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难长久地呆在一个地方，故此，你总在漂泊，流动，寻求你的彼岸。诚如米兰·昆德拉的一部小说的标题所揭示的：生活在别处，因为心的无可寄托，只有靠不断地变换生活的背景来填补空白，来冲淡内心的孤独。他人会不断误解这颗心灵，我却“心有灵犀”！你那寂寞孤独的心灵（其实也是纯净而善良的心灵）是那样博大辽远和丰富，这是他人难以窥觑和企及的。它甚至像一只美丽的青鸟从远方迢遥而来，落在我的手掌，呢喃地亲切倾诉，给我带来福音，像《圣经》中的“马太福音”。然后又迢遥而去，给我留下莫名惆怅。这幸福和惆怅都是深刻的，如同那位西班牙诗人的歌谣：留下的小鸟依然在啼鸣！
是的，我们曾经在茫然和迷惘中忍耐那么久。
那是轻意就丢失的青春。回味起来，我们热泪盈眶！
虽然，比之身边的那些“他们”来，我们没有堕落。他们呢，他们充当的不过是当耶稣被最后钉在十字架上时，挥舞长矛猛刺耶稣心脏的那位罗马士兵的角色，愚昧、残暴和可怜。我们骨骼和头颅成熟的季节总算到了。从幼年开始，我们就执着地对“力”、“男子气概”、“父亲形象”的追求。而那黄土高坡的风，热带丛林的雨，已无形的在我们躯体怯除羸弱，苟且，注入那种硬悍！
以上姑且算喧染小情调，现在，在这寂静的夜，允许我的阿波罗号驶离季节河、内流河，在整个天宇飞翔。
目前文学界关于人文精神、“理想主义之旗高扬，抑或降落”的论争，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有人赫然宣称：九十年代一场重要论争：拒绝投降。并将以张承志、张炜等为代表的一方和王蒙、王朔为代表的一方分为“两个阵营”。北京华艺出版社和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已经和正在推出“抵抗投降书系”，出版了包括张承志、张炜、王彬彬、李锐等人的书。这无疑将引起文化界更广泛的关注和由此波击而来的思想交锋。
面对计划经济土崩瓦解、市场经济社会不可避免的重实利偏向，思想文化界出现迷惘困惑，一部分文化人则堕落了。他们逃离责任，道德，一再发泄对富裕物质的欲望及滋生的种种心灵铜臭，降下了理想的旗帜。他们放浪形骸，荼毒良知，痞子式的调侃、亵渎和嘲笑人类一切崇高、美好、神圣的东西。
其实，理想，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追求，是人类文明闪耀的旗帜。理想的光芒永远是激奋人心的。人类一旦放弃对理想境界的追求，人类自身肯定将失去意义。（当然，我这里说的理想，绝非曾经一度涡漩的那种虚伪骗人的“乌托邦”理想，它是一种博大全新的质地）——人类最可怕的，正是精神的萎顿、勇气和自信的消失。
人，无论如何肯定还有物质以外的渴望，肯定还有对精神心灵的永恒的向往。正是人类的那些先贤、志士仁人、哲圣、思想者，一代一代，以自己的良知、正义，承担世间道义，坚守了人类生活中的那股向上力量，人类才因此而从愚昧落后走向卓越文明。（这在那些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者身上，表现得尤令人敬佩，他们长年累月一麻袋一麻袋演算，推理，沉浮在那些枯燥无味的公式、法则、原理、定律中）
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乌纳穆诺在他的名著《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认为：“人总有一种寻求永恒生命的向往”。无疑，所谓的“永恒向往”应该是指生命的极度充实与完满这一境界而言。而知青作家张承志则把这叫做“无援的思想”。
我是陕北这块贫困土地上长大的儿子。父老们祖祖辈辈那种含辛茹苦、勤劳善良、对苦难抗争和忍受的品格，早已灌注在我的血液。我肯定要像他们那样：活着要像个人，不要活着不像个人。活着就要澡雪精神纯洁品质，而不要侈落和无耻。——捍卫人的价值和尊严，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关注，永远是我的意之向往心之追索。
中国的散文，曾长久像笼子中饲养的鸟儿。新时期，“鸟儿”终于放飞出笼子，开始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类自身（面向内心世界）三大领域中的游遨。虽然，那种对“时代精神”的浅薄理解，把散文当什么“轻骑兵”为什么服务的老调时有重弹，但散文创作毕竟冲垮了那道概念化和公式化的篱笆。
散文，需要的是一种不断突破，不断选择，不断否定，不断超越的精神。艺术，最倡导的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和一意孤行的气质。它需要多样、多极、多元、多维、多层次和全方位中的裂变，创新。
有人从内核上把散文分为五个层面：一是“实生活”层面，进行表象和浅层的生活运动（一般说散文不以此为重心），我想五六十年代的大多散文当该属此运动轨迹。二是情感层次，它由“实”生活层面飞升至“虚”的艺术境地，表现强烈的主体情感世界。三是性灵层面，它是一种超越具体情感的复杂的性灵运动，是流动起伏的情不自禁的东西，有点像德国音乐家华格纳的“只是追求内心的冲动”。四是心灵层面，心灵深处最隐秘的内向意念，“潜意识”心理（如梦幻、性本能）及涵盖的深邃人性。五是生命体验层面，用“个体生命”去感悟人类生存，理想、幸福、价值、追求及人自身与生俱来的孤独、焦灼、忧患。这是散文的极致，可遇而不可求。当代有出息的散文皆向此挺进并有待深入开掘。
