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二、研究现状及史料概要
（一）研究现状综述
“明清天津盐业”既属于天津古代史的研究范畴，又隶于盐业史研究体系中，且对二者均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除主题性研究外，天津史部分研究对其多有论及，而盐业史，尤其长芦盐业史的相关著述，则一般均将其含纳在内。以下分类依次进行介绍和述评。
（1）以“明清天津盐业”为主题的研究
研究论文主要涉及盐业生产、管理、灶户、盐商等。如靳怀义《天津海盐“废煎为晒”年考》（《天津史志》1984年第4期），详细考证了天津芦台、丰财两盐场制盐技术由煎改晒的时间。张增元《明朝对天津盐业的管理》（《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一文从盐法、管理机构、灶户、盐商、官盐与私盐五个角度出发，阐述了明政府对天津盐业的管理办法，并深入分析了其对天津盐业发展的影响。同由靳怀义撰写的《天津灶户社会地位的变化》（《天津史志》1987年第4期）主要论述了五代至清时期，天津灶户的社会地位由盐奴到小生产者，再到雇主的转变历程，揭示了其实质是由被剥削者改变为剥削者。有关天津盐商的研究论文相对较多，如徐景星《长芦盐务与天津盐商》（《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从盐商利润、资金出路及与灶户关系等角度探讨了清中叶至民国初年的天津盐商状况；对天津盐商概况进行了整体介绍的为张增元《天津盐商一窥》（《天津史研究》1986年第2期），其不仅追述了天津盐商的兴起由来，而且考察了天津盐商在天津城市发展中的进步作用和不良影响；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剖析、展现了天津的盐商文化及其对天津城市的影响，如：王翁如《安氏父子助捐重修天津城》（《历史教学》1995年第4期）、王兆祥《天津盐商与天津园林建筑》（《住宅文化》2006年第3期）、南炳文《从水西庄看天津文化的包容性》（《明史新探》中华书局，2007年）、张绍祖《天津历史文化的坐标——水西庄》（《城市》1993年第1期），以及周云、宗绍强、李莹《近村近郭水西庄，曲院掩映通修廊——记天津市历史名园水西庄》（《中国园林》2006年第12期）等。
研究著作较少，且以对天津盐商査氏所修之园林——水西庄的研究为主，如由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编纂的《天津文史丛刊》第20期，“水西庄研究专辑”（1997年），刘尚恒著、张文琴整理的《天津査氏水西庄研究文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此外，关文斌《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介绍、解析了清中叶以前天津声名显赫的张氏、安氏与査氏三大盐商家族，考究详细，见解独到而深刻，并对清代天津盐业的状况略有论述。
（2）天津史研究中的相关论著
由于盐业与明清时期天津的商业繁荣、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因而探讨天津商业、商人、经济等相关论文多对盐业不吝笔墨。如林纯业的《清前期天津商业的发展》（《天津史志》1986年第2期）与《清代前期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胡光明《开埠前天津城市化过程及内贸型商业市场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郭蕴静的《清代天津商业城市的形成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与《略论清中后期天津城市经济》（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中华书局，1992年）、胡宗浚《解放前天津商业发展概述》（《天津商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原祖杰《清代的天津商人与社区认同》（《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徐永志《明清政府与天津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等。
明清天津盐商及其家族成员中，不乏文化素养较高者，他（她）们作诗著文，在天津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研究天津文人及文化的论文多对其有所论及。如赵沛霖《天津清代诗人生卒年考索》（《天津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缪志明《清代天津文人生卒年考》（《天津史志》1990年第4期）、徐宗涛《天津市历代主要作家考略》（《天津历史资料》第15期），以及范丽珠《清代天津文化刍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等。
因为盐业对天津影响众多，故天津史研究中涉及“明清天津盐业”的论文较为庞杂。除上述研究外，还有如：田兆民《清代天津的书院》（《天津史志》1985年第2期）、王翁如《谈天津的明清园林》（《天津史研究》1986年第1期）、高艳林《明代天津人口与城市性质的变化》（《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等，均从侧面以不同角度谈到了明清天津盐业的境况。
著作方面。天津史的总体性研究论著大多对盐业及相关问题予以了或多或少的关注。如南炳文《天津史话》（中华书局，1984年）、万新平与濮文起《天津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组《天津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郭蕴静主编《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津门胜迹编委会《津门胜迹》（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刘鉴唐与焦玮主编《津门谈古》（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杨大辛《津沽絮语》（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张仲《天津卫掌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张利民主编《解读天津六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编著《天津通鉴》（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韩嘉谷《天津古史寻绎》（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等等。
一些专题性研究论著，如：孙大干《天津经济史话》（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南炳文、高洪钧、王鸿涛著《天津古代人物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月）、张树明主编《天津土地开发历史图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王翁如《天津地名杂谈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章用秀《天津地域与津沽文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高艳林《天津人口研究（1404—1949）》（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对明清天津盐业亦有涉及。
