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由科举制度所催发的写作教学与研究已达到了极盛，八股文作为科考的唯一文体，要求“代圣贤立言”。八股文对教育的破坏和人才的"残自不待言，但也要对其作客观的分析。八股文写作有着严格的程式，通常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又要用排比、对偶而相对成文的两股文字组成，全篇文章中有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束二股等共八股，所以称八股文。八股文的形式有严格规定，对内容的要求则更加苛刻。八股文对字数也有严格规定：明代五经文为500字、四书文为300字；清顺治时四书文为450字，康熙时为600字，乾隆后为700字。文章字数不能随意加减。但是，这种程式、模式都是指向于“代圣贤立言”，服务于科举选士，与写作表达内心情志这一本质属性背道而驰，它把最丰富的人的内心世界强制性地统一起来，这就违背了客观规律。当然，八股文各部分之间要有内在的联系，全篇文章的逻辑关系要清楚，要讲究“起承转合”，这些是吸收了古代诗文的写作经验制定出来的，它所规定的文章结构，作为文章的一种思路，条理是清楚的，它所用的某些方法，如“破题、承题、出题、过接”等，一般文章也经常使用，但其弊病在于程式化，八股文之所以没有生命力，从形式上讲，就是因为它违背了“文无定法”的精神。
这个时期的写作教学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学结构与训练程序，其教学是“以写作训练为中心”的。从教学程序上看，蒙学、中馆、大馆的训练内容一般体现了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明清写作教学更注重文章的形式规范，这是一种典型的模式程序教学。但是，削弱了“读”，排斥了“说”，急功近利去“写”，似乎并没有给教育和写作教学带来与投入相称的产出，“以写为主”恰恰事与愿违，培养了大批文字不通、心态畸型的落魄文人。写作教材的类型也没有跳出文选类、知识类范畴。
二、中国近现代写作研究的演变
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大的汉语叙述方式转型，一次发生在东周王室衰微的春秋时代，另一次便是“五四”时期。二者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环境很相似，即旧体制的礼崩乐坏，中央政权控制乏力，各种思潮此伏彼起。清末学者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译介，尤其是一些语言方式的引入，更加剧了汉语的变革。当然，传统写作价值的衰微与崩溃并不完全是由于文言文本身的缘故，而主要是针对文言文使用的呆板和僵化。
（一）汉语叙述方式转型对写作研究的影响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加速了汉语叙述方式转型的过程，并逐渐走向汉语叙述方式的自觉。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参与者们大量译介了西方文学，创造文学新语，主张语言与文学的合一，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推动了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他们主张改变言与文的分离，使说与写倾向一致，目的是让语言担当起更大的社会启蒙作用，而不是从文学本体角度去考虑。他们强调的是写作语言的工具性，而不是符号性。称得上“小说界革命”宣言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1902）一文，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小说的价值观念。梁启超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由此，完成了小说从文学边缘向中心的移动。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命，是以陈独秀发表的《文学革命论》（1917）为标志的，一场以“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为目标的文学革命揭开了历史新篇章，文学革命成为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和革新政治的重要武器。接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积极响应，纷纷撰文猛烈抨击旧文学，主张“言文一致”。
这场文学革命同时也引发了一场教育革命，二者息息相关，遥相呼应。在教育革命的旗帜上写着的是“国语统一”、“言文一致”，其主题是“国语教育”，将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白话文进入实际的国文教学中，并成为写作教学的一种形式。当然，汉语叙述的转型并非文言与白话的截然对立，这种转型本身显示了它的过渡性和中介性，其意义主要体现为汉语叙述发展的方向以及所呈现出的对传统的革新精神。从写作角度看，传统写作向现代写作的过渡与转型出现于晚清时期，正如周作人说：“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
从清末语文单独设科开始，到“五四”运动前后，这是写作教学和研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其重要特征是汉语叙述的转型，即写作载体的变更，白话文开始逐步取代文言文。清末，我国传统文言文的言与文、说与写的分离，实际上已经使写作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文章的规范与精致化，二是写作的复杂与艰深化。并且，这种分离已影响到文章的阅读、理解和接受，并越来越走向个性的束缚与生命的压抑，特别是科举考试所采用的八股文写作程式，已完全蜕变为一块“仕途敲门砖”。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倡导科学、传播科学，乃至从事科学研究，更使文言的词汇、语法系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传统注经学术的旧概念再也容纳不了声、光、电、化等西学知识的诸多范畴。自然科学的法则和规定、科技工艺的原理和步骤、社会组织的本质和演化等等均需要用严密的科学语言表述。建立在口语基础之上的白话文，强化了各类虚词对于关系意义确定的坚固性，更有利于表述的精确达意。
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汉语叙述的转型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汉语叙述的转型主要体现在对文学语言变化的自觉和叙述抒情等方式的转换。汉语叙述的转型并非起始于某个固定而确切的时间，也并非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清末民初的这种转型经历了“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清末的“新文体”是夹用俗语的“通俗文言文”，“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有时像小脚放大的“语录体”，而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提倡口语化的书面语，写作载体的变更才趋于完成。清末民初的写作称为“缀法”，其指导思想开始从为“功名”转向为“文章”、为“实用”。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其中涉及写作教学的条文，均体现讲求文章实用性、应用性的特点，如《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国文学”科目）规定：“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但是，科举制的寿终正寝及随后的清朝覆灭，并不意味着旧写作规范的完结。这个时期，写作教学改革虽已初露端倪，少数学校开始让学生做“实用简易之文”，“联词造句”等新的写作训练方式也出现了。
