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院长到任了，叫于国宝，也是从部队回来的，家在县城，有点残疾，走路时左腿有点僵硬，没有从医经历，是个行政干部。李淑芳喜欢打听，我关心的是自己婚期即将临近，盼望着李旭斌能早日回来。老实说，每天撕日历时，总是偷偷翻开那张白纸红字的五月一日，好像上面印着他甜津津的笑容。午餐后抓紧时间把最后一个字绣好，我一往情深地绣花，暗暗寻思：不是说好批准了就回来，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为什么只收到绵绵情意的书信，不见人归来？多么渴望和他在一起，肯定是工作太忙，无法脱身，他这个人就是实在，工作始终是第一位，这也是他的可爱之处。万一他不能回来，我就去呗！对，晚上就给他写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一切从工作出发。内心一激动，手上的刺绣动作越来越快，一不小心竟戳破了手指，渗出一颗鲜红的血珠。我赶紧用消毒棉球压紧，自言自语：“我俩准会生一个小调皮鬼。”咚咚咚！三下敲门声，是吴秀娟通知我有病人来了，我快速藏好手里的活，立即出去看病人。
晚上，李淑芳和吴秀娟都睡觉了，我到病房去巡视过两个留院观察的病人后，才安心地坐到门诊室的办公桌前给李旭斌写信。
亲爱的斌：你怎么还不回来？我真是望眼欲穿。或许，接到此信时，正是你准备出发之日。也许我我写此信是多此一举，但愿如此吧！回来时无需再买什么东西，免得旅途劳累，该准备的我都已准备妥当，爹妈还请了木匠师傅给我们打了一张新床，他们说，一定要有新床才吉利。总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你这个新郎倌回来了。今天，我突然想到了你迟迟不归的原因：恐怕是工作实在太忙，暂且不能离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去部队吧！既不影响你的工作，我还可以做些拥军工作，帮你的战友洗洗晒晒、缝缝补补。我这里请假不成问题，因为我平时难得回家，根本谈不上休假，也从不计较别人的假期长短。所以，在我处理终身大事的时候，领导和同志都会关照我的。你不必为我想的太多，为了你，我什么都不怕，更不怕你那些好开玩笑的战友整我们，我会落落大方地说：解放军同志都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我为大家唱首歌吧！无论是《红梅赞》还是《洪湖水浪打浪》，我都会唱。我要用歌声来表达我对人民军队的崇敬，对党、对祖国的热爱。我自信：我的歌声一定会征服他们，有人会喊：再来一个好不好？这样，我们的婚礼就会在歌声中愉快的度过。岂非更有意义？斌！我想你，恨不能像孙悟空那样，腾云驾雾飞到你面前。是你来还是我去，大主意由你来定，我绝对服从。我盼回音，更盼夫君归！
你的星于四月二十日深夜。
信发出去五天了，既不见人归又收不到回信，清晨，我对着日历发呆。心直口快的李淑芳说：“你那位老兄，吃了多少定心丸？只有五天时间了，人还不到家？”吴秀娟也故意逗笑：“急什么？是他的人又跑不掉！他迟些回来也好，那样在一起的日子一天也不浪费！”李淑芳故作惊讶：“喔！原来如此！我这个本家兄弟真会‘精打细算’啊！”我央求道：“两位姐姐，不要拿我寻开心好不好？我都烦死了！”李淑芳板起脸说：“不许你说不吉利的话，只能说‘等急了’，懂吗？等会儿我到邮局去看看，说不定今天来信，明天人归，要是人回来了么，就……”她得意地唱起来：“鸟成对，喜成双，半间草屋做新房，半间草屋做新房。”最后一句竟手舞足蹈地跳起舞来，吴秀娟提醒说：“当心自己肚皮里的小宝贝！”“不碍事的！”李淑芳无所谓得很，我思考着说：“如果来信了，准是叫我去，你们说，能批我多少假期？”李淑芳说：“我去年是休了半个月，那是在沈院长手上的事，现在这个新院长，猜不透！”她摇摇头，重复一句：“真的猜不透！”正说着话，有个十来岁的女孩急急忙忙跑来说：“我爹肚子又疼了，叫我请一个女医生去给他打旱针（针灸），上次她一打就好了！”我毫不迟疑，背起出诊箱就跟随她走出医院。
我出诊总会顺带多看几个病人，回到医院已是正午，腹中肌肠漉漉，便赶紧到药房交账，吴秀娟悄悄地说：“你那位的信来啦！”我喜笑颜开，说：“真的？”她随手从抽屉里拿出信，我满心喜悦地接过来，迫不及待地用剪刀剪开信封，走到后面，坐在吴秀娟的床上就看：亲爱的星：你寄来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知道你在殷切地期盼我回去，你此刻的心态我完全理解，从心底感激你的真情实意，由于工作难以脱身，而且，今天下午又要出差，因此，你来部队的方案也不可能实现，看来我们的婚期只有延迟了，这是工作的需要。一个党员，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革命利益，这个道理你是懂的，我相信你也会这样去做的。
