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于中华民族是一场噩梦。
具体到一个群体，插队，对城市知青是一个噩梦。
赵瑜拍摄他的纪实片《内陆九三》时，钟道新曾经撰写过其中两集，是专门叙述插队生故事的。由于审查的缘故，两集东西被封杀。但我们都看到了样片。按照整个拍摄体例，每位撰稿人都在片末有一段言论。向来气度雍容的钟道新此刻几乎是痛心疾首地说道：
知青，老三届里，出现了若干英模，也出现了一批作家。插队的经历造就了他们。但这只是特例。个别人的幸运，不能掩盖数百万知青曾经遭受苦难的历史。我保证，我发誓：插队再好，我决不会让我的儿子插队！
有见识的评论家也曾经严厉指出过张贤亮小说的致命立意：
但凡他小说中的右派，无一例外地都能遇到漂亮并且善良的乡下妇女的爱慕和救助，仿佛妇联早就在和极左政策作对。但凡他小说里的主人公，最后都不仅逃出劫难，而且走上了成功的红地毯。这样的情节设置、立意编排，掩盖了数十万右派被劳改被迫害被肉体消灭的血淋淋的事实。
而噩梦终于过去了。
1.调动噩梦
1977年7月，我的借调期满，回到机车车辆厂上班。粉碎“四人帮”，国家开始搞建设；而铁路运输是先行，铁路工厂生产格外繁忙。一个班次，我这个司炉，得往炉膛里扔进十五六吨煤。工资呢，干了八年司炉，二级工三十八元；伙食当然很差，寻常高粱米包圆。高粱米是所谓优种高粱，喂牲口驴子都不爱吃。
我的体格足够好，出生苦寒山区，自幼有着体力劳动的锻炼，能吃猪狗食，能受牛马苦。工厂那点苦力还是拿得下来的。再说，国家不再革命，要搞建设，从理智上也不存在抵触情绪。
只是，借调期满，西老师已经明言，决定正式调动我去当编辑，我就不可克制地心神不宁起来。领导会不会变卦？调动会不会有阻力？
其次，国家恢复高考。原先三中的同学，工厂的同事，多有努力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者，对我也形成了巨大的诱惑。以我的学习扎实程度，不用复习，考取任何大学依然有着十足的把握。但我经过斗争，断然放弃了这一机会。我是这样考虑的：考取理工科？假如十年前考入大学，恐怕已经该出成果了。考取文科吗？文科毕业，最好的分配去处也不过是省级刊物而已。好吧，我今生就认了这个高中学历啦！放弃高考，一门心思等候调动的好消息。
调动，要从一家工厂一步登天，调到省级刊物、著名的作家协会去，要从工人一步登天，变成国家干部，是这样的好事。而但凡好事，总是多磨。打成右派，去农村改造什么的，会相当方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天鹅肉却不是那么容易吃到的。
果然，我的调动遭遇了极大阻力。负责人事工作的王之荷老师与曹平安先生，去机车厂协商调动事宜，不惟没有受到礼遇，几乎受到围攻。关于要调动的张石山其人，在我们车间领导的言语描述中，简直是罪恶滔天、十恶不赦。
消息反馈到我的耳朵里，一名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工人唯有徒唤奈何。我预感到调动会有阻力，人们不会让我那么顺利、那么快意，但我想不到他们会那样无中生有、那样不善、那样歹毒。
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因为我知道还有一颗极其可怕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起爆。
“文革”之初，我就陷入了一件令人恐惧的“反标事件”中。运动初起，学生们响应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给一名教师写过一张大字报，题目叫作“砸烂这条大疯狗”。草拟题目时，是在一张报纸上用钢笔涂写的。那时的报纸，几乎满篇都是毛主席的相片。我的那钢笔字迹恰恰就写在主席像的背面。大字报脱落在地，有同学不让主席像任人践踏，端端正正剪了下来。说多巧有多巧，“砸烂这条大疯狗”几个字，可可整齐排列在主席像背面。这还不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标吗？
当时，我向学校党支部写了情况说明。不久，学校领导被打倒，反标事件不了了之。但事情一直没有正式结论。
