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实行公开原则，努力提高政务活动的透明度。知政、悉情是参政、议政的前提。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要依法行使其监督权，首先要有了解权、知情权。这是因为，“政治参与要求接收一般的信息，那些获得这种信息的人，即在效应和心理上更多介入的人，就更有可能参与政治。反之，那些没有得到这种信息的人，则无动于衷，缺乏心理上的介入。因此，也就很少有可能参与政治生活。”所以，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务不仅应该而且必须公开、透明。只有把国家机关的有关活动（国家机密除外）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是负责人）的有关情况向公众公开，才能使政府权力始终处于公民权利的监督之下。否则，就根本谈不上监督制约。当然，要求什么事情都透明也是不可能的。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的：“什么可以透明，什么不能透明，什么可以增加一点透明，都要以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政治的稳定，人心的稳定。”第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弹劾制，使“主人”有权决定“公仆”的升降去留。要对委托出去的权力及其行使这种权力的“公仆”实行有效的制约，人民仅有监督权是不够的，还要对违法失职者进行弹劾，依法行使罢免权。根据我国的国情，弹劾主体应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弹劾对象及范围则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的政务类公务员中的违法失职者。要使弹劾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建立科学合理、易于操作的弹劾运行机制，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只有将弹劾权、罢免权与选举权、监督权配套使用，才能促使社会的公仆由“怕领导”变为“怕群众”，由“只对上级领导负责”变为“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一致起来”。
（本文作者：河南省行政学院）
社会转型时期自发性群体的组织化
伯祥
一、社会转型时期自发性群体的组织化、政治化成因的分析
从普遍的意义上讲，在近代民主政体中，人民只能以政治参与的方式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意志，因此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成为衡量民主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一般认为，政治参与是社会个人和社会团体表达自身利益、以影响和推动政府政策过程的活动。笔者主张从比较严格的角度理解政治参与的含义。
1.政治参与的主体是除政府官员和职业政治家以外的社会成员，以及由这些社会成员组成的团体。政府官员和职业政治家当他们以个人身份参与政治生活时，也可以视为政治参与的主体。
2.政治参与最具强度的方式是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选举出最能代表自己意志和利益的人进入政治机关，这种权力委托的方式最能实现自己的利益，也是政治参与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
3.政治参与的形态包括组织性参与和非组织性参与。所谓非组织性参与，是指社会成员以个体角色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这种政治参与的组织结构松散、甚至没有组织，通常满足于解决某个临时性的、具体的利益目标，且缺乏一以贯之的行动目标。组织性参与，是指社会成员以团体的方式参与政治活动，组织结构紧密，且以影响政府路线、方向性决策为团体的政治目标。
组织性政治参与所依托的组织又可以分体制性组织和非体制组织。体制性组织是得到该社会正式政治规范的认可和保护、具有体制合法性地位的组织。非体制性组织是还没有被纳入该社会正式政治规范和体制中，或者是受到该社会体制排斥的团体组织。这种非体制性团体具有自发性、政治参与的冲动性和团体性等特征，在我国改革进入深层次阶段，日益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
当前，由于公民主体意识的强化，中国的政治参与已经出现了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动员型参与向自主型参与发展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非组织性参与向组织性参与过渡和发展。一些自发性的团体具备了组织结构紧密、行动目标明确，且有强烈的政治参与动机的特征。从社会宏观上看，这种自发团体组织化、政治化的趋势既是一般政治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社会结构和体制处于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
首先，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看，是国家还权于社会的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统一被简约为国家与个人的统一。国家主要通过“单位”、生产队等这些集经济组织、行政组织、社会组织于一身的复合体进行全面的管理。它不仅垄断了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也几乎包揽了一切社会事务。市场化的改革对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来说，在总体上是一个分权的过程，即国家还权于社会的过程。这样，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加入社会之维，由自主的个人主动参与的各种自发性团体作为这种还权的受体就必然应运而生了。它不仅使个人从中得到特殊的身份归属感，也使个人能够运用集体的力量表达、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其次，从社会结构的变迁看，自发性群体的组织化、政治化趋势是社会结构和功能不断分化所产生的必然现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过程看，社会结构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任何政治参与结构都是与一定的政治参与功能相适应的，没有无结构的功能，也没有无功能的结构。而市场经济是以高度分化为基础的高度整合的经济，社会分工越来越专门化和细密化，因此，社会结构必然愈来愈分化，集各种政治功能于一身的简单的传统政治结构也必然要发生分化，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它瓦解了权力集中的政治结构，形成了多样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和参与形式，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自发性群体的组织化则是社会结构开放的结果，是社会结构重构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最后，自发性群体组织化的趋势最深层的根源是利益意识的强化和利益结构的分化。从常识的角度看，利益是一种感性的、具体的实体，即使是精神利益，也离不开物质性的载体。
但是，利益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而不是实体。一是利益总是主体通过自己积极的能动活动，改造客观世界来满足自己需要，从而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建立起的一种关系。二是任何获取利益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进行，并受其制约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发性群体作为利益分化过程中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力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找一个生存的空间，其存在的基础就来源于群体成员对共同利益认同基础上的组织。而具有相同利益的群体的整合过程则是新的社会结构重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可能使自己特殊的群体利益趋进公共利益，被纳入合法性的体制之中，也有可能使自己特殊的群体利益背离公共利益，成为合法体制的异己力量，构成对社会政治稳定的潜在威胁。
因此，自发性群体的组织化不是社会转型中的偶然现象，而是有其自身的严格的政治逻辑和现实依据。
二、转型时期自发性群体组织化的社会后果评价
对于社会变革时期自发性群体的政治参与的评价，历来就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在西方，有人高度赞扬自发性群体组织化、政治化，认为它们是民主的重要支柱和必要的前提。政治学家希尔斯在《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一书中指出，如果发展中的国家想变得更加民主，那就必须建立具有相当密度的、个人自愿结合的、精巧的社会团体制。在这些政治学者看来，独立的社会团体在个人和现代宏观社会制度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沟通作用，为对抗国家非正当地干预个人生活提供了缓冲区；同时，它也保护个人对抗他人的不正当侵害，制约放肆的个人主义。因为，自愿结合的组织本身就意味着人们要克服个人主义的局限性，通过集体来解决自己最迫切的问题。