星！今天想请你帮助我了解一个情况，你不要多疑，我对你讲过：我经常出差去了解一些同志的情况，组织上也会派其它人来了解我的情况，这是正常的组织审查。现在有了你，我就增加了一些社会关系，组织上必然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协助组织。我只知道你父亲是个教师，是中心小学校的校长，而对于他在旧社会的一段历史，则一无所知，希望你回去找他谈谈，把情况弄清楚后，我就可以向领导汇报。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关键是我们对党、对人民要忠诚老实。早一天查清楚，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在一起，你懂吗？……
我恍然大悟，满怀热望的心，一下掉进了冰窖，血液好像都凝固了，只觉得天旋地转、浑身发凉，手和双腿不停地颤抖，我闭上双眼，暗暗命令自己：镇静！镇静！可是，克制不住的抖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频率不断增加，以至于小床和蚊帐都在晃动，我想回到自己宿舍，伏在被子上恸哭一番。可是，挣扎了几次都没能站起来。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生颇富机会和变化，人最得意的时候，有最大的不幸光临。”可是，平白无故我哪能有先见之明？
李淑芳手捧三个饭盒回来，对正在药房忙碌的吴秀娟说：“我帮你们把饭买好了，小张还没有回来？”吴秀娟回答说：“回来啦！正在后面看信呢。”“怪不得肚子不饿！”李淑芳说着便到了房间，见我坐在床沿呆如泥塑木雕，信纸滑落在地上，茫然不知所措。见此情景，她已有不祥的预感，急忙问：“发生什么事啦？”又高喊：“老吴快来！”她俩见我脸色苍白，下颌抖得牙齿格格作响，两眼半睁半闭，泪如雨下。吴秀娟说：“怎么啦？小张！你开口说话呀！”我只是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李淑芳毫不犹豫地从地上拾起信，把吴秀娟拉过去一齐看。我再三克制住自己，紧咬下唇，双手掩面。然而，泪水不停地从指缝流过手背，滚进了衣袖里。她们看完信，吴秀娟宽慰我说：“你冷静点，不就是要调查吗？查清楚就好了，快不要这样，等会儿向院长请个假，回去和你父亲好好交谈交谈。”李淑芳也安慰道：“不要哭了，没啥了不起的大事，你爹爹要在旧社会做了什么坏事，会提拔他当校长？真是的！今天是星期六，你爹爹肯定回家，当面问问清楚，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我这颗少女的心，在几分钟前还是无限幸福、浮想联翩，现在则成了一颗被撕碎了的、荒凉的心。不过，我从她俩的话中又得到了慰藉，好像看到了失望中的希望，我点头示意。
在她俩的劝说下，我强忍泪水，陪同吴秀娟一起吃饭。可是，划进嘴里的饭粒，像一个一个带刺的毛栗球，实在咽不下去。回到自己房里，又拿起那张满载不幸的信看了再看，反复思考，觉察到问题不是她们讲的那么简单。也许，领导的结论就是不批准我和他结婚，而李旭斌正在努力争取，实际上这个消息他早就知道了，只是不忍心告诉我，而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讲的时刻，才转弯抹角地写下这封信，让我思想有个准备来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仔细思量：他近两封信都比较简短，结尾时总写上工作忙，时间紧，下次再谈。我怎么一点没有意识到？怎么这么糊涂？难怪人们都说：恋爱中的人智商最低。我真笨！可是，好端端的，怎么会碰到这种倒霉的事呢？这将意味着什么？我该怎么办？只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遭到了撕裂，真是痛彻心扉！我伏在被子上啜泣，不停地抽泣，几乎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吴秀娟代我去请假，于院长还是通情达理的，很爽快地就同意了。还特地来嘱咐我：“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这个事情你要正确对待，组织审查是正常的，也是很严格的，你现在唯一的态度是把情况搞清楚以后，向领导汇报，决不能隐瞒事实。你也要作好两种思想准备，我们当然希望能皆大欢喜，如果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你应该要经受住考验，千万不能影响工作。”“谢谢领导的关心。谢谢！”我的回答带着强忍不住的哭音，他讲得很对。但是，我在想：如果是沈院长，他肯定不会在这个时间，用这种口吻对我讲这些话。他会以自己独特的见解、行之有效的办法，帮助我化险为夷的。