红卫兵大串联，我受到了影响。
应征入伍，只是因为我们这一派在学校掌权，我又动了心计担任了征兵办公室的负责人。对立派的同学也要当兵，反标事件便没人提及，双方达成某种默契。
到我从部队复员，开始了所谓“一打三反”运动。太原三中原党支部的干事，竟然还保存着那张“反标”！好在学校的领导与人为善，压下了这件事，没有将材料递交到机车厂。
在我面临调动的人生最关键的时刻，谁能保证“反标事件”一定不会旧事重提？煎熬，焦虑，我天天如坐针毡，简直有些度日如年了。某些事情之可怕，恰恰就在于其可能发生，而你又不知道它会在何时发生。
自我安慰说，我不过是杞人忧天，不过是自己揣了鬼胎来吓唬自己。但这样的自我安慰，无济于事。
最终，是爱才惜才的西戎老师拍板定案，一语定乾坤。西老师久经运动，见惯了种种极左的把戏，他将事情推到极端，力重千钧、掷地有声地断然说道：这个人有人命没有？没有人命，给我调来！
历时一年，经过整整一年的煎熬，到1978年的6月，我终于离开司炉行当，调入了省作协《汾水》编辑部。
当时心情，枯木逢春，旱苗得雨，不过如斯。我真正体会到了“解放”这个词汇的真切含义。
硬要与其他事情比较，那么“当兵容易复员难”，我从新疆部队复员时，有过这样的解放感；“结婚容易离婚难”，后来我终于赢得离婚自由时，也有过这样的解放感。
若是进一步来形容，当下心情好比噩梦醒来。种种可怕的遭遇、真切的恐惧，竟然统统成为过去；而噩梦醒来是早晨，窗外阳光灿烂，有鸟语花香，正是春色满园。
——并非虚构，在我调入省作协之后多年里，我还会经常做一个总是反复出现的梦。我又回到繁忙的机车厂，满身油污，汗流浃背。甚至在梦中，我都会悚然大惊，发出不解的疑问：我不是调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
2.工作狂热
当初，各类媒体上爱讲一句套话：要夺回被耽误的时间。女作家谌容甚至写过有关主题的短篇小说《减去十年》。“文革”动乱终于结束，几乎每个人都有争分夺秒改变处境命运的主动性。
改革开放，大顺民意。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仿佛是从噩梦中醒转，解除了“不断革命”的魔魇。
在南华门东四条，在省作协，在编辑部，人们工作热情空前高涨。便说是近乎狂热，亦不为过。
当时，电视尚未普及，文学极度热门。编辑部来稿极其踊跃，业余作者如过江之鲫。我们小说组几个编辑，平均每月的看稿量接近一千份。大家实际上是在看稿的过程中，学会了当编辑，锻炼了编辑眼光，提高着编辑水平。审美眼光的具备，又极大开阔了文学视野，提高了写作水平。
有个何力力，最早发表过处女作《父与兄》。他的这篇来稿，扔在通联干事办公室的地上，准备处理。因为是用白纸本子铅笔书写，字迹混乱，几乎不加标点，属于“一逗到底”。被我偶然捡起，随便读了几行，竟是好稿！白纸本儿的末尾，草草写有地址，是什么小红坡。小红坡，便是老太原也多数不知道。
下班后，我带着稿子骑车找到小红坡，找到了这位“一逗到底”的作者。简陋逼仄的住处，二层床上有弟兄三人。深夜陌生人造访，三人警惕审视。我像是进了贫民窟，又仿佛是来到黑社会。
《父与兄》最终发表，编辑与作者成了好朋友。何力力两位兄长都不结婚，他自己的对象问题，还是我从中大力周旋，玉成其事。他老婆在北京某家进出口公司工作，后来成为常驻美国代办。何力力也被带到美国去了。常有消息回来，殷殷关切山西文坛情况。
有个毛守仁，后来大家戏称其“毛委员”的，在介休矿务局高阳煤矿工作。1965年初中毕业考取了技校，但在毕业前夕中学里号召大家报名上山下乡；说是考上高中或者技校，照样上学。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骗局：一旦报名，就被强行下了户口，发配农村去也。老毛接到的技校录取通知，成了一张废纸。后来招工去了煤矿，想挣稿费，特别是想改变处境，到文学上来讨生活。
我当时分管临汾和吕梁稿件，介休矿务局所在地属晋中，但下属高阳矿在孝义属吕梁。这个毛委员来稿甚多，似乎总是差着那么一点。去信指点，不得要领。1980年国庆假期，上面没有安排，我也不曾汇报领导，自费直奔孝义。带着儿子，顺便算是旅游。阳泉曲下了火车，离高阳还有二十来里。一路步行，有时还要背儿子一段。柿子青红，霜叶染醉，正用上《老道游山》里的道白：果然好景致也！