同时，也有政治学家对自发性群体的组织化、政治化提出了相反的批评意见。法国的启蒙学者卢梭在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说：“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表示自己的意见。”以卢梭为代表的思想家的基本结论是，自发性群体组织是瓦解政治体系，削弱国家的整合结构，从而削弱了民主控制，以少数人意志取代了多数人的意志，所以，自发性组织不是民主的前提，而是民主的障碍。他们的理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不会自动地产生公共利益。民主不仅需要个人或团体特殊利益的表达，更需要利益的综合，把相互冲突的利益整合为可以控制的整体利益，并在不同的利益中找出重要性的次序，逐步创造条件加以实现。而社会团体利益的竞争可以较好地表达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不能有效地把它们整合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其二，主张社会团体是民主的前提的学者，把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看作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即通过选举把自己利益的代表送进政府机构，就可以代表大众的利益，事实上，这一种民主不仅不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也不代表所有的少数派的利益，而只对某些少数派有利。西方各国的政治实践都表明了这一点。
以上两派的意见都有片面性、绝对性，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自发性组织在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作用都是错误的。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它们实际上表现出了双重性，既对民主政治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表现出消极作用。而这种双重性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特别鲜明和突出。
首先，自发性群体的组织化对于造就具有现代化意识的政治主体，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具体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发性群体的组织化、政治化的趋势，从一定的侧面反映了群众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苏醒，他们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政府决策的高度相关性，高度地关注政府的决策行为，并坚定地相信自己有权利、有能力影响甚至改变政府的决策和政策，从而改变了传统政治下依附性的政治人格。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以一种潜在的政治文化意识塑造着具有现代化意识的政治主体，影响和推动着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通过参加某个组织，借助团体的力量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单个人无力达到的目标或愿望。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个人利益的表达必须通过有效的利益的社会整合机制，上升为整体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向世人展示了这样一种民主政治的前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度自主的个人、健全的社会团体与廉洁高效的国家政权，三者形成建设性的互动与良性平衡，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建立在强大而坚实的社会基础上。
第二，自发性群体的组织化、政治化的趋势，从特定的角度暴露了我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向单一的社会结构和高度集中的权力发起了挑战，构成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改革必然带来利益的调整甚至某些人利益的失衡，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和群体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敦促政府完善现有的改革政策和措施，实现社会公正和利益协调的格局。为了对这些挑战作出敏捷的、积极的反应，政府就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包括对政府机构和职能进行改革，使政府能够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及时调整政策，真正落实让人民满意的政治承诺，以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事实上，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那些协调和规范利益调整的政策的出台，总是最先出现在群众呼声最强烈的领域，它成为改革的一种规律性现象。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与。
政治稳定并不存在必然的相互促进作用。而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过度的政治参与只会导致政治动荡，危及社会稳定，最终危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某些自发性群体在体制以外以偏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特殊利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常常以极端的方式破坏社会秩序，引发了大规模的动荡，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延误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矛盾：
第一，情绪化的政治心理与民主政治的理性精神的矛盾。
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期望本身的增长比社会满足这些期望方面的能力提高要快得多，形成“期望与现实可能”之间的“差距效应”，引起人们的社会挫折感。他们希望通过激烈的政治参与方式，不切实际地幻想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在短时间就能到位，立即消除腐败和社会不公，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当这些要求在短时间达不到时，就容易产生急躁情绪，甚至演变成为盲目的破坏欲，企图在体制外解决问题。这与现代化民主政治的理性精神是完全违背的。
第二，强烈的参与意识与政治通道相对狭窄的矛盾。现代化的过程常常也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动员的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展、教育水平的提高、工业化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人民的政治需求。但是，当社会的组织资源仅在人数和规模上扩张，却没有在结构上发生改变；个人有新的利益驱动而没有形成新的利益整合机制和规则，有新的利益矛盾而无新的组织化调解，有新的冲突积聚而无新的沟通对话渠道，有新形式的组织蜕变而缺乏新形式的制约或替代时，如果个人以非体制性。的联系对抗或调整这些利益矛盾和冲突，就必然会引起政治不稳定。
第三，矛盾的集中性与政治改革的渐进性的矛盾。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的紧迫性迫使我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剧化了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采取渐进方式。因为，一是地广人多的国情不允许对现行的政治体制作全面性的改造。中国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完全依托自我管理而健全发展的成熟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国家机构的管理，社会对政治变革的承受力还比较脆弱。如果政府对政治体制作全面改造，过于迅速把权力还给社会，很有可能使政治机构支撑着的政治发展成为畸形发展，变成一盘散沙。二是当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参与还没有普遍发展到社会化、科学化程度的时候，也就是说，人们的政治参与的动机还包含着许多狭隘的成分的时候，激进的改革方式不仅很难解决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反而会引发新的矛盾，甚至有可能导致社会震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