怀着深沉的疑虑和侥幸取胜的心理，我于当天临晚回到了家，母亲见我回家喜出望外，滔滔不绝地说：“我说呀！都什么时候了？两个人，一个也不回来，我和你爹都不知怎么才好，你回来就好了，看看还有哪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事，可以继续准备。”“妈！不必麻烦了。”母亲转过头，惊愕地看着我，见女儿脸色灰暗，挂满愁容，下嘴唇有血迹残留，看出是自己咬的。她是个知识女性，心里很快就明白女儿刚刚经受了一场精神上的大风暴，是什么事呢？眼前无非是涉及到婚姻大事。她很敏感地想到李旭斌为什么至今还不回来？便脱口而出：“怎么？他变心啦？”“不是的，你不要冤枉他好不好？”一听我在为他辩护，说明刚才是自己猜测错误，突然，脑海里又为女婿的安危担心起来：“又没有打仗，总不会出什么事故吧？”“不是！什么都不是。”我说完便双手捂住脸往房间里去，看到了房里已经换上了油漆得红光闪亮的新床，更是触景生情，心如刀割。
母亲见我痛不欲生的样子，感到莫明其妙。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现而来，千万不能让她寻短见！便急忙追到里屋，见我伏在被子上恸哭不止，她心乱如麻，手足无措，问道：“星儿！怎么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天！你快讲呀！”止不住的抽泣使我无法开口讲话，母亲的话音也带着哭腔，劝慰我说：“星儿！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小小年龄就站在小凳子上帮助我洗锅碗、下田采棉花、摘豇豆。拔秧的水平还超过了我，妈妈病了，你守在床头，喂药送水。长大后，照顾弟弟妹妹更是关怀备至，记得粮食紧张时期，每当星期六，你总是饿着肚子，把一碗中午饭带回来给弟弟吃，小婶婶说这个姐姐应该叫好姐姐，后来，你弟弟就一直叫你好姐姐。星儿！你是妈的希望，是妈的依靠，碰到什么事情要往好处想，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妈不能没有你，知道吗？只要天不塌下来，就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我们的。”母亲痴痴地劝说着，一遍又一遍，天色暗了也未觉察到，更忘记了烧晚饭，她唯恐离开后，就将会永远失去我似的。
母亲伤心地陪着我落泪，我心烦意乱，无言以对。“天都黑了，怎么还不上灯？”是父亲回来了，母亲好像有了坚强后盾，忙对我说：“你爹回来了，有什么事就对他说吧！我去烧晚饭。”随即点起煤油灯向外走，父亲问：“听说星儿回来了，人呢？”母亲低声说：“在房里呢！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到家就哭，从来没有这样伤心过，问她又不说话，真急死人了。”父亲没有答话，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也许，他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这时，妹妹皓月带着弟弟朝阳回来了，一进门就叫喊：“好姐姐！好姐姐！”母亲慌忙哄骗儿子：“不要吵！好姐姐今天病了。”“好姐姐是医生，不生病。”天真的朝阳边结结巴巴说，边往房里跑，又说：“好姐姐，你不生病。”“嗯，姐姐走到半路上，肚子有点疼，不要紧，歇歇就好了，勾花提包里面有糖，自己拿出来吃吧。”“姐姐在灶窝里烧火，我分她一个。”在外屋又对父亲说：“阿爹！好姐姐肚肚疼，好姐姐不哭。”我擦干了泪水，也跟着弟弟走到堂屋，叫了声：“爸爸！你回来了？”父亲点点头，说：“刚刚到家。”
