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终于结束了。当我在法院的判决书上签字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一个家庭解体了。我，作为离婚夫妇的女方代理人，内心是那样的沉重、不安。面对这个曾是他俩爱情结晶的女孩沙沙的那对明亮清澈的眼睛，我感到自己仿佛参与了一个阴谋。
沙沙的妈妈阿灵和爸爸小赵都是我的好友。我是看着小沙沙一天天长大的，同时我也眼看着阿灵与小赵从如何恩恩爱爱到如何水深火热地控诉到如何不依不饶地打官司的。自然也出于无奈--小赵1987年去日本留学，阿灵1988年赴美国留学。各奔东两的父母在情感破裂后抛下6岁的沙沙在北京无依无靠，只好到两安姥姥家生活借读。
前年初，朋友调解无效，兵戎相见的官司非打不可了。但夫妻双方都因故不能回国来办理离婚事宜，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境外的合法中国公民因故不能出庭，可以在出示个人民事起诉状的同时委托国内的一位代理人来办理。阿灵从美国打来电话恳求我帮忙，我答应了，为友情，也为可爱的小沙沙。尽管我清楚，作为阿灵小赵两个人的朋友，我夹在中间当女方代理人这种角色有多么尴尬。然而我想，且不论他们婚姻失败的是非，依法办事，为孩子将来生活的归宿尽点责任是应该的。毕竟我也是女人、母亲。
沙沙是这场“离婚战争”的焦点。阿灵与小赵玩命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他们分别调动了智力、财力、社会关系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阿灵在给我的委托书中坚持要孩子的抚养权，她还给法官写下一份长达万言的信表述爱女儿的情感，读来催人泪下。沙沙是她亲手带大的，小时女儿体弱多病，阿灵为她操尽了心，省吃俭用费尽周折让女儿上最好的幼儿园，买最好的钢琴，每天往返三小时接送，有一次由于疲劳过度惨遭车祸。出国之后，打工挣钱的第一笔收入就是给女儿买个礼物寄回来，女儿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她说：“我这一生比较波折，离婚后除了孩子我什么也没有了，我一定要女儿与我在一起。”而小赵对女儿也十分宠爱，虽去了日本，可对沙沙的教育费尽心机，他认为女儿更需要父亲的呵护，他赴日本后最大的幸福就是与远在西安的女儿通电话。因此，他的长途电话费开支惊人，在留学生中传为佳话。阿灵铁心要让女儿去美国，她说在那里儿童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前途乐观。小赵执意要带沙沙赴日本，争取移民，他极力要证明作为男人他有能力抚养孩子，并攻击阿灵经济的窘况。小赵的离婚代理人小邹也紧紧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小邹亦是我的朋友，无仇无怨，受小赵之托上法庭与我舌战。
走出法庭，我和小邹常常相视一笑，无可奈何地笑，我们各自在“角色”中跳进跳出，好似在演一出话剧。作为代理人，这场持久战何时偃旗息鼓，让我们走出角色？我和男方代理人小邹理智地商定，以朋友的身份客观劝解男女双方当事人，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教育，请小赵与阿灵冷静协商决定，究竟女儿在哪里生活更合适？阿灵和小赵都是留学生，学业没完成，经济收入与居住条件都不理想，更何况突然把一个9岁的女孩弄到身边去生活(女孩不懂英文日文)，毕竟是太缺少全面考虑和突兀、随意了。
我和小邹的劝告没有奏效。相反更加激发了离婚者争夺的心理。阿灵频频来电话，希望我要为她使劲儿争孩子。花多少钱没关系，若让小赵弄走沙沙她就不想活了，电话里她哀切地说。小赵从日本打电话来后又感到单靠委托人不踏实，小赵决定亲自出马，他暂停了学习、实验课题，辞去了打工的活儿，有点破釜沉舟的味道。当小赵从国际机场下飞机直奔我处时，我看到一个疲惫不堪的男人几近衰老的形象。他似乎总是忘记我是他妻子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不停地倾诉，恳请我高抬贵手。然而，我不能放弃原则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法庭上，我按照阿灵的意愿与小赵对峙。法庭下，小赵八方奔走托关系找法院、律师、审判员打通关节。他还调动一切可以对我施加影响的人，于是，我那本已十分沉重的生活愈加失去了安宁。
就在我想方设法“打败”小赵的时候，小赵把女儿从西安接到北京，这无疑也是一种展示和挑战。他是沙沙的父亲，离婚判决之前他有权利随意带孩子到任何地方去，姥姥家无权执意扣人。阿灵在美国鞭长莫及。小赵带沙沙在各旅游点疯玩、疯吃、疯花钱。长期缺乏父爱的女孩每日沉浸在幸福的旋涡之中。看到沙沙的笑脸，我的心也暖暖的。沙沙由衷地对我说：“阿姨，我真想跟爸爸在一起，一步也不分开。”幸亏法律规定子女年满14岁以上方可表态选择父母，否则，阿灵真要为父女情深的场面而争疯了。然而，小赵经不住时间的拖延，他若再不返回日本，学业便可能前功尽弃，权衡利弊，他退却了。