但总体上，写作教育仍沿着旧式学塾的教法轨道作惯性运行，只是不写八股文了。
（二）现代写作教学研究的开端
现代写作教学研究始于刘半农的亲身作文教改实践，在《应用文之教授》（载《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一文中，对教法作了全面论述。他认为应用文的教学应从阅读入手，以“能作应用文”为目标，提倡“不避俗字俗语，即全用白话亦可”。难能可贵的是，少数普通教师也开始涉足写作教学研究领域，如姚铭恩（江苏如皋县立师范附小教师）在《教育杂志》（1915年第6、7期）上连载了《小学作文教授法》一文。全文共七章，系统地论述了小学作文教学的价值、性质、要求、计划和实施方法，其内容详细，结构严谨。这是我国新学堂开办以来，早期一篇完整的、系统的现代小学作文教学法论文。
清末民初，从缀法到作文的演进，为“五四”乃至以后的写作教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还缺乏系统性的科学研究。从1912年民国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校令施行规则》起，到1932年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为止，这是我国语文在新学制下逐步建立自己学科体系的阶段。1920年教育部下令：全国各国民学校都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国语。至此，普通教育中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彻底崩溃。
“五四”以后，白话文引进了语文教材，小学、初中都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因而白话文的“作文法”成为写作教学研究中一个主要课题。20世纪20、30年代，各界学者发表了大量有关写作教学研究的论文和专着，主要有：《作文教学法》、《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梁启超）；《中学国文的教授》、《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胡适）；《作文论》（叶圣陶）；《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夏丏尊、叶圣陶）；《中学国文教学法》（阮真）；《作文法讲义》（陈望道）；《新着国语文法》、《新着国语教学法》（黎锦熙）；等等。
这个时期，由于新的写作范式刚刚形成，旧的“熟读精思”、“虚心涵泳”等方式已无法适应新的教学环境，写作教学迫切需要新理论来指导，许多学者开始深入研究。同时，杜威、孟禄、克伯屈等西方学者先后来华讲学，推广其“儿童中心主义”、“儿童兴趣主义”、“做中学”等西方教育理论，客观上带动了教育、教学心理学研究的开展，实验学校开始在各地涌现，“教”与“研”的结合有了现实的教学环境。
科学研究方法首先在写作测评上得以体现。1918年，俞子夷编制出我国第一个作文参照量表《小学缀法测验量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量表共有18个作文样篇，以T分数为评分单位，从5分至90分，各篇的差距为5分，适用对象是小学二年级到初中三年级。1923年，周学章在美国编制出一种专用于汉语文言文评定的参照量表《作文量表》，其中选出33篇，请274个评判员评分，再依评定结果选出10篇，编成作文测验样本系列，该系列属于参照作文量表。
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写作研究更趋向细致化和科学化，写作研究在教学法和教材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人们开始重视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并提出了“读写结合”的原则，写作训练方式也趋向多样化。1930年夏丏尊创办的《中学生》杂志，更是为写作教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园地。1931年叶圣陶也开始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并开辟了“写作杂话”、“文心”、“文章修改”、“文章病院”等栏目。当时，叶圣陶的写作教育思想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文论》中的“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即“求诚”，这是他写作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需”的写作教育目的，他认为写作教育不应以“应试”为目标，写作是人的生活能力，应以“应需”为首务。他将写作练习与“应需”二者统一起来，这对写作教育摆脱八股的影响，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解放后，由于他所处的教育行政领导地位，使得他的写作教育观更是独领风骚。这一时期的写作教学论着比前一时期种类更为多样，质量也有所提高。传统的写作研究，往往偏重于文章的构成和技巧，即对文章作静态、平面分析。
这个时期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文体写作的行为程序，如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中的文章构成，包括了选词、造句、分段，体现了篇章整体的累积过程和学生谋篇布局能力的生成转化过程。
写作学习心理研究也开始有人涉及，具有代表性的是高人端的《小学作法学习心理的研究》（载《小学教师》第13卷第3期）一文。他从两个方面对写作学习心理进行分析：第一，“作法学习的三原则”，即“应以口作为基础”、“重内容轻形式”、“利用儿童心理的特征”，他认为儿童是活泼的、有群性的、喜欢游戏的，平时在教学方面不能使环境及教学方法适合儿童的心理，换言之不能心理化，所以不能提起儿童的兴趣、动机，这样，儿童当然不能有所进步；因为不能有所进步，他们的兴趣也就减少，这种因果是循环的、相互影响的，所以，作法教学要心理化，就要充分利用儿童的群性及游戏性。第二，“笔作教学的心理的依据”，他认为，“须先有充分的材料做笔作的基础，笔作方面要能和读法相联络，要和儿童生活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要具体化……”；接着，他又认为，“笔作的教学要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要有系统，有组织，同时要根据心理和论理两方面去确定。”“把实用文和儿童生活发生密切关系……至于记叙文方面可以利用故事，因为儿童对于故事十分感兴趣……议论文属于见解方面的，是以有见解为第一要义，因此，要多供给材料，多给予讨论的机会。”上述对写作学习心理的阐述，虽然今天看来较为肤浅，但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