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听不够的新歌
1972年的夏天,我就这样,在激情的歌声中度过。那是短暂的幸福。
所谓幸福,就是沙漠里喝到了一口水,或者穷人偶然发了一点儿财。
我就是那沙漠里的穷人。
到秋季,广播里陆续播出的歌曲,结集出版了,有一个响亮的书名——《战地新歌》。
这本书,瞬时又成了畅销书。书是白色封面,书名是红色隶书,很有创意。有追求的青年,那时大抵都人手一本。
这一批新歌,竟然有86首之多!
其实在“文革”中,“革命群众”曾经自发地创作了大量颂歌,广为传唱;但在1969年广播电台突然对一切“文革”歌曲禁放,包括毛主席语录歌。1971年林彪出事,语录歌的最著名作曲者李劫夫也受到牵连,语录歌就更不能放了。
在经历了三年多的“歌曲荒”之后,音乐工作者被压抑的激情突然爆发。在《战地新歌》里,有掺杂了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一批歌,堪称天才之作。比方《撒尼人民心向红太阳》、《壮族人民歌唱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朝鲜族)、《阿佤人民唱新歌》等,都相当好听,一直流传到今天。
街头跳健身舞的大妈(当年的知青姑娘),到现在还挺钟情这些歌曲。
文化当局高调放出这样一批歌,是人们实在被憋得受不了啦,没见过历史上的哪一场革命,是禁止唱歌的。
新歌出来以后,“文革”老歌却没有解禁。为什么一个能唱,一个不能唱,没有给予逻辑说明。现在分析起来,当时已经控制了宣传喉舌的“四人帮”,无非是要显示自己的权力罢了。
此后,1973年又出了《战地新歌》续集,蓝色封面,有点儿小资情调了。接着1974年的就叫“第3集”了。如此每年一本,直至1976年大戏落幕。
新歌里,也有唱知识青年的,可惜太八股化,没人唱,在知青中根本没流行起来。我最近在网上搜mp3,又听了听,发现关于知青的歌儿,也挺好听的,起码比现在硬憋出来的应景歌曲强。只是当时有才气的歌儿太多了,被淹没了。
另有一首《志在宝岛创新业》,是唱在海南种橡胶的,跟知青有关,非常好听。不过后来我跟一位当过知青的海南朋友聊,才知道,他们那时轻松得很,瞎胡混,根本没吃过我们的那种苦。
这本歌集里,有一首《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是唱针灸治好了聋哑人的,电台广播时都要说明是“花腔女高音”,其腔调拔地而起,旋又拔高,直到惊人的程度,让人开了眼界。
很奇怪的是,在火药味很浓的1974年,《战地新歌》第3集里,却出了一首我个人认为的“‘文革’最优美的歌”,那就是《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这歌儿,掺进了锡伯族音乐元素,非常欢快,又非常空灵。
这歌儿既可以独唱,也可以合唱。如果是合唱的话,不0资味儿很浓,混声部分极其优美。那时我们公社有个天津女知青,对我很感兴趣,有一次见面,她拿了歌本来,要我与她同唱这首歌。
这种浪漫镜头,当然是要背着人的。在青纱帐里,只有飒飒风声,我们把这歌唱得还真是有那么点儿味儿。
现实很枯燥,我们就在歌声里寻找寄托。我是想:有这样优美的歌儿,就应该有这样美好的生活,它虽然在别处,在苏联或者在朝鲜,但它一定是有。
在《战地新歌》没出来之前,能听得叫人陶醉的音乐,只有舞剧《红色娘组军》的音乐。那旋律,很“资产阶级”,当时的《参考消息》上有美国人评论说,是“好莱坞音乐”。
1974年,“锡伯族民歌”又成了我新的精神寄托。有时候从城里回乡下,一路打开着微型收音机听。
中波频道覆盖的地域有限,走到半路,渐渐地就听不清了。我就坐下来不走,最后再听听“乌托邦的音乐”。在沙沙的杂音中,听到“谁给咱砸断锁链,谁把咱救出火坑……”,真要伤心落泪!
五十四、延边访友
这一年的夏天,也有令我沮丧的事。
从1972年起,停止招生多年的大学,开始招生了。招生采用的是推荐制,说是“群众推荐、领导把关、上级审查”,其实就是基层领导说了算。
大学生也不叫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好像叫了“大学生”,就一定会变修正主义似的。
那时候,上了大学,就等于捧上了铁饭碗,而且摇身一变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因此,上大学就成为知青回城的一条最好通道。那也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啊,利益悠关,谁不争先?
可是这个“推荐上大学”,就相当于汉朝的“举孝廉”,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这就把潜规则给合法化了。
再说那时候的大学,也很可疑。学校里,是“工宣队”掌权,教授都成了另类公民,臭不可闻。这样的学校,能学到什么?但人们管不了这些了,快淹死了,抓着什么都什么吧。况且,大学生那时候还是全社会的骄子,说出去,父母也脸上有光。
我们这里的招生名额不多,全大队能摊上一个就不错了。我问都不用问,谁上都轮不到我上。有的知青很有打算,来农村不到一个月,就跟大队干部混得烂熟,恨不得拍肩膀叫哥们儿,有招工、上学的机会,大队干部肯定会优先考虑他们。
我做不到,要了命的假清高,让我跟大队干部格格不入。我想的是:我再落魄,也不至于跟这帮人勾肩搭背。而人家想的是:你不往前凑合,我们还主动推荐你啊,那不是有病?