父亲的内心忐忑不安，他无法设想女儿竟在即将办喜事做新娘的时刻，突然像是大难临头，使她伤心到如此地步，肯定与婚事有关。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女儿不讲他也不大好问。此时此刻，他不想扰乱女儿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态，更不愿去触动她的痛处，这决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事，还是吃好晚饭以后再说吧！在他看来：女儿虽然生在旧社会，却是在******思想的哺育下长大的，是祖国的花朵，真好像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画，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在党的培养下，她正在茁壮成长，书写自己的红色历史。无可非议，她的思想境界和阶级觉悟只会比自己更高。因为她的一些举措都无可挑剔，不用操心，对于女儿的进步，他沾沾自喜，引以为荣。对待女儿的婚姻问题，更是由她自己作主，他相信女儿一定会带回个乘龙快婿，虽然没有见过面，也是百分之百的满意。近来，总是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女儿筹备婚礼而奔波，今天背包里还装满托人从外地买来的办喜酒用的木耳、干贝、虾米等货物。
我看出父亲的脸上掠过一丝难以觉察到的愁云，不知道母亲对他讲了些什么？事到如今，我只能直奔主题，把问题弄清楚，我说：“爸爸，我晓得你是个教学非常认真的好老师，可是，部队政治审查很严格。还要了解你的历史情况，特别是在旧社会做过什么事情，你从来就没有讲过，我一无所知。你得实事求是告诉我，不能有半句谎话。这样，我可以转告他，他才能如实向领导汇报。”父亲终于知道了问题的症结，他的痛苦表情真的很难用笔墨加以形容：他哭丧着脸，不停地摇头，又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全家人都看着他，不敢出声，可想而知，他确实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他是多么不想去揭开这块伤疤，现在，是作为女儿的我，逼着他把自己封死多年的包袱又拎出来，并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我很内疚，也很无奈，又苦于找不到什么恰如其分的语言好说，只是傻傻地等待。父亲的内心像是经历了一阵狂风暴雨后，汹涌的波涛后慢慢趋于平静。他深深叹了一口大气，低声说：“我在汉口时，参加过国民党，在政府里当过小职员。这事早在一九五零年‘肃反’运动中就交代清楚了，教育局有档案可查。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我一个逃亡青年，是为了混饭吃才误入歧途的，不是说交代彻底就好了吗？怎么还要往下一代的档案里装呢？唉！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父亲的忏悔，沉重拍击我的心房，把我的侥幸心理扫除的一干二净，就在他还没有开口之前，我希望他能说：“星儿！你放心！我一个教书匠，虽然是旧社会过来之人，历来是师道尊严，能有什么问题？”而眼下，幻想的梦被撕破了，激动的心被碾碎了。
一切全明白了，实际上部队就是不批准李旭斌和我结婚，是他不忍心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我而已，难怪呀难怪！一个党员、革命军人，怎么能来做一个国民党党员的女婿呢？不能，绝对不能。我平日里常带笑靥般温存的脸上，出现了近乎愤怒的表情，像是在质问父亲：“你知道吗？你坑害了自己的儿女们，你毁灭了我这一生的幸福和前途，难道不觉得有罪吗？我为什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会有这样一个父亲？我见他丧魂落魄站在那边颤抖，不知不觉又产生一股怜悯之情，事到如今，怨他又有何用？可是，究竟该怨恨谁呢？难道是我自己造成的吗？我又有何罪？我涕泪滂沱、悲痛欲绝。父亲又长叹一声，念叨着：”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我该死！“踉踉跄跄走向他的房间。堂屋里母亲落泪，妹妹哭泣，不懂事的弟弟也扑倒在妈妈怀里哇哇直哭，来串门的乡亲们听到屋内气氛不对头，都没敢进屋就回去了。一个洋溢着欢乐，迎接喜庆的家庭，倾刻间被悲愁和凄惨所笼罩。