——富有生命体验和生命意识的作品，确是令人感怀的。我的朋友，我们从鲁迅的散文小说中不就感觉到它的那种巨大生命底蕴和强烈生命张扬么！这是超越物质的精神行旅。而这是他生活的同时代作家身上所少看到的（他们大多不过是生活体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提出“立人”命题，指出“争存天下，首在立人”，而立人的途径是“尊个性而张精神”，即个性发展和思想自由。（可惜这一点在我们的一些研究著述中被扭曲和遮掩了）而这一点则可以在十八、十九、二十世纪欧美许多大家的作品中强烈感受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加缪、里尔克。——尼采、博格森、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是生命哲学；色彩亮丽的《向日葵》、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像》和杰出的青铜雕塑《思想者》，浓缩着对生命狂热的爱；《英雄》、《国际歌》流淌着生命的交响，悲壮而雄浑……
性的形而上是爱情；意志的形而上是宗教；认识的形而上是哲学；生命的形而上是艺术。南北朝时代梁人刘勰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精神”、“气韵”、“道义”、“境界”是不能仅仅拿精美语言就可辐射了的。且稍有语言功夫者皆可状描出“器”。有人放弃对“形而上”精神世界的终极探寻，而迷恋“形而下”，只能粗制烂造出些赝品。真正的大家，他们绝不是这样，他们以自己满腔的生命热情和艺术情怀，天性地坚守着人文理想的最后堡垒……
一位评论家指出：“散文家在艺术金字塔上能达到什么高度，全取决于他能否义无反顾地进行精神境界的持续性开拓和本体艺术的无止境追求。”
我认为，这其实也就是当代许多大师阐述过的现代意识，它是文化的、思想的、生活的特质和丰富内涵。它有着一种要超越自己传统的冲动，坚定地对人类的精神发起挑战。就我，在追求散文的自由、本真，“独抒性灵”中，更探寻那种生存意识生命体验的东西，力求一种纯朴凝重和比较宽广的文化背景，我想，惟有这种深层意义上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才能使散文具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当然，我并不苛求别人也都这样。
全是自己的读书笔记和思考，破绽和谎谬自是百出。好在，我一般只说与朋友，不会沾污社会与他人。况且，它并无什么大错。
世纪风雪黄昏致碧野老师
碧野老师：
近好。在崭新的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请接受我良好的祝愿和真诚问候。春花烂漫的四月与你一见，如今已是银装素裹的寒冬腊月天，想着匆匆与你告别的江城夜晚，犹如韦应物那些为人传诵的诗句中的情绪便阵阵袭来：“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
昨夜至今晨，大雪纷纷扬扬在陕北高原铺盖而来，现在窗外的雪花更大了，密丫丫的，我在我的宽阔明亮的新居想着你，给你写信，心格外温暖。仍像当年之感慨：瑞雪呼寒冬，人心暖似春……
真的，我很坦然。总是很纯净地回忆，很简约、本真地待世。小青年们可以这样给我写信：“这是一个世纪之交的黄昏的傍晚，生命之树正经历着漂泊的苦痛或寻找的幸福。一切神圣的神话纷纷解体。整个远方除了遥远，只有一片茫然。”
——可以看出，他们仍在一片浮躁中。
当年，我像他们大小，还处在一种内心悄悄自忍的苦闷恍惚中，既不敢表现什么“浮躁”，也不敢像他们那样轻狂。靠着一种今天已不能完全叙说的复杂的对理想的挚著追求，熬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八十年代初完成了那种人生真正飞跃的跨越，并在后来持续不断完善和拓展自己的精神天地。
我们曾经跪拜在独裁盲从面前，在那些把自己装扮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得意忘形的神威前疯狂的舞蹈，取悦于人，而忘了最根本的劳动大众的利益和社稷的安危。最后以丧失青春丧失知识丧失人格丧失德行而愚钝。
在冰封雪盖的年月，我们是真正可怜的苟且偷生、苟活着的呀。明明创伤累累，还要脸上堆满葵花向太阳般的微笑；明明我们戴着锁链，却还要把忧伤掩盖起来跳舞。
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解冻”年代，——像当年那片博大而灰暗的前苏联大地上N·爱伦堡的《解冻》中描述的，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冰原终于消融，分崩离析。也像你的严冬季节落在天山上的厚厚积雪，在灿烂的春天阳光下，终于化成一泓淙淙奔荡的溪流——可惜，你的《阳光灿烂照天山》和你们那代人的描述中充满了过多美好而善良的歌唱和赞美……歌唱赞美劳动者、开垦者和他们的创造，也许永远不该受人责难。只是，这里最重要的是劳动创造和其价值，比如那种蛮野地向森林、草原、河流、矿山索取，那种破坏大自然、污染人类生态环境的盲目掠夺和宣战，今天觉悟了的正义善良人们，那个不是在用鄙视、讥讽的口吻给予根本上否定呢！
“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后来真正懂得了百家争呜、诸子论坛、高唱大风的春秋战国，那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的世纪，孔子、老子、庄子、孙子、孟子、管子、荀子、韩非子、墨子……鞭击君臣，礼贤下士，大藩鼎新，超迈千古。以至今天的人重新回望二千四五百年前时仍是那样五体投地，肃然起敬。