此外，来新夏主编的《天津建卫六百周年》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与张建星主编的《城市细节与言行——天津600年》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均略谈到明清时期的天津盐业问题。
（3）明清长芦盐业研究中的有关论著
长芦盐区位于环渤海区域，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海盐生产基地。而天津位于长芦盐区的中间地带，拥有极其优越的盐业生产与运输条件，晚明至清初，在诸多因素促使下，天津渐成为长芦盐区的管理、生产、转运以及盐商聚集中心，在盐区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长芦盐业研究多对本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清长芦盐业研究主要从历史发展、生产、管理、盐商等方面展开。其中，孟庆斌《长芦盐业史述略》（《河北学刊》1992年第4期）与刘洪升《试论明清长芦盐业重心的北移》（《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是阐释长芦盐业历史发展方面的代表。前者由西周论至新中国建立，将长芦历史发展之要尽收其中；后者则着重选取了明清时期长芦盐业的重心由河北沧州北移天津的历史片段加以叙述，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此外，芮和林《“芦盐”的由来及其演变》（《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1期）、阎承遵《长芦盐场沿革概述》（《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与刘洪升《古代长芦食盐产地初考》（《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4期）虽看似为叙述盐场、产地等细节问题，实则描绘和反映了长芦盐业的历史发展状况。
盐业生产方面有邢润川《关于长芦区晒法制盐的来源》（《化学通报》1977年第5期）一文。
盐业管理方面，有的对机构进行了整理论述，如叶秀云《清代长芦盐运使司及其所属机构》（《天津史研究》1985年第1期）；有的介绍了具有影响力的官员，如芮和林《勤政清廉的长芦巡盐御史——莽鹄立》（《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4期）；而林永匡《清初的长芦运司盐政》（《河北学刊》1983年第3期）、《乾隆时期长芦运司的盐产与运销》（《河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及其与王熹合撰的《乾隆时期长芦运司的盐政措施》（《绵阳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则从盐业管理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下手，加以论证。
盐商方面，林永匡、王熹《清代长芦盐商与内务府》（《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2期）、芮和林《浅析乾隆时期长芦盐商走向衰落的原因》（《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4期）以及吴奇衍《从档案看清前期长芦官盐商的若干问题》（《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华书局，1988年），均从不同视角出发，探究了盐商所处环境及其生存状态；照内由纪子《关于清末长芦商人的经营活动——以市场经营活动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7年）则着重考察了盐商的经营行为。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还有针对盐务案件进行探讨者，如夏维中、张华《嘉庆十七年长芦盐砝舞弊案初探》（《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
著作方面主要为三部盐志的编纂，其分别为：汉沽盐场场志编纂委员会编《长芦汉沽盐场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长芦场志编修委员会编《长芦盐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南堡盐场志编委会编《南堡盐场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三部盐志纵谈古今，勾勒出长芦盐业各发展阶段的概况。
（4）其他论著
众多专题或整体性盐业研究论著亦间或谈及天津盐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著作方面如：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唐仁粤主编《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张小也《清代私盐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等。相关论文数量众多，恕不枚举【11】。
另外，部分区域史、城市史研究也多少涉及天津盐业问题，值得关注。如：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杨强《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等。
综观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于明清天津盐业而言，关涉性论著较多，然而此类研究囿于体裁、主题等，难以细致、深化；专门性研究较少，缺乏系统的整理与发掘，尚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并且，与其他地方的盐业研究现状相比，明清天津盐业研究亟待推进【12】。
（二）史料述要
长芦盐法志是研究天津盐业的重要资料。明清时期，曾先后有多部问世。长芦场志编修委员会编《长芦盐志》末附有《长芦盐志考略》，将明代至民国长芦志书进行了简要介绍。笔者摘录其简目，并补充其未述及者，以晓见长芦志书历次修纂之大概。郭五常、冷宗元等（嘉靖）《长芦运司志》（七卷）【13】，方启参（隆庆）《长芦盐法志》（七卷）【14】，许天赠（万历）《两浙、长芦事宜》【15】，何继高、冯学易、闵远庆同撰（万历）《长芦盐法志》（十三卷）【16】，征瑞等（康熙）《长芦盐法志》（十八卷）【17】，陈云师《长芦盐法考》（四卷）【18】，莽鹄立、鲁之裕等（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十五卷）【19】；蒋玉虹《长芦志》（不详）【20】，黄掌纶等（嘉庆）《长芦盐法志》（二十卷，附编十卷）【21】。
可惜的是，上述志书散佚不存者居多半。其中（嘉靖）《长芦运司志》部分内容散见于汪砢玉《古今鹾略》、章潢《图书编》等书，可见全貌者惟有康熙、雍正、嘉庆三朝所修志书。其他长芦盐业专书还有《长芦额引册》、《芦盐产销概况》等，然其内容多以清末、民国为主。