拜访了毛委员，和矿工们喝了几顿酒，最显见的成果是老毛有处女作《第十二夜》得以发表。
还有张发和秦溱。两位是地处临汾的山西师大的学生，当年写了一篇处女作《有福老汉》。投稿南华门，被退还。二位不歇心，将稿子又转到我的手里。我粗粗一看，觉得相当不错。不管什么越权与否，也不顾措辞得当与否，写了推荐稿签，断然写道：此稿可发头条！
后来，《有福老汉》果然发了头条。并且获取了刊物当时设立的优秀作品奖，并且张发、秦溱因之留校，在著名的《语文报》当了编辑，后来两位在省作协创办大型刊物《黄河》时分被调入南华门。
上述几件例子，当然也难免是我在表功摆好。但我的本意是想说明：当年在老西统领、老李具体主持之下的刊物，曾经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团结了我省几代作家，特别是为青年作者的学步腾飞提供了最好的平台；编辑部的所有编辑，工作认真负责，真是任劳任怨、尽职尽责。
当然，我和李锐等编辑同人一样，个人创作绝对不敢放松。业余写作可谓夜以继日；学习创作应是呕心沥血。文学创作的新军正在崛起之时，队伍正在组建整合之中。正如周宗奇所言：我们有什么资格享受安逸的生活、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1979年年底，父亲肺部积液怀疑有了肿瘤住院。母亲负责白天照顾，我一个人夜间陪侍。连续二十天之久，我每个夜里只是坐在马扎上，伏在床头迷糊一刻。我没有请过一天假，没有耽误一刻工作。就在那个月，我还写出了四部短篇小说，包括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月报》转载的《最后的冲刺》。
当年精力，特别是创业的精神，想起来不由感奋！
3.郑义与蒋韵
说起新时期的山西文学，不能不谈到郑义和蒋韵。
大约1979年年初，所谓“伤痕文学”正大行其道。呼喊问题、控诉声讨的喧嚣，压过了文学本身应有的任何特质诉求。《河北文学》突然冒出一篇《歌德与缺德》的议论文章，与文坛新潮流大唱反调。如今说来，发表一点不同意见，算得了什么呢？当时，却几乎是引起了文坛公愤，全国多家刊物著文声讨。唯有山西的《汾水》、陕西的《延河》等不多几家刊物保持沉默。《汾水》便被说成是什么几大保守刊物之一。
与之同时，我省青年作者郑义在《文汇报》发表了著名的小说《枫》，蒋韵则在《安徽文学》发表了同样著名的《我的两个女儿》。
这一事件，不敢说在山西文坛，至少在文学青年中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或者可以说，那是多少有着另类意义的作品，为山西的文学创作吹来一股新风，掀开了山西文学多样化的一页。
而所谓保守的山西作协闻风而动，爱才如命的西戎老师即刻指令编辑部注意这两名作者。西戎老师曾经约见郑义，《汾水》编辑部则请来蒋韵与全体编辑见面座谈。
郑义当时在晋中师专读书，蒋韵在太原师专读书。恢复高考以来，曾经有着相对独特生活的青年上了大学，开始投身文学。他们构成了文学新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郑义、蒋韵之外，还有山西师大的高芸香和张平等人纷纷横空出世。
南开大学毕业生成一，在《汾水》发表了他的《顶凌下种》，为山西文坛摘得了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
山西大学毕业生韩石山，去读“文革”后的首届文讲所。与河北贾大山同住一室，不仅创作过五期文讲所许多流传极广的段子，还写出了《刁富贵草案》，并且构思了《三白瓜》准备创作出笼。
张石山发表过几篇城市题材作品，突然就写出地道山药蛋风格的《镢柄韩宝山》；柯云路出手不凡，一下子就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后来的获奖小说《三千万》。
老作家奋起余威，马烽和孙谦合作编剧的电影《泪痕》全国得奖。马老还有短篇小说《结婚现场会》在《北京文学》发表，准备和张石山、柯云路一并去摘取全国小说奖。
噩梦醒来，山西文坛一派生机勃发。
晋军军容整齐，即将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