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小凯只是乳名，1978年开始重新启用。1948年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后移居国外，客死澳大利亚，享年56岁。
杨家背景复杂。杨小凯的祖父曾是地主，既经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又进过洋学堂，还在乡下开办学堂，推广乡村教育。杨小凯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早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担任职务。这样的背景使得杨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苦头。由此引发杨小凯家国之思，在长沙积极投身政治运动，却被当成造反派头目抓进监狱，曾因写作《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入狱。
杨小凯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为其带来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
2002年、2003年连续两年，杨小凯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1．形势比人强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一个重要会议。原来会议的主题是纠正鉴于“急于求成”心态而导致的“左”倾错误思想，不料最后却逐步演变成了一场“反右倾”政治运动的开端，更加剧了原来的错误。
由于彭德怀的言辞过于犀利，被毛泽东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在全国拉开了序幕。秋天，时任湖南省工业厅副厅长的杨第甫因为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被列入“湖南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下放西洞庭湖进行劳动改造。临行前的一天，杨第甫把儿子杨小凯拉到床边对他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年幼的杨小凯感到一丝不安，因为在他的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这样温和过。
形势百转千回，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刚告一段落，1966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到处都是夺权造反的呼声。这样的局面下，平反后担任湖南省农垦局局长的杨第甫与妻子双双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妻陈素曾经担任周恩来机要秘书，夫妇二人都属于政府重要官员，他们对刘少奇和彭德怀报以同情之心，自然成为政治斗争的矛头所指。于是，杨家被打成“黑鬼家庭”，迎来空前黑暗的日子。
此时，18岁的杨小凯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悲痛之余也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国向何处去？
忧国忧民的杨小凯是杨第甫的长子，也是杨家唯一的儿子。杨曦光是杨小凯早期的名字，他诞生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取名“曦光”无疑蕴涵了一种期盼和希望。
“文革”爆发时，杨小凯正在读高一，他就读的长沙一中高干子弟云集，很多学生处处表现出不同常人的优越感。与这些人不同，杨小凯做事不张扬，很少透露家世，平时衣着十分朴素，性格孤僻腼腆，骨子里却充满反叛精神，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文革”中，全家被列入“黑名单”，杨小凯也成为被歧视的对象，自然无法加入“红卫兵”这个在当时代表无上荣耀的组织。
“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设组织，自由参加。为表示忠于毛主席、为革命奋斗的决心，杨小凯加入学校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组织。在长沙一中，红卫兵都是“根正苗红”的好学生，而造反派则是杨小凯这样出身不好的学生，两派争论的焦点是“血统论”。
时间流转，到了1967年，群众组织被取缔，各派冲突不断。杨小凯所在的组织卷入其中，他被抓进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这次打击没有使杨小凯放弃参与运动，反而更加激发了他对政局的关注热情。在两个月的关押时间里，他慢慢把思路从运动本身转移到了对国家未来的担忧上。
获释后，杨小凯又加入了长沙一中组织的充满了左倾色彩的“夺军权战斗队”，并写出《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一系列大字报。
1968年，“革命运动”的热情让许多人变得有些忘乎所以，对国家民族的憧憬让他们失去自我，希望通过这场和平时期的“革命”实现国富民强的愿望。但是，希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不停冲击着他们的心灵，许多人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杨小凯也不例外。
杨小凯的思路远远超越了年龄和社会局限。年初，杨小凯贴出自己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在这篇与当时全国盛行的苏联模式格格不入的文章中，杨小凯凭借对马克思主义典籍的理解和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以一个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的姿态，提出了要施行民主的公社政体，并且直言不讳地对当时的很多社会现象进行了评判，一时间引起巨大轰动。
杨小凯这篇现在看来观点尚不成熟，带有过多激进色彩的大字报改写了他的命运，使他锒铛入狱。
2．牢狱的磨炼
杨小凯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1968年1月24日，相关领导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接见会上，对杨小凯的文章提出了批判。康生还多次点名，称“一中的杨小凯”撰写《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文章是“反革命的战马悲鸣”。康生认为，这不是一个中学生所能完成的巨大阴谋，断言杨小凯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操纵。
得到这个消息，杨小凯逃跑了。在为期1个多月的逃亡中，他并没有忘记对时局的关注，晚上还乔装掩护，到街上用手电看大字报。不过这些并没改变什么，杨小凯最终在武汉被抓获，押解回长沙，关进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1969年10月，杨小凯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获判10年有期徒刑。
康生断言杨小凯后面有黑手操纵，下令一定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的陈老师”。恰好，杨小凯的母亲姓陈，而且当过周恩来的秘书，于是就成为政治斗争的对象，最终选择用自缢的方式结束生命。
与此同时，父亲杨第甫也因为本来的“右”的帽子和儿子的牵连被关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个妹妹几乎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一个下放到湖南山区，另一个跑到山西投奔亲友。
在狱中得知这些事，杨小凯悲痛欲绝，几次想到越狱出逃。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就是逃了出去，又能如何呢？如果政局得不到改变，在哪里处境都是一样的，而如果形势扭转，光明便会照进黑暗的牢房，以前所有的罪名和污蔑都会烟消云散。抱着这样一种对未来的憧憬，杨小凯慢慢安下心来。
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杨小凯看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也结识了很多有志之士。因为在这帮“犯人”当中，有大学教授、工程师，还有对当局政治有着独到和精辟见解的文化志士。在他们的影响下，杨小凯贪婪地汲取知识的养分，这对于支撑他度过漫漫铁窗生涯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他日后成为著名华人经济学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那个时代，允许阅读的读物为数甚少，而在监狱中的杨小凯想要得到一些读物就更加困难了。除了《毛泽东选集》，其他作品几乎都对他绝缘了，数次托妹妹给他带的《资本论》，也被“善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反对毛主席”为理由挡在了监狱门外。几经周折，《资本论》才终于在一个好心的送饭人的帮助下偷偷带了进来。
杨小凯贪婪地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精神食粮，把这本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通读了数遍，认真思考着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当读完三卷本的《资本论》的前两卷时，他发现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那就是忽略了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
《资本论》一书几乎通篇都在强调劳动价值的重要性，这个使用价值就是我们现代经济学所提出的重要的效用概念，杨小凯也是在很多年之后系统学习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才知道这个称谓。他还对马克思继承亚当·斯密所发挥的劳动分工理论情有独钟。在《资本论》的影响下，杨小凯对经济学这门古老而年轻，对国计民生有着重要影响的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8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的终结，许多跟杨小凯一样的人迎来了曙光。
杨小凯刑满释放，但是压在他身上的那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解除。在当时，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个有政治“污点”的刑满释放人员，杨小凯只好在湖南大学数学系做了一名旁听生，与父亲住在一起。
这个时候的杨小凯重新定位了自己的未来，他抛弃了与苦难相联系的“杨曦光”这个名字，重新启用“杨小凯”这一儿时的乳名。不久，杨小凯得到了他出狱后的第一份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了一名校对工人。
3．踏上经济学研究的旅途
恢复高考让杨小凯燃起了新的希望。
1979年，杨小凯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硕士研究生，却因为政治上的问题尚未澄清而没有通过政审，最终与考试无缘。
次年，他再次报考。这次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教授的帮助下，杨小凯参加了数量经济学的考试，最终凭借自己在监狱中的刻苦自学和出狱后不间断的知识提炼，被录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正式踏上了经济学研究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