夜晚，父亲坐在我床前与女儿曲膝谈心，使我了解到很多父亲不为人知的辛酸事。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星儿！你一定在怨恨我，可你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爹我七岁时就给地主家放牛了，由于我做事勤快，又肯动脑筋，倒是从未挨过打骂。天蒙蒙亮就要出去放牛，等牛吃饱了扣到牛圏后，自己才有早饭吃。吃过饭赶快去割草，我在外割草时，总是把篮子装得满满的，长草就从篮框往上装，一直塞到篮把上，实在提不动就把竹篮子睡在田埂上滚。有一次，被我大伯伯看到了，他不仅帮我把草篮子提回来，而后还对我父亲说，‘小敖头很聪敏，不要给他去放牛了，给他上洋学堂吧，说不定我们这一房就靠他光宗耀祖呢！’从此，我比哥哥、弟弟都幸运，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还到县城上了中学。我牢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古训，学习很刻苦，成绩也名列榜首。就在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的岁月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你爷爷奶奶听说日本鬼子见到洋学生就杀，惊恐万状，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掉，凑了一些钱，当夜就赶到县城，打发我逃难去。临行还再三叮嘱我，‘要向西边跑，越远越好。’可怜我才十六、七岁，从未出过远门，糊里糊涂跟随着逃亡的人群，人家走我也走，人家歇我也歇。几次遭飞机轰炸，都是死里逃生。历经多次磨难后，逃到了汉口。此刻，已经是身无分文，原定入川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了，继续上学的理想也就此破灭。我面对滚滚东流的长江水，号啕大哭，那实在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晓！”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流下了同情的泪水，父亲的表情十分痛苦，他继续说出了后来的情况。
为了活命，他在长江两岸当过纤夫，在码头上成了一个挑夫，而心中仍念念不忘看书识字，凡是掉落在地上的有字的纸片，他都要尽可能地拾起来看看。有一次，为客人挑着重重的行李上岸，虽然步履艰难，可是，当他发现不远处有张报纸被人踩踏时，很是心疼，便绕过去拾起来塞进口袋，不料这一举动被顾主看在眼里，到了车站后，他问：“小家伙！你识字？”“嗯！”他又问：“哪你为什么做这个行当？”父亲回答说：“我是逃亡学生，举目无亲，还能怎样？”那个人感兴趣地问：“听口音好像是江苏人士？”父亲说：“我是江苏金沙县的人。”那个人高兴地说：“老乡啊！我也是江苏人，南京的。”在离乡背井的日子里，同省的人都是老乡，真是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他又问：“小老乡！读书读到什么程度？”父亲胆怯地说：“刚上初三，就……”他直爽地说：“可以呀！跟我走吧！不要干这个苦差使了，跟我教书去！”父亲又惊又喜，问：“教书？我行吗？”他说：“行！看你个聪明样，做什么都能干。”父亲脑筋一转，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当机立断，很有礼貌地说：“伯伯，我听你的，我跟你走。”那人温和地说：“好！你要不要回住处拿行李？”这一问，引出了父亲的伤心事，他哭丧着脸，说：“我哪有固定的住所，今夜码头，明晚车站的混呗，爹娘为我准备的行李，早就被飞机炸得飞上了天，我要不把被子顶在头上，早成孤魂野鬼了，现在挣得的十几个铜板，都在我裤腰暗袋里呢！”他说：“小机灵鬼，这样吧，我们先找个旅馆住下来，再给你备一套行头，洗得干干净净的睡一觉，明天陪我去报到。”真是天上掉馅饼，一个偶然，改变了父亲的命运。
父亲穿上新长衫，真像变了个人似的，老乡上下打量一番后，夸赞说：“五官端正、眉清目秀、英俊潇洒，一派教书先生的风度。”父亲仍然心中无数，又问：“伯伯！你真能带我去教书？”他胸有成竹地说：“这还有假？我告诉你，学校是我们家出资从南京内迁过来的，已经开始上课了，还缺一个老师，正好你怀才不遇，我是校长，我选中的人才谁敢不用？”父亲这才深信不疑，深鞠一躬，连声说：“谢谢校长！谢谢校长！”校长说：“小机灵鬼！我还不知道你姓甚名谁呢，怎么向你的同事们介绍？”父亲恭敬地说：“校长！我叫张占鳌，弓长张，霸占的占，鳌头的鳌。”校长赞赏说：“这个名字取得好！独占鳌头，有志气！我的名字俗气得很，叫程万祥，是工程的程，吉祥的祥。”父亲高兴地说：“鹏程万里，吉祥如意，多好的名字！”他忧心忡忡地说：“南京沦陷了，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现在是亡国奴！四处逃亡，路程万里，何来的吉祥如意？”父亲看着这位忧国忧民的老校长，内心无比崇敬。
