，而天津地方百货云集，遂自河北停车场修筑一支路以达西沽对岸，就其地建设积卸货物之埠头。其中西沽路经费是在关内外铁路借款项下筹拨，共计9万英镑。
袁世凯在学习西方经济管理和以法治商方面也做了有益的工作，诸如创设天津商会，拟定《天津商会就地便宜章程二十条》等等。商会的任务在研究促进工商业发展战略；介绍与指导进出口贸易；确认商品质量与价格；保护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平抑市价，修订会章等。这对直隶商业发展具有促进和保护作用。
由于袁世凯大力推进商业发展，直隶省成为全国搞新政最活跃的省，社会上称之为“北洋实业”。北洋已成为“新政权舆之地”，各行省咸派员视察，藉为取法之资。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直隶也因此取代湖南而成为全国的模范省。
五、袁世凯与直隶新式教育
袁世凯在直隶时期的新政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领域中亦有相当之存在。
袁世凯力废科举制以扫除学堂障碍。就袁世凯人生经历而言，他在早年曾痴迷于科举考试，声称“不能博一举人，不能瞑目”（47）。为达此目的，袁世凯“虽多病，亦不敢自弃，每当病卧思己之功名不就，无不攘背而起，展书味颂，但不知老天负我不负我乎”！（48）现实是残酷的，接连两次科考失利，沉重打击了袁世凯，并使之“倾箧举所作诗文付之一炬，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袁世凯投笔从戎，乃其个人一生中之转折关键，对此选择，袁世凯“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他说，他是从小就痛恨这种科举制度的”（49）。袁世凯的这一态度，对其后来力主罢废科举，应当有相当影响。
个人因素之外的，则是社会现实的需要。袁世凯是清末民初的政治精英，但他对教育发展尤其是设立学堂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之关注。此中因由，其一就是时局安危的促动。清末危机日重，面对时世多艰，袁世凯认为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正如他所道：“盖兴国大政，莫重乎教育人才”；（50）“政治必赖乎人才，人才必出于教育”（51）；“唯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52）因而他要求清廷“专注学校一途，以励真才而济实用”。在袁世凯看来，教育人才与国家兴衰、强弱关系密切，有人才国家方能富强，无人才救国只是空谈。袁世凯之所以此后在清末“新政”时期于直隶创办北洋行营将弁学堂、保定参谋学堂、北洋陆军武备学堂等军事院校，努力培养大批具有近代军事知识、素质高、战斗力强的官兵，就是因为他历经清末列强侵华的悲惨局面，认识到非凭武力，国家难以自卫。
如果说救亡是直接动因的话，那么改造国民则是出于教育自身功能的考虑。袁世凯从国外考察情况中了解到发达国家学校遍及全国各地，国民无人不入学，学校愈多而文明愈著的情况，认为当时国人“一遇洋人，非有畏避之心，即起仇视之意”（53），以这样的民族、心态、民俗、民风，中国难以立足世界。袁世凯注意到学校对民智、民俗的潜移默化作用，其对国情洞察之深，实属难得。
正是由于袁世凯对学校教育比较重视，他奏请清廷下令停止科举制度，以便于推动学校教育之目的的实施。正如他所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故而力主废科举，以兴学校。
在袁世凯看来，20世纪的世界是商战世界，商战需要科技，即须以科技立国，而发展科技需要人才，人才只能出自学校。由于传统的士人举子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只有废科举，开办近代新式教育，才能走向近代化。
科举制度从隋朝创立沿袭到清朝，成为中央选择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读书人谋取仕途的重要阶梯。到清末，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变局”，重“礼仪”的传统教育与内容狭隘的科举考试，越来越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成为各类实用人才培养与获取的主要障碍，科举制走到了穷途末路，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戊戌维新期间，光绪下诏废八股文改试策论，但因维新失败而落空。1901年，张之洞等人上奏朝廷，主张变通科举。同年，迫于各种压力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改革教育制度，于1902年7月谕令废八股，改试策论。1903年4月，袁世凯与张之洞联衔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亦宜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建议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均按年递减，务期科考逐渐尽废，进而广设新式学堂，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
袁世凯等人认识到科举制阻碍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自洋务运动以来，新式学堂在封建大吏的倡导下虽有所创造，但基本上是零零星星，各自为政，缺乏全局的整体规划，即使朝廷三番五次要求地方官创办新式学校，地方官也大抵敷衍塞责，士子入学堂亦是为考科举，科举不被废除，士子永远不能学会真才实学。1905年8月袁世凯再次领衔与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广总督周馥、湖南巡抚端方一道上奏，要求清政府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停罢科举之制度，推行广学育才，化民成俗，同定国是，外服强邻，国家才能转危为安。
袁世凯等人的上奏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关注，清廷下令从1906年开始各省科举考试一律停止，同时要官绅“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袁世凯等封疆大吏的废科举主张加速了科举制度的灭亡，学堂终于代替了以科举选拔官吏体制的格局，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旧式封建教育至此结束，一种崭新的、近代化教育模式开始确立。袁世凯为近代学校教育在中国扎根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以致外人评价他“十分了解中国旧教育制度的缺点，也了解开办新的教育制度的迫切需要”（54）。袁氏在教育领域走出数千年传统的藩篱，面向世界，面向近代化，逐步与世界潮流合拍。
袁世凯在担任直隶总督职务之后，推广新式学堂教育，是清末教育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对于袁世凯的重大改革，《洹上私乘》载：“自辛丑迄丁未，八载之间，兴学校，建新军，创警政，辟道路，广市廛，劝工业，百政俱举，为世范例则，复疏罢科举，请立宪法。”（55）该书将兴学校列诸首位，足见对此之推崇。
