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其人，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主持完成的周初的改革，是一场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深彻改革，涉及政治、经济、伦理、法制、军队建设等各个方面，特别是他在“天下治式、社会模式、行为范式”方面的改革与创举，着实当得起“万世之谋”四个字。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因为他是周成王的叔叔，故称叔旦；因为他的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故称周公。
周公为人很好，孝顺、仁厚、笃实；能力也很强，在兄弟中是出类拔萃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属于“靠得住、有本事、过得硬、信得过”的领导干部。周公在全力协助周武王灭掉商朝后，被封于鲁之曲阜（今山东曲阜），故史书又称他为鲁公。
一
笔者第一次了解周公，是读曹操的《短歌行》，里面有句话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当时我就想，这个周公怎么会这么忙？他究竟在忙什么呢？这些年断断续续读史书才知道，周公其人，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主持完成的周初的改革，是一场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深彻改革，涉及政治、经济、伦理、法制、军队建设等各个方面，特别是他在“天下治式、社会模式、行为范式”方面的改革与创举，着实当得起“万世之谋”四个字。
1.天下治式--完善“诸侯封建制”
这是周公在政治建设方面的首要大事。西周的分封制前后实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武王伐纣以后，主要是由武王主持的。第二次则是在平定“三监”之乱以后，由周公亲自谋划落实的。
这种分封，主要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是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算是核心层，其直接统治的地区叫王畿，由成周（河洛地区，以王城为中心）和宗周（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两部分组成。第二层是分封的“姬姓”王族子弟，算是直系。据考证，周初分封了七十一国，姬姓就占了五十三国，比例较大。第三层是分封的功臣子弟，算是嫡系。比如，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大功的姜尚（姜子牙），其后裔就封于齐。第四层主要分封的是殷商旧族后裔，算是“统战对象”。比如，周武王时，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继续管理商的豪族和遗民，并派武王之子管叔、蔡叔、霍叔加以监视，时称“三监”。滑稽的是，后来猫与老鼠同流合污，“三监”与武庚联合发动叛乱。但周公在平定这次叛乱后，仍封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于宋，这确实体现了一种高明的政治智慧。
由此可见，西周的分封制，实质就是一种以王室为核心、以血亲为纽带、以功臣为辅助、以“统战对象”为黏合剂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在当时的形势下，对于稳定和巩固周王朝的政权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其中体现的政治智慧，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钱穆先生对此的评价是“周人封建，亦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桚而成，同时亦是周民族对于政治组织富于一种伟大气魄之表见”。
这里，有一段历史疑案需要特别说明。关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现在通常的分法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种分法主要沿袭了西方的古代社会划分法，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则可能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至少是很不准确的！为什么呢？
这种分法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清朝灭亡的两千多年都称为“封建社会”，问题恰恰是：其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包括夏、商、周三个朝代，实行的才是封建制。这一点，《吕氏春秋》说得很明白，“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众封建，非以私贤也，所以便势全威，所以博义……故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这段话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天下太大了不好管，不如“多建封”，分成许多小国方便管理。显然，这里所谓的“上世”，也就是指夏、商、周三代。
其二，自秦朝开始，封建制就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读过秦史的人都知道，秦灭六国以后，曾为“治式”问题，也就是实行诸侯封建制还是郡县制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最终结果是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一点，李斯在《仓颉篇》中写得很清楚，“华夏九州，兵戈止息，封建不再，万民康宁”。