后来真正懂得了国力腾达、政治开明、文化灿烂的大唐帝国，那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生机的年代，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王勃、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杜牡、王之涣、韦应物、刘长卿、崔颢……博大精深，流派纷见，英华荟萃，星汉灿烂。以至今天的人手捧唐诗依然可望而不可及！不知何夕辰年才又会进入那样一个群峰绝顶仰之弥高的轮回。
后来读了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古希腊人的聪明，智慧，才华，非凡创造精神令人仰叹：荷马史诗、伊索寓言以及苏格拉底、拍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欧里庇德斯等构成了一条流荡的文化长河，它不仅仅是哲学、文学、美学、戏剧艺术、建筑学以及民主的思想，更有公元前“古典时期”的菲狄亚斯、米隆、勃留克莱妥斯、列西普斯等杰出艺术家的那一幅幅壮丽、宁静、清新、洋溢着英雄气概的青铜与石刻巨雕：《宙斯》、《迈锡尼狮子门》、《拉奥孔群像》；那幅着力表现人体完美健康的运动的杰作《掷铁饼者》，既是造物的骄傲，神性的象征，更体现出奥林匹克永照人间的精神。十八世纪德国学者温克尔曼曾谈到：“希腊杰作有一种普遍的突出的标志，这就是无论在姿态上和表情上，都显出一种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在其城邦混战、国力衰落的古典后期问世的亚历山德罗斯优美典雅的《米洛的阿芙罗蒂德》（断臂维纳斯像），已在昭示着先前那种英雄气概逐渐消失，而柔媚之风遂起。
后来的视野浏览了法国、德国的文化史，阿姆斯特丹画城，维也纳乐都，真正的明白了人和人类。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后曾经推崇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强力意志”，“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这也正是这位伟大哲学家最生动的亮点。今天我们需要磨砺和重塑的人格，仍然是这种可贵的“亮点”，永远不当精神奴才，更永远不会在斯大林式的独裁者们面前再匍匐下我天骄一样的躯体。
我国几十年前的政治运动中，曾出现过“阳谋”一词，它诞生于反右。“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57年极端扩大化的“反右”斗争，是一场给知识分子、给文化经济建设、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的许多资料，诸如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就翔实披露，当时的“反右”，我们的决策人颇为自负地谈到他采取了个“阳谋”战略决策：先是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提意见，大鸣大放，保证不抓辫子，不秋后算账。谁知最后竟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然后狠狠反击，聚而歼之。——耍尽“阳谋”，制造“红色恐怖”，大布阴险歹毒的文字狱，不惜一切代价摧残迫害思想文化战线不同的观点和言论，随心所欲伤害文化知识界的精英和成千上万无辜善良的人——国家领袖与广大知识分子的关系成了这样冷酷无情敌对的关系，真正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再补充一点，弗里德里希·尼采1888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花了一个星期，写了厚厚的《看哪这人！自叙》。在谈到他为什么写出了《查拉图斯特拉》的书时，指出：“‘超人’是用来形容一种至高卓绝之人的用语，这同‘现代’人、‘善良’人，基督徒和其他虚无主义者完全相反——出于查拉图斯特拉即道德破坏者之口，是个很值得深思的用语”。他嘲讽那些想当然的人把“超人”当查拉图斯特拉形象对立面的价值含义来理解，硬说超人是一种高等的“理想主义”典型，是半为“圣徒”半为“天才”之人，是达尔文主义者，甚至是“英雄崇拜”……尼采讥笑说如果这样“崇拜”，倒不如到意大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凯撒·波尔查（此人残忍狡诈，玩弄权术）那里去寻找超人。尼采一百多年前关于“超人”的用语，是极其犀利的。东方中国，一百多年后竟然常用尼采嘲笑过的话解释尼采的“超人”为“天才，圣徒”，想来令人悲哀！这种出自悠悠五六千年文明灿烂的华夏人之口的天真，会使尼采在九泉之下也惶惑不解。因为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尼采以绝非偶然的笔锋直指“阉割人类”的罪恶，指出有些人“用那可怜的中国把戏来亵渎人类”。后来在一篇赞扬欧洲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激情，“野蛮性、甚至野性都得到了接受”，“生命价值重新获得赞赏”时，他又写到：“宁静的时代和中国式的冷漠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这样一而再三不厌其烦说到中国是偶然的吗！尼采对生命的礼赞，尼采绝对乐观的对人生的肯定态度，与中国儒家摧毁生命力量的“中庸之道”，明哲保身的活命哲学，与佛家道家鼓吹摆脱生存意志的出世入世的宇宙观，是绝对南辕北辙相抵触相抵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