他上任之后，立刻着手创办学堂，以整顿税契拨充学堂经费。1904年他在省城设立学校司（后改为学务处），督办全省教育，督促各地办学，在保定设立直隶高等学堂。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他亲自捐款两万金，以资表率，对于捐输多者予以请奖。此外，又请将从前征收粮租折价较多之州县分别规定旧章酌提盈余以为学务经费，约银十余万两。经过袁世凯的努力，直隶创立了许多学堂。如“天津兴办学堂，从庚子到辛亥，这十多年之间，可以说是掀起一个高潮，为天津的近代教育事业奠定了一个强有力的基础”。天津老一辈教育家王仁安、高凌雯及其门生弟子王斗瞻参加编写《天津县新志》时，曾对庚子后到辛亥（1911年）天津兴建各类学堂做了一次调查，计有：大学堂1所，高等学堂3所，中学堂7所，男小学堂89所，女小学堂23所（包括中小学），其他各类学堂24所，外国人创办的学堂6所，蒙养院3所，共计156所。（56）就整个直隶而言，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教育统计图表》统计，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示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所，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共计8723所，学生164000余人，位居全国第二，而直隶学务资产480万两，名冠全国。袁世凯办学堂成绩极大，影响很广，1907年马千里在上海私立振华学校第一次演新剧，扮演袁世凯，颂扬其兴学之功。（57）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仍大力提倡重视教育。他在一篇文辞中说：“实业之不发展厥有二因，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资本之缺乏。无论何项实业皆与科学相关，理化之不知，气电之不讲，人方以学战以商战，我则墨守旧法，迷信空谈。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余对于教育之观念，如是。”（58）正是袁世凯在直隶当政时期的重视与提倡，为日后全国各地普设初级与高级小学校起到了模范宣传作用。
袁世凯在直隶兴学上有三个重要的举措。
首先是解决师资问题。
袁世凯认为振兴教育，首重师资，至于解决问题的办法，速成师范可救燃眉之急，实属变通之策，完全师范以应长时之需，待教习敷用时，速成师范便可以停办。
为解决新式学堂的师资问题，袁世凯还借才于异域，多方延揽通晓西学的教师，聘请外教，提高教师待遇等。此举袁世凯在东抚任上时已有所作为，任直督后，他又于1902年4月5日上奏补充道：“仿求外国通儒及致仕闲居人员，务取掌识淹贯，在彼国中最知名者，聘定来华，作为讲友。其能通晓中国文字者优善。分政治、交涉、履例、财赋、学校、军政、巡警、邮政、工、农、商等专门，各聘一人或二人，延之入院。按定时期为院中各员分门讲论。”（59）
其次是提倡务实之风。
1901年4月，刚出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上奏提出了“崇实学、增实科”的建议，认为中国情见势绌，急思变计，兴学储才，间刻不容缓矣。新式学校不再是科举的私塾或贵胄的特权，各省多建学堂，授以实用之术，既开民智，又增强了国民的生存技能。袁世凯参与筹设的各类学堂章程，除经、史学外，大增算学、地质学、测量学、农学、矿学等实用学科，袁世凯在借鉴西方学制的基础上，将各类实用科学引入直隶举办的各类学堂。
对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袁世凯说：“时局日非，京津密迩，青年忧愤，易起风潮，调查南方各学校，颇乏完整，又大都传染东邻习气，多有嚣张及骄矜之风，南皮学章，稍嫌空泛，似少实条崇尚实学。”（60）
第三也是最为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与学部于1907年所拟的推行教育十条措施。
“学部原议实行强迫教育，先于直省入手，现在袁世凯已派员查得直隶情形。拟暂缓用强迫法，先以劝导入手，已与学部商订办法十款如下：（1）多派劝学员，分赴各州县村镇劝学。（2）多设蒙学堂，凡省会地方，学堂至少须有一百处，学额至少五十名。（3）幼童至大者十岁，必须入蒙学堂。（4）府州县至少有学堂（蒙学堂）四十处，学额至少二千名。（5）凡有五千户之村镇，至少有蒙学堂一处，学额至少四十名。（6）绅士有成立蒙学十处，教育学生五百名以上者，派为绅士长，得享一切绅士权益，成立在二十处以上者，请旨奖以乐善好施匾额。（7）各处蒙学成立一年，而尚有在十岁以外之童未曾入学者，即惩罚其父母，按荒学律惩办。（8）劝学员之功过，视其劝立学堂之多寡为衡。（9）蒙学以二年为一学期，期满时由提学使考试，如均已具小学之资格者，则创办员教员等，一律由学部给以徽章。（10）蒙学以下，尚可设立幼稚园，由劝学员酬量办理。”（61）使教育普及到村，并从幼稚园开始，这种为发展教育而制订的强迫、奖励措施、时至今日，仍不无借鉴意义。
袁世凯作为清朝大员积极主张废除以“礼义”和人际伦理关系为核心的传统教育，而强调以工业、军事、科技为核心的现代实力发展教育，兴办学堂，袁世凯此时的教育思想是当时中国身处民族危难，中华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努力探索的一种表现；不是教育家的袁世凯凭借自己的权势、识见，废科举、兴新学，为清末近代教育改革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袁世凯清末兴办的新式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到了民国年间，随着袁世凯确立起独裁专制的北洋军阀统治，他在致力于近代化的同时，封建专制思想恶性发展，教育出现复古逆流。1913年6月，袁世凯颁布《尊孔祀孔令》：“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颂扬孔孟之道是“圣道”、“圣学”。1915年1月，他发布教育宗旨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等七项，这和清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相似。袁世凯的这种措施对学校教育影响巨大，从整个教育发展来看是一次倒退，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次曲折变化。（62）
注释：
（1）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中），第744页。
（2）苏全有：《袁世凯与开滦煤矿》，《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中），第742页。
（4）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中），第742页。
（5）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中），第856页。
（6）熊性美、阎光华：《开滦煤矿矿权史料》，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7）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中），第916页。
（8）熊性美、阎光华：《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261页。
（9）熊性美、阎光华：《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273页。
（10）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4页。
（11）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下），第103页。
（1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5页。
