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悲剧爆炸而悲剧意识还没有生成、罪恶每天都在发生而罪感意识还没有形成的时代，爆炸案、投毒案、矿山倒塌案通过各种公开或半公开的信息传播渠道进入我们的视野，却不能引起与悲剧的惨烈程度相应的注意。
悲悯、爱极度匮乏而麻木。一个悲剧时代的悲剧特征在于这个时代的人认识到悲剧并着力去追究、思考、挽救、清算悲剧，而我所谓的“后悲剧时代。”则是一个对悲剧的发生已经麻木不仁，对罪恶的发生宁愿袖手旁观，对仇恨的意识已经安之若素的时代。后悲剧时代是悲剧时代中的麻木，而且悲剧不再被认为是悲剧——于是喜剧便出现了，而这恰恰是双重悲剧。
后悲剧时代的一切悲剧和苦难由于麻木而不再被视为悲剧——就如意气风发的青年男女对着向他伸出手的老态龙钟的乞丐呵斥，就如人们对卖花的孩子的满脸不屑与憎恶，就如路人在烈日下啼哭不已的婴儿面前若无其事地走开。是的，对悲剧的麻木与冷漠是快乐的，因为麻木意味着默认悲剧存在的合理性，冷漠意味着对悲剧不负任何责任。没有责任，自然没有痛苦。然而，悲悯、爱与同情，是一个人是否成为人的基本标志。一个社会最大的罪恶就在于对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的漠视与剥夺。尊重别人的尊严就是尊重自己的尊严，蹂躏别人的尊严是在亵渎自己的品格，向别人施予爱与悲悯就是向自己渺小的生命施予爱与悲悯，因为在没有爱与悲悯的社会你自己也得不到爱与悲悯。”①
毫无疑问，我生活在后悲剧时代。我只是一个浪游在悲剧与后悲剧分野的旅者。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浑浑噩噩，蝇营狗苟，泯然于众人。
2008年仲夏父亲因跌伤两次开颅，卧床近年半，没有留下一句意识清晰的话。结婚之日，携新婚的妻子给父亲磕头时，作为父亲最疼的小儿子，多希望得到父亲的一句祝福，哪怕是一个模糊的词语，于我也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当父亲无可挽留的逝去时，“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像一块磐石压住了我羸弱的灵魂，几乎击垮了我。整整一周不曾跟人说一句话，我知道这是一种叫失语的病。最后，身体机能的自我保护，令我陷入了关于父亲巨细无遗的回忆，直至波及行将而立的整个生命。那些不愿意被时间的橡皮擦擦去的刻痕，一场场一幕幕，如儿时的露天电影。这些沉淀在回忆里的悲欣交集、臆障痴缠让我悚然惊惧，幡然醒悟——这是父亲在冥冥之中赐予我的喻示：一个人只有一种命运，欲望让它光怪陆离；一千个人有一万个哈姆雷特，那是心中的鬼在借尸还魂。释放所有的哈姆雷特，虔诚告解，或得安宁。
痛定思痛，是一个个悲剧产生的锐痛及生命的欢欣令我苟活至今，而我却二十多年秘而不宣。这是一种罪，我必须告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原谅我，父亲！我不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人，只是一个浪游于悲剧与后悲剧分野的旅者，但我愿意将我和我们的那些苍白却温暖的回忆与凝思说给愿意听的人们，愿意对所有人敞开心扉进行告解，并祝福侧耳倾听的人们有所体悟，生活幸福，春暖花开。
没有哗众取宠，没有自以为是。我将忠实于自己，忠实于对父亲的思念及爱，忠实于母亲对我的养育及教育之恩，忠实于我的爱人和我的孩子。忠实于一切。我已经尽量驱动已经残废的脑袋及思想旋转，还原真实——尽管缺失了感恩及反省，对悲剧的凝视和分析往往掩盖着怯懦、甚至——罪恶。
父亲，我也想把这些告诉你的孙子，我的儿子。只是他太小了，所以我只能化身成一个土拨鼠向他述说，希望他能尽快的产生一些兴趣。一个一而再再而三不停压抑揠苗助长邪念的父亲，或许是真实的、可爱的。
这或许能算作写《土拨鼠之歌》的一些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