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1908—1969），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曾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福州市委书记等职。
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并判无期徒刑。抗战爆发后出狱，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他先后任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纵队政委、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建国后长期在华南工作，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陶铸被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被称为“第四号人物”。陶铸可以说是革命资历很长，既有战功又有政绩的大人物了。可是，因为不同意江青等人的做法，而遭到阴谋陷害。仅当四个月的常委，就被批斗关押，折磨致死。
像这样政务繁忙的高级领导人，大多数是不喜欢写文章的。可是，陶铸与众不同，从党的宣传教育工作需要出发，写了两本书，一本叫《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出版；一本叫《思想·感情·文采》，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两书出版后反映颇好。笔者当年读过这两本书，感到颇受教益，是两本好书。可是，到姚文元的笔下却被歪曲诬蔑而面目全非了。不过，当姚文元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陶铸已经是毫无申辩权力的阶下囚，只能听任姚棍子的任意敲打了。
姚文元是怎样对这位老革命家进行“大批判”的呢？我们只举几个例子：
陶铸说：“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这有什么错呢？革命导师不是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要用一切办法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吗？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是明确规定：“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指：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可是，姚文元说不对。他说，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你没有讲“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没有讲“依靠突出政治”，“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姚棍子这么蛮不讲理的胡批乱扯之后，陶铸认为社会主义要用一切办法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正确主张，就变成了“反动透顶的‘机会主义’理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第一个例子。
陶铸鼓励青年人要有崇高的理想，“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这难道不是很好吗？学习文化，消灭文盲，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不正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吗？可是，姚文元说不对。他认为鼓励年轻人努力学习成名成家，就是歧视工农兵。他说：“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底层，永世不得翻身”。真是无理搅三分，充分反映了姚棍子的奇妙逻辑。
我们不妨反问一句，难道工人、农民、战士就不应当学习科学文化，使自己成为本行业、本部门的专家吗？难道他们就应当永远处于缺少科学文化的愚昧闭塞的社会“最底层”吗？共产主义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使每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而这一差别的消灭，只有通过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不是靠把社会中的高文化层次降下来的办法才能逐步实现的。姚文元摆出一副站在工农兵立场反对成名成家的极左面孔，恰恰暴露了正是他自己背叛了共产主义的基本要求。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正确的是陶铸，而不是姚文元。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陶铸认为：“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方法论”，“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众所周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首先倡导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曾对“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的现象给予尖锐的批评。他说：“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可是，姚棍子却偏偏要从鸡蛋里挑骨头，向众所公认的真理挑战。
他是怎样歪批的呢？他说：“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的特性。”就是这么一种打着“阶级分析”旗号的古怪不通的逻辑，今天看来只会引人发笑。不过也可以算作是“四人帮”一伙搞的所谓革命大批判的经典之作。
今天如果哪一位想要了解一些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大批判”，读一下姚文元的这几篇文章就可以知其真面目了。可悲的是，就是这样不堪入目的低水平的东西，竟然被作为理论权威，判别是非的尺度，成为使无数人遭难的依据。
3. 请来了林彪这“尊神”
“四人帮”虽然有特殊身份作为政治资本，又有“大批判”的笔杆子可以打人，但到底是资历太浅，在党内的地位太低，社会知名度不高，而且在学术界名声不太好，势单力孤。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必须请他人帮助，借他人的势力以自重。
被江青选中的借用力量就是林彪。这点江青也是自认不讳的。她在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当众谈到这个问题。她说：“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就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
这段话的立论和结论都是不对的，被她攻的不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没有“吓得屁滚尿流”，“尊神”也不是整个人民解放军，而是林彪集团。但有一点是真实的，就是她确实是处心积虑地请“尊神”来帮自己，为自己壮声势的。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内涵远不只是江青要借林彪之力，宣扬自己的“文艺黑线论”，而是用以为其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开突破口。它还是江青与林彪两个阴谋集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结成反党联盟的一个标志。从此，两个反党集团勾结起来，互相策应配合，共同作乱了。有何为证呢？他们之间在当时的互往信件和谈话，就是最好的证明，请看：
江青到苏州找林彪长谈后，林彪马上给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指示，对江青大加赞扬。这个指示不长，全文照录如下：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文字不长，但对江青评价非常之高，什么“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的意见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等等。实际上把江青摆在部队文艺工作太上皇的地位。这不只是政治观点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中互相勾结和支持的需要。
1966年9月，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与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内交谈。”
3月19日，江青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表示“根据你的委托”，举行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几经修改已经完成。态度十分恭谨。信中特别强调：“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传达了毛泽东17日的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这个批示反映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关心和重视，不但亲自审阅修改，而且连如何发出的方法都考虑到了。像这样重要的信息，当然是林彪非常想知道的，也是只有江青才能给予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