（13）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38-39页。
（14）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39页。
（15）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91页。
（16）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93页。
（17）苏全有：《论袁世凯的对外理性抗争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18）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路政编》（7—13册），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1935年版，第52页。
（19）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第134页。
（20）苏全有：《袁世凯与京张铁路》，《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1）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下），第1153页。
（22）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下），第1153页。
（23）詹同济编译：《詹天佑日记书信文章选》，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24）筹议京张铁路款项》，《申报》，1905-11-29（3）。
（25）[澳]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页。
（26）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下），第1346页。
（27）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下），第1346—1347页。
（28）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下册），第1346—1347页。
（29）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下），第1194页。
（30）苏全有：《袁世凯奏辞兼差问题考订》，《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31）《民吁日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版，第14页。
（32）苏全有：《袁世凯与直隶工业》，《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
（33）周学熙：《直隶工艺志初编》北洋官报局刊本，光绪三十三年版，第3页。
（34）苏全有：《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农业发展》，《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35）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第24卷），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5页。
（36）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下），第1012页。
（37）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343页。
（38）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129页。
（39）苏全有：《袁世凯与直隶商业》，《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08年第3期。
（40）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中），第780页。
（41）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343页。
（42）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6页。
（43）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中），第627—628页。
（44）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中），第679页。
（45）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天津历史资料》（4），内部发行，第63—74页。
（46）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下），第1504—1505页。
（47）天津市历史档案馆：《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48）《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第1卷，第13页。
（49）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见中国人民政协河南省安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阳文史资料》1986年第1期，第212页。
（50）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下），第1251页。
（51）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下），第736页。
（52）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下），第317页。
（53）沈祖宪：《养寿园奏议辑要》，第9卷。
（54）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历史资料》（4），第79页。
（55）袁克文：《洹上私乘》，大东书局1926年版，第5页。
（56）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96页。
（57）苏全有：《袁世凯与清末学堂建设》，《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58）徐有鹏：《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15—16页。
（59）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下），第483页。
（60）天津市历史档案馆：《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第1卷，第408—409页。
（6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日报》（2），（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6月1日影印，第182页。
（62）苏全有：《民初北洋政府德育教育失败的反思——以尊孔运动为考察中心》，《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