这样夏季一过,听见某某人上学去了,不管是个什么烂学校吧,总之脱离苦海了,我心里就很压抑。
初秋来到时,我为了散心,决意去延边一趟,探望一下走了几个月的李兄。
坐火车到了州首府延吉市,发现这小城很有情调,跟其他各个城镇都不同。整洁、雅致,到处是朝鲜族的衣裙飘飘。人们说的话,是一种很好听的普通话,虽然不够标准,但总强于本山大叔那种土得掉渣的东北话。
李兄插队的地方,离延吉市有10多里地,我步行过去,渐入大山。走到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就是了。
这里有不少是朝鲜族老农,他们的房子,比我们那儿的农舍干净多了,一进门就是覆盖全屋子的暖炕,锅台纤尘不染。人进门,就脱鞋,席地而坐。后来我知道了,这都是咱们的“汉唐之风”,延续在他们的风俗里能有上千年了。
李兄的精神面貌好多了,虽然远离父母,但看到了光明,每天都活得兴致勃勃。他学会了基本的朝鲜语,跟朝鲜族老乡熟得很。
我去时,正值当地特产“苹果梨”收获之时,满树都是硕大的果实。
遍野的苹果梨树,像是伊甸园。
李兄拿了一堆给我,说:天天吃,都不用喝水了。”
他告诉我,水稻收割后,这里的朝鲜族人要举行盛大庆典,不醉无归,以醉倒在路边为荣。朝鲜族又全体能歌善舞,连老头儿跳起舞来,都神采飞扬。
坐在李兄干净的小屋前,我心旷神怡——满山郁郁葱葱,空气极为纯净。后来看到电影《伊豆的舞女》,觉得里面的山景就挺像延边。
李兄仍在写作,诗已经写了一大本。我看了看,虽然有些稚拙,但还是努力的。
山区的农活儿,好像没有我们那儿累。李兄的姐夫不管怎样也是个小干部,总有办法把他给弄出来,我放心了,住了两日,辞别而去。
走在归途的山路上,我满脑袋都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诗句。
——山,确实是很空的,连个“浣女”都没有。
五十五、看众生就像蚂蚁
我那时,手头有“文革”前出版的《李白诗选》、《杜甫诗选》和《陆游诗选》各一册,其中《李白诗选》是我的最爱。当时少年不知愁滋味,只觉得老杜的诗太愁苦,压抑得让人受不了,还是李白的诗提气。
我们民族向来是个缺乏想象力的民族(中国孩子的想象力,现在竟然世界倒数第一了),古代出了屈原、李白这样的诗人,实乃异数。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长干行》等等,何其壮哉!
我在农村的土炕上读这诗,一点儿也不觉得跟我的处境反差太大。
窝在东北的一个小村庄里。目光看不出去七八里地远,唯有读李白的诗,方有雄踞天地间的感觉。
李白在他一生中,有一个青年壮游时期,给我很深印象。我到20岁那年,凑巧也有了一个壮游大江南北的机会。
那年秋,我姥姥要回四川老家去探亲,我家里别人都不是闲人,只有我能脱离开,于是我在大队开了介绍信,陪姥姥去四川。
大队会计在一张普通的信笺上,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了一封介绍信,文理狗屁不通,但大红的公章一盖,就能走遍天下。
跟姥姥一块儿坐火车,在北京中转,待了几天。我在“文革”打派仗的1967年夏,为躲避热兵器武斗,到北京闲待了三个多月,买了学生月票逛遍了大街小巷。但这次路过,还是忍不住去了几个经典景点,旧地重游。
那年月,因私外出的人,很少住旅馆,都是住亲戚家——舍不得花钱呀。那一年,我和姥姥住在了良乡一位亲戚家。
良乡,那时是北京郊县,白天我坐短途火车进城,晚上再回来。火车比较旧,地面很不干净,车上大部分是通勤的工人,他们单位在北京市内,家住在良乡,每天不辞辛苦往返。坐在这趟车上,最强烈的感觉是北京人太能说了,整个车厢,人们只干两件事——聊天、嗑瓜子。说话声沸反盈天,让人几乎不能思维。
我那时候年轻,每天这样折腾,也不觉得累。去八达岭那天,一早坐火车到永定门火车站下车,再转几趟公交车,到北京北站,再坐火车到青龙潭车站下车,走不远就到了八达岭。
“文革”初起时,我还小,到八达岭没看出什么名堂。现在成人了,再登八达岭,立刻明白了为何说“不到长城非好汉”。
八达岭,有三个“敌楼”烽火台)是后来修复的,没啥意思。我那时身体棒,一口气登上了最上面的原始墙垣。
在残墙断壁中,登上三个破旧敌楼,就到了顶峰了,这才看出些古意来。塞外,山河苍茫;脚下,无数人只是一群蚂蚁。
其实中国男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做帝王的思想。至于做不成“老大”,潜意识里只是觉得运气不好罢了,没人承认是自己无能。如果能爬上八达岭的最巅峰,就能大大地满足男人的统治欲。
我早上从良乡出发,到了八达岭已是正午。爬上顶峰,再盘桓两个多小时,太阳眼看着就偏西了。再看,正是“白日依山尽”,真让人恋恋不舍。我掐准了时间,拖到最后才下来,一口气走到青龙桥车站,正好赶上末班火车。要是错过了,就得在青龙桥的候车室里冻一个晚上了。照我那时的身体,不成问题,可是姥姥就得担心一晚上没奈何了。
等到回到良乡亲戚家,已经是晚上9点。这一天下来,一点儿也不觉得累,腿也不酸疼。知青生涯,给了我一个好身板。
登上八达岭后,更觉得自己这一生肯定不会虚度,一定会有所作为。
当时就想当作家,心里想:什么这作家那作家,统统不在话下,我要像鄙视蚂蚁一样鄙视他们。
当然,这都是少年人的狂想罢了。40年后,实践证明,真正活得像蚂蚁的,是我。而眼下地位正显赫的,有的就是我那时没瞧得上的“蚂蚁”。
年轻人,看来还是不要放狂话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