既然从那时起“封建不再”了，那么把秦朝至清朝的这段历史说成是“封建社会”，又怎么会准确呢？那么，准确的分法是什么？笔者认为，如果以政治管理体制为标准，则可以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三个时代或三个社会，即氏族部落时代（社会），诸侯封建时代（社会）和帝国集权时代（社会）。
我的这个观点，与李泽厚先生的看法颇为相同。他在《论语今读》中也说过一段话：“数十年来，套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模式说中国历史，削足适履，扞格难通，并引起古史分期、长期停滞诸假问题之大争论，似应重新考虑，改弦更张。”
另外，我的这个观点，还在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得到了印证。他在《国史大纲》第三章“封建帝国之创新”中明确地说：“西周三百年历史，最重要者为封建政体之创兴。”他在第七章第二节“国家民族之抟成”中，则对封建制退出历史舞台的状况做了详尽而生动地论述。原文如下：
“封建制逐步破坏，郡县制逐步推行，自春秋至战国已然。秦以下，虽封建遗形尚未全绝，然终不能再兴。且其势如危石转峻阪，不堕于地不止。汉初先则有异姓封王，继则封王惟限于同姓，又次则诸王惟得衣租食税，同于富人；此自景、武下逮东汉，封建名存实亡，尺土一民，皆统于中央，诸封王惟食邑而已。
至魏则并邑入亦薄。晋矫魏孤立，大封同姓，并许自选官属，然刘颂言其‘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盖亦徒享封土，不治吏民，乃西汉景、武以后法度耳。至晋惠帝立后，诸王或镇雄藩，或专朝政，遂有八王之乱；然此乃权臣之擅政，非古代封建之比。
下至南朝，宋、齐、梁诸代，宗室诸王皆出为都督、刺史，星罗棋布，各据强藩，假以事任，矫东晋中央衰替之势；然此特援引亲族以踞要位，其权重在为守令，不在为王侯。
唐封诸王不出阁，有名号，无国邑，空树官僚而无莅事，聚居京师，亦仅衣税食租。惟明初封诸王，欲以封建、郡县相杂，然一、再传即废。终明之世，仍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也。
再以封侯论，汉初诸侯亦犹有君国子民之意，景帝后事权即皆归国相，侯国与郡县无异；然尚裂土以封。东汉则多未与国邑，仅佩印受廪，列侯殆全同于关内侯。又汉初丞相选用列侯，武帝时始有拜相封侯之制。东汉位三公者亦不复有茅土封。然汉人犹常称‘万户侯’，言其封食之大。至魏，虽亲王所食未有及万，诸将封多不满千户。
晋、宋以下，门第既盛，朝廷封爵乃不为重。至唐则并废封爵世袭之制，爵仅及身而止；而所谓爵土亦只是虚名。受封者于内府给缯布，惟同俸赐，绝不足以拟古之胙土矣。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令诸功臣世袭刺史，长孙无忌等十四人辞曰：‘违时易务，曲树私恩，谋及庶僚，义非佥允。方招史册之诮，有紊圣代之纲。一也。臣等非才，愈彰滥赏。二也。孩童嗣职，宁无伤锦？一挂刑纲，自取诛夷。三也。求贤分政，寄在共理。封植儿曹，失于求瘼，百姓不幸，将焉用之？四也。’于是遂止。观于此，则知封建制度已不能复行于后世。
以唐太宗之英武，唐初文、武诸功臣之出众，诚使君臣割地，各自专制一方，相与和好连结，征租训武，亦足各传百年、数百年之外。所以不能尔者，由国人对于政治意义之认识，久已不许复有贵族世袭封建制度之存在。此乃中国史进程中一极要纲目，不可不特别注意也。”
钱老先生真不愧为史学大家，短短九百余字，便将封建制度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段沿革勾画得清清楚楚。由此亦可见，把秦朝至清朝的这段历史称为“封建社会”是多么不确切啊！
2.社会模式--完善“宗法政治制度”
西周以前，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多具有原始氏族的特征，总体上是很松散的。周公对宗法制的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就整个社会而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祖宗为基点，以族长为领路人，结下了一张由“个人-家庭-家族-国家”织成的比较严密的社会网络。
第二，就王族而言，把“族长”和不同层次的“统治者”的角色合二为一，使“族权”与“政权”更好地结合起来。具体要求为，周天子由嫡长子继承，其一族为大宗；其他的儿子分封为诸侯，其一族为别宗；各诸侯国又实行分封，建立卿大夫之家，其一族为小宗；卿大夫以下又分士之家，其一族算是小小宗。天子为大宗的族长，诸侯国君为别宗的族长，卿大夫为小宗的族长，士为小小宗的族长。如此，族权与政权紧密结合，真正使“国”与“家”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从而为华夏民族这个“大国家”的延续奠定坚实的根基。
3.行为范式--制礼作乐
对于周公一生的功业，汉朝的伏胜在《尚书大传》中做了简明概括。他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周公在摄政期间，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件是平定叛乱，廓清天下；一件是完善分封制和宗法制；还有一件就是制礼作乐。在这三件事中，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制礼作乐”，也就是让我们的孔圣人最为称道和崇拜的礼乐文明。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礼”，并不完全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礼节”、“礼貌”，而是用来显示社会成员、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等级秩序及行为规范，是一种社会生活准则。礼的原则是敬天祭祖。礼的内容