明清方志作为一地时况之总汇，保存了丰富的天津盐业资料，如（嘉靖）《河间府志》、（万历）《顺天府志》、（康熙）《畿辅通志》、（雍正）《畿辅通志》、（光绪）《顺天府志》、（康熙）《天津卫志》、（乾隆）《天津府志》、（光绪）《重修天津府志》、（乾隆）《天津县志》、（同治）《续天津县志》、（民国）《天津县新志》、（民国）《天津志略》、《天津政俗沿革记》、《志余随笔》、《津门精华实录》、《天津杨柳青小志》、（民国）《蓟县志》、（乾隆）《宝坻县志》、（乾隆）《武清县志》、（民国）《静海县志》、（乾隆）《宁河县志》、（光绪）《宁河县志》、《宁河县乡土志》等等。
明清天津本土与寓居士人，以及曾于天津任职官员的著作亦蕴含了宝贵的天津盐业资料。天津本土士人辑录乡贤著作并叙述其事迹的有：郭师泰《津门古文所见录》、华鼎元《津门征献诗》、梅成栋《津门诗钞》、王守恂、金钺《津门文钞》、金钺《屏庐文稿》、高凌雯《天津诗人小集十二种》等；寓公之文集、杂著如：吴雯《莲洋集》、厉鹗《樊榭山房文集》、杭世骏《道古堂全集》、张焘《津门杂记》等；天津官员方面如：李绂《穆堂初稿》、鲁之裕《式馨堂文集》、余缙《大观堂文集》、张泰交《受祜堂集》等。此三类外，有的途经天津者也在其著述中留下了关于盐业的印象，如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等。
其他相关史料，清代方面可参考吴海波《清代盐业史料述略》（《盐业史研究》2006年第3期）一文，其将清代盐业史料进行了梳理，并分类著录，介绍全面而周详，可谓打开清代盐业史研究大门的一把钥匙。在此，笔者仅简单列举明代相关史料，并且囿于主题，限涉及长芦问题者，如：《明实录》、李东阳等《明会典》、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张学颜《万历会计录》、陈子龙《明经世文编》、黄训《名臣经济录》、吴亮《万历疏钞》、毕自严《度支奏议》、汪砢玉《古今鹾略》、朱廷立《盐政志》、章潢《图书编》等。
本书分为六章，以专题为纲，以时间为序，依次探讨明清时期天津盐业的有关问题。第一章介绍明清以前的天津盐业，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将之划分为：唐代及以前、五代至金、元代三个阶段，分别叙述。第二章围绕明清时期天津盐业的管理机构展开，并特别关注其变迁始末，以揭示天津盐业的发展变化及机构设置的规律与影响；第三章以盐业生产为主线，阐释生产领域内各要素情况，如生产条件、生产技术及生产者，且尤以生产者为主；第四章以盐业运销为中心，叙述其流程及销售区域、数额、方式等，并对盐业运销的主体——“芦商”进行专题研究，考察芦盐转运中心移向天津的原因及表现；第五章论述天津的私盐概况，分析其成因、特点，简要评介明清政府的治理情况，并试论天津私盐的影响；第六章着重从城市建设、文教事业、慈善事业、风俗与信仰四个角度透视盐业对天津的贡献。
为了清晰直观的说明天津盐业的各种状况，笔者制作了将近三十余个图表。并且，多数图表所含信息不仅局限于天津盐业，而是有所超越，以凸显天津盐业在其所属领域内的位置。
总之，本书力求通过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对比，展现明清时期天津盐业的面貌，揭示其变化发展的历程，并从中探寻其发展壮大的原因，进而试述盐业与天津、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辩证关系。
注释：
【1】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2】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3】郭蕴静主编：《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4】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版，第134页。
【5】如屈原《离骚》内有：“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6】北方七宿为斗、牛、女、虚、危、室、壁，共有六十五个星座。其中，天津星座又名格星，由九颗星组成，位于银河分支处。参见丁緜孙：《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基础知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227页。
【7】罗辉、赵泽洪：《基于区域经济学评价标准的行政区划及其变更》，《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8】（乾隆）《天津县志》卷9，盐法志。
【9】（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8，文艺，《重修天津儒学记》。
【10】（乾隆）《天津县志》卷20，艺文志，《海门盐坨平浪元侯庙碑记》。
【11】可参考何亚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盐业史研究综述》，《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2】以两淮地区为例，系统性研究论著如：王振忠《明清两淮盐业盛衰及其对苏北区域的影响》（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韦明铧《两淮盐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朱正海《盐商与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倪玉平《博弈与均衡：清代两淮盐政改革》（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吴海波《清中叶两淮私盐与地方社会》（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等。
【13】朱睦：《万卷堂书目》卷2；《明史》卷97；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9；黄训：《名臣经济录》卷23，《长芦运司志序》；汪砢玉：《古今鹾略》卷9，杂考。郭五常，字大经，西平人，正德六年进士，嘉靖十一年任；冷宗元，字体仁，荣昌人，举人，嘉靖十一年任。
【14】见杜信孚：《同名异书汇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方启参，字叔前，巴陵人，举人，隆庆二年任长芦运司运使。
【15】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9；（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338。许天赠，字徳夫，黔县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万历十二年任长芦运司运使。
【16】《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84。何继高，字汝登，山阴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冯学易，字韦卿，临海人，隆庆元年举人；闵远庆，字基厚，乌程人，万历十四年进士。
【17】稿本。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18】（乾隆）《天津县志》卷14，职官。陈云师，福建莆田人，康熙十五年任长芦盐运司知事。
【19】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20】长芦场志编修委员会编：《长芦盐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1】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57册收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