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的毕业分配，也显出了某种程度的不同。蒋韵留校，在太原师专教书；郑义则进入晋中文联，在那儿编刊物。
“文革”十年，知青插队，“牛鬼蛇神”下放，消耗着无数英才的生命。磨盘常常磨平沙砾棱角的同时，有时也砥砺了宝剑。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才，终于等来了历史的机遇。郑义，周山湖，潞潞，前后进入了晋中文联。
由于《枫》和《我的两个女儿》的特殊关系，郑义经常到李锐家做客。李锐和蒋韵在南华门的住所，成为一座“文学沙龙”的几年里，我对郑义有了最初的了解。
郑义插队前，是北京清华附中高三学生。从他的处女作《枫》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格外关注政治的人。文学家，不可能不关注政治，文学，从来都不可能独立存活。新时期以来过度的文学热，使得文学承载了不堪重负的责任。文学面临着双重危险：在其外有着巨大压力，随时可能遭受干涉限制；在其内有着巨大张力，文学可能异化为非文学。
在晋中太谷一带插队数年，郑义招工到了介休矿务局一座煤矿。工种木工，也就是当木匠。小木匠却和北京的同学有着密切往来，“四人帮”肆虐、最后疯狂，郑义牵连进了一个所谓反动组织案件里。木匠得到消息，身背一套木工家具，急忙仓皇逃亡。逃往哪里呢？这个原名郑光照的小木匠，一口气就跑到了大兴安岭。隐姓埋名，串屯子，打家具。逃亡多久？将近一年。
我和李锐听说了，都劝过他。逃亡生涯，这是多么好的写作素材呀！
郑义一听，也是。深度近视眼镜后面，眼神凝定；然后拍拍头发稀疏的秃顶，猛醒的样子。
但他一直没有写出这段生活。老家伙后来有了时间，竟然从头走过一趟当年逃亡路线！带了录音机，录下沿途和老乡以及林业工人的谈话等。
为此，我和李锐说过：郑义，太笨了！小说家，能够无中生有、空中取水；可以向壁虚构、闭门造车。惊心动魄的逃亡旅程，将近一年的亡命生涯，那是一条狗去干的吗？怎么还要重新去走一趟？
他和陕西的路遥有些相像，都是那种壮硕大汉，写字都很笨。或者，因为生活太熟悉、记忆太深刻，反而不易表述？也未可知。
蒋韵爱跳舞。他们家有时举办小型家庭舞会，李锐也学，郑义也学。李锐还勉强，郑义就笨熊似的，怎么也踩不到点子上。老兄火了，挽袖子、撸胳膊的，嚷叫：
我就不相信，它比推铅球的技术还复杂！
郑义中学时代，曾经是北京中学生运动会的百米和铅球的前三名。运动基础相当好。原地跳起摸高，打过篮球的个头高出一大截的赵瑜都要甘拜下风。但他的运动协调性也许不错，音乐节奏感却果然不灵。舞场上，始终是一头笨熊。
后来，省作协新办大型刊物《黄河》，郑义调来担任副主编。一度，为了写东西，降低干扰，他家门板上曾经贴出过谢客声明。斗大的字，墨黑，声称“生命有限，时间宝贵；来访预约，非请莫入；应约前来，谈话不得超过十分钟”云云。
老朋友，老伙计，我却不管什么预约、应约之类，踹门进去。进去看见什么呢？老家伙闭门不出，正在闷头写作。备了一篓子馒头，馒头上都生了绿毛。写什么哩？小说。既是写小说，用得着什么参考资料，但郑义满屋子都是摊开的资料。夸张些描述，那些资料从厨房一直摆到茅房。
这样写小说，不能否认他笨。当然，下这样笨工夫的家伙，可能写出厚重的作品。
或曰：人即过程，过程塑造人本身。《枫》的走红，恐怕使郑义早已不屑于写小东西了。
在《枫》之后，郑义沉寂了几年。然后，他拿出了中篇小说《远村》。
《远村》获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奖。
《远村》和我省其他几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共同在《当代》结集发表的时候，《当代》最早提出了“晋军崛起”的口号。
《远村》之后，还有《老井》。《老井》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电影，好像是在东京电影节上还获了奖。
作家、特别是知青作家深入农村，最终写出若干乡野现实，对那些相对高高在上的评论家而言，他们会感到新奇因而难免惊奇。首先，共同的文化视点，使得他们更容易共鸣。其次，知青作家比评论家们多走出一步、多看到一点，评论家们就会在北京上海惊呼起来：
啊！农村是那个样子啊！写得真深刻呀！
山西土著作家，太了解农村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的不幸：不仅大家和大城市的评论家距离更其遥远，诠释生活的角度也大有不同。本土作家，往往是在外部描述之前，有一种从生活内部观照的优势；评论家们缺少这样一个视点，所以看不懂大家的艺术妙处。他们顶多会隔靴搔痒地说一句淡话：呀！土得掉渣呀！
所以，在山西文学界，有这样的说法流传：《远村》不远；《厚土》不厚。
大家角度不同，自说自话罢了。
7.韩石山：《磨盘庄》被批
韩石山以酷评家的身份驰骋文坛，只是最近十年的事情。在此之前，他和我等一样，主要依靠小说在文坛安身立命、扬名立万。