感谢社会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女人的优势最终使孩子的抚养权被争到手了。不仅如此，根据阿灵的要求，我还为沙沙争取到了其父的一大笔抚养费。
判决书宣布了，至此，胜败者双方在财力、精力、情感上的消耗也是可怕的。阿灵和小赵两个人为国际长途电话费、往返机票以及托人情找关系所耗费的损失相当可观。父女分手时，小赵紧紧地把女儿抱在怀里，站在马路上两个人旁若无人地大哭，令人心恸。
胜诉，并不是结局，更不轻松。不久，我突然得知小赵执有沙沙的日本护照。原来，他利用回北京的机会，趁离婚前有准备地办理了女儿的出国护照，这就意味着小赵随时可能猝不及防地将沙沙带走离境，远走高飞，造成事实～卜的抚养权在握。作为生父，他有其权利，作为留日学员，中国法律对他哦慑很小。藏在日本列岛的茫茫人海中，你到哪去找他？我悟到，为啥当初追要沙沙的北京户口本时，他推辞说丢失了，原来他怕阿灵捷足先登办美国护照．死捏着不放。我立即打电话去追问，小赵索性表明户口本早就烧了。再去电话，他就躲，根本不接。
阿灵被吓哭了。她刚刚松弛的神经又绷得紧紧的，近乎绝望。“他是想永远不让我见到女儿，我了解他。”阿灵声泪俱下在电话里说。
我想好人干脆做到底吧。于是，我一趟趟地跑法院、派出所、公安局、海关，但谁对此都表示无可奈何。
阿灵与我只得分别往西安打电话通知姥姥家加强防范措施，不要让小赵领走沙沙。不料，姥姥姥爷偏偏一贯与女婿相处和谐，极力主张他俩文明分手，怎么对孩子好怎么办，所以让小赵带走了孩子。现在出了岔，老人很受刺激，慌手慌脚，相对垂泪。正在悲伤，沙沙推门回家了。以为是梦幻，一问才知，因小沙沙不舍得走，离家前偏偏要回去与知心小朋友、老师、姥姥告别，弄得爸爸心软了，送她悄悄回家取课本与心爱的玩具、小画书、花裙子。姥姥抱住外孙女喜出望外，立即紧闭大门、窗户。
沙沙被发生的一切弄昏了。她成了被特殊保护的女孩。上学，不能单独与同学结伴而行，必有姥姥陪同来去；在学校，她不能与任何陌生人交往，不能随便走出校门；回家做完功课，她只能在家门口玩；在家里，门户紧闭，爸爸来了不许见，爸爸电话不让接；来的信件要检查内容．甚至寄来的包裹也要仔细检查，以防藏有字条调唆孩子逃走。小赵父母双亡，亲戚尚有一些，姥姥也总怕让熟人钻了空子，没法跟阿灵交待。
阿灵怕父母老眼昏花看不住孩子，夜长梦多，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沙抄的美国护照办成功，远渡重洋。
我曾多次劝她和小赵，两个现代知识分子感情破裂不要影响孩子，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心平气和来商议孩子的事呢？阿灵执拗地耍回国，她决定暂停学业，跟打工处老板请假回北京，亲自办理女儿赴美事宜。
沙沙第二次回北京见到分别4年的妈妈时，并不如想象得那么激动。她变得像大孩子，懂事有礼貌，但性情有些古怪。她对妈妈给买的漂亮衣裙也很漠然。她从不提及爸爸，仿佛没发生什么或她不知道什么。更多的时候，她更愿意和我一起谈话、倾诉，而不是和爱她的妈妈。这使阿灵伤心不解：这孩子怎么了？
万里迢迢回到中国，阿灵万万没想到办什么事都这样难。她陷入等待的泥沼里。阿灵毕业文凭还有4个月就可以到手了，被迫推迟，女儿正在上学也只得中断。好不容易一切办妥，签证材料又遇到了麻烦。怎么办？阿灵在美国那所大学已经开学，至关重要的学位论文、毕业考试迫在眉睫，若等下去，怕要铸成大错。于是，阿灵不得已自己先回美国再把姥姥和沙沙送回两安家中，等材料齐了再来京签证。
年迈的姥姥与9岁的沙沙已被折腾得疲惫虚弱。一次次的变故对于一个孩子的心灵来说太残酷了。“妈妈，你也不带我走啊？妈妈，你不是说谁也不能把咱俩分开吗？下次要再办不成，我该怎么办？让我回去怎么跟老师小朋友说呢？”女孩近乎神经质地哭诉。第：二天她病倒了，发高烧．不吃不喝睁大眼睛不说话。我心里充满酸楚与怅惘。
阿灵走前与我倾心交谈，她内心因承受这一切而沉重痛苦。她的学业、往后的生活全是未知数。在美国社会中单身女人要带孩子生活是极艰难的。虽是如此，她仍不屈不挠要接沙沙去，决不肯给小赵。她发誓要补偿孩子几年来没有母爱的生活，让女儿快乐。
两个月后，沙沙第三次来北京，终于签证成功。经过干难万险，人人都觉像扒了层皮。但我发现，沙沙对我们的喜悦无动于衷，对于即将要去的陌生国度也不表示任何好奇和向往，忧郁地光写日记、看书。她给我看她的短文《我家的猫》，我惊讶，一个女孩如此敏感而孤独的心灵，还冉那细腻而成熟的观察力，沙沙已是独立的人。
上飞机前的夜晚，沙沙突然有说不完的话。她给我讲西安同学的故事，小朋友给她写的告别信，她还给我看自己做的小玩意儿，只是一字不提爸爸妈妈。她说：“阿姨，我感谢有这么多爱我的叔叔阿姨关心我，可我不想去美国，也不想去日本，我就想在自己家……”
我默然，百感交集的默然。女孩美丽纯洁的眼睛如一个问号至今仍在我眼前闪动。扪心自问，我尽了朋友之道，道义上尽了责任，然而，我所做的一切给孩子带来了多少快乐？我困惑。
当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就要演出时，我们除了身不由己地去充当某个角色外·，还能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