学校在武昌城郊，租用了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子，门外的开阔地带可作操场，供学生活动之用。因此，上课、吃饭、住宿都在这里，也很方便。已有从南京来的两对夫妻老师作为先驱，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后，开始招生上课了。校长为他们一一介绍，个个都很亲热，漂泊多月的父亲就好像找到了家，心中莫大的安慰。
学校招生的主要对象是内迁人员的子女，也有就近居民的求学儿童。由于来自名城南京，收费又偏低，很快人员就报满了，总共三个班级，一百多个学生。父亲任中、低年级的算术老师和全校的体育老师，他虚心向老教师学习，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办事勤快、灵活，对人热情、诚恳，很受师生和家长的喜爱。可是，好景不长，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毁灭了这个校园，学生们死的死，伤的伤，最令人悲痛的是程校长为了掩护学生，自己也遇难了。一个热衷于教育事业的长者、一个才华横溢、风趣幽默的知识分子，始终还是未能逃脱日本鬼子的轰炸，转眼间血肉横飞、不堪入目。别人都害怕，只有父亲紧紧抱住恩人老校长，不肯放手。
埋葬了校长后，父亲又成了流浪儿，他想：看来在汉口仍然性命难保，怪不得爹叫我向西跑，越远越好，必须继续西征。可叹身上的钱根本不够买一张去重庆的船票，他想起家乡的俗语：烂泥萝卜揩一段吃一段。走一步算一步吧！于是，他用所有的钱，买了一张去巴东码头的船票。下船后，跟随一群人，翻山越岭到了一个小城镇，凭着从教这几个月积累的经验，连吹带混，好不容易谋求到一个小学教师的职务，加上自己的机灵和勤奋，总算在这个穷山僻壤的小城镇站稳了脚，终于躲过了敌机轰炸，保住了生命。也是在此地，他赢得了一位女教师的芳心，并且，结婚生下了我和弟弟。
抗战胜利后，父亲归心似箭，便带着全家回故乡江苏，谁知在船上我和弟弟都高烧不退，父母焦急万分，好不容易船到汉口，才能去医院为我们治病，由于我俩高热不退，病情很重，只得租房住下，为我俩住院治疗，令父母伤心欲绝的是：两岁的弟弟麻疹合并肺炎，经过治疗，仍然没能挽救他的小生命。那真是贫病交加、人财两空的日子。沉重的打击，没有让父亲一蹶不振，他决定找一份工作先养家糊口。巧就巧在我家租的是四合院里的一间房，对面住的是个官位不小的国民党军官和他的小老婆。有一次，他在共用的堂屋里洗脸时，一块很贵重的手表忘记拿了，是我捧在小手里，送到他家去的，两人高兴极了，连声夸我聪明！夸我父母教育好！我还依稀记得这件事。从此，那个小老婆常和母亲搭话，对我家的遭遇也很同情，当父亲请他帮助找工作时，他很快就答应了，只要父亲填一张表格，参加国民党，就可以帮他在财政厅谋得一份薪水较丰厚的差使。生活所迫，父亲接受了。其实，只有一年多时间，由于接到爷爷去世的恶耗，父亲匆忙辞职，带着我和妈妈奔丧回到了家乡。从此以后，父亲便不问政治，在生他养他的村上办起了学校，重操旧业，教书育人。解放后，父亲把那段经历向人民政府交代的一清二楚，得到了宽大处理，并逐渐的从教师提升为校长，又从完小校长，提升为中心小学校长。
一年多的时间，只占人生岁月的几十分之一，可是，就是这段短暂的丑恶历史，却永远抹煞不了。这种负罪感一直使父亲揪心样疼痛，如今将影响到女儿的终身幸福，怎不叫他悔恨万端、肝肠寸断？然而，知道了父亲这段经历后，我却异常平静，抹掉同情的眼泪，说：“爸爸，你不必自责，你活得很艰难，在旧社会，谁能未卜先知，看准后面的路是黑是白呢？我不怨你，也不恨你，我恨之入骨的是日本侵略者，不是小鬼子打来，你肯定能上高中、上大学，甚至会成为对中国、乃至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父亲愧疚地说：“星儿，我知道你是在宽爹的心，对不起，连累你了，当时，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安慰他说：“真的不怨你，我真是这样想的。爸爸，你回房睡觉吧，如今怨天尤人不能解决问题，既来之则安之，相信你的女儿，我会坦然面对现实的。”“你就放心吧！星儿自有她的道理！我相信那个孩子不会轻易抛弃星儿的，不早了！都睡觉吧！”这是母亲的声音，原来母亲一直站在房门外听我们的谈话，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