——“大腕儿”，其实错了，应该是“大万儿”。江湖话，纸币叫“页子”，警察叫“雷子”，领导叫“瓢把子”，老汉叫“长麻子”，等等。请教尊姓大名，江湖上说“敢问你的万儿”。
韩石山不仅是我省青年作家里最早在娘子关外发表作品的作家，他的小说集《猪的喜剧》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韩石山在引发争议的《静夜》之后，大约在1983年，写出了他的著名中篇小说《磨盘庄》。好像是发表在河南的大型文学杂志《莽原》上。
那部中篇我读过，印象深刻。我敢断言，那是老韩一辈子写得最好的小说。
韩石山自己谦虚，说自己不会写小说。这个家伙真真假假，惯于正话反说。但上面的谦虚话，大概有三分真切。因为他知道，我们也知道：韩石山最终成为韩石山，并不是依靠了小说。但我认为，他会写小说，因为他读书甚多，他首先懂得小说。谓予不信，请重读《磨盘庄》。
他的家庭背景，他的个人经历，使他应该成为一个“控诉者”。他应该是伤痕文学以及反思文学的一名激进作家。然而他没有。他知道，“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直白呼喊、简单诅咒也不是小说。小说不堪承载那样直接的使命，真正懂小说的作家不会那样写小说。只有在喝酒之后，起而歌舞，韩石山高歌一曲《北京的金山上》，我们才能听到他的嘶喊。他是那样痛切，他是那样悲愤。至于他的小说，蕴藉包含，一唱三叹。远离了直白控诉，回归了艺术表现。谓予不信，请重读《磨盘庄》。
如果说，短篇小说《静夜》，只是韩石山若干小说观，包括他的“少妇论”的最初展示，中篇小说《磨盘庄》是他的小说才具和小说艺术的大成。
《磨盘庄》应该引发轰动，应该全国得奖。除小说艺术的相对圆熟之外，题材领域的开拓、文学笔触的幽微，堪称领异标新。右派作家张贤亮也善于写女人、写少妇，但他的所有人物都成了先验的符号，都成了证明主题的玩偶。张贤亮后来才发表并且轰动文坛的《绿化树》，与韩石山先期发表的《磨盘庄》相比，那是“冯太太说马太太——差的不是一点”。
但老韩生不逢时，《磨盘庄》生不逢时。这部优秀中篇，没有得到文坛的认可、重视与应有的评价。
非但如此，《磨盘庄》非但没有获奖，反而受到了批判！云泥天壤，水火冰炭。令人感慨万端！
我们山西，著名的“政治特区”，运动一来，大家的心理犹如行军露营“抓虱子”，那是要比赛看谁的虱子多、看谁的虱子大、看谁整治虱子凶狠。
批判《磨盘庄》，媒体出动，南华门机关全体作家编辑出马，下面地市文联、知名作家出席。如临大敌，集体围剿。
发言积极踊跃，争先恐后，唾沫几乎淹没韩石山；摄像头、照相机瞄准，必欲万箭齐发，要将小小韩安远射成一只刺猬。
后来多少年，成一兄和我还说起：那一回老韩可是给吓坏了！
老韩也许不愿提起，特别是不愿提起自己当时的害怕样儿。但我和成一，以及当时在场人员，都能做证。
大家一定都注意到了，酒桌上老韩带了酒意，往往口不择言；本来唇枪舌剑，此时更加毒汁四溅。要是一条莽汉不干了，要反击老韩，韩石山酒醉心明，会立即站起来认错。虚情假意的、赖不叽叽的，连连鞠躬、连声道歉：我错了！我不对！我该死！我向你诚恳道歉！我错了还不成吗？
这样的场景，让人不由想起许多似曾相识的批斗会的场面。
韩石山自称“外圆内方”。我想给他另外注释一下，至少在当初，可以叫作“色厉内荏”。老韩嘴尖毛长，有时张牙舞爪的，其实他骨子里有极其胆怯的一面。
地主的孙子不是地主，但我们的政策是株连亲属。叫他们是“狗崽子”，文雅些、书面化一些讲话则是“阶级敌人的孝子贤孙”。孝子贤孙们于是学得了爷爷和父亲的把戏，惯于认错认罪。你要批判我，我认罪！你要打倒我，我立刻趴下！
《磨盘庄》受批判的时候，韩石山被通知按时前来参会。进了南华门，他见了南华门里头以及南华门外头的狗，都要作揖！
见了熟人，面带微笑，比哭好看不到哪里。讲话声音暂时不曾打战，脸色却瞒不了人，煞白泛青。他是吓坏了。批评，批判，离着批斗没有多远啊！
成一、周宗奇等青年作家，当时人微言轻，但大家一律保持沉默。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大家用沉默表达态度，坚守着自己的立场，曲折地传达着对老韩的支持。
马烽、西戎等老一辈，同样积极参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似是而非的话语。拥护对韩石山的批判，但自己并不同意将他“一棒子打死”。
我当即意识到：1957年的右派就是这样打成的。“文革”初期的“黑帮”和“牛鬼蛇神”也是这样打成的。
想一想，他能不给吓坏吗？他，以及我们，能不恐怖吗？
让我们感到万幸吧！我们万幸，不是写出《磨盘庄》的韩石山，没有挨批判，也不是老韩挨了批判，我们得以幸免。我们万幸、韩石山万幸，是他写出《磨盘庄》挨了批判，却没有被打成右派。
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履维艰。
中国文学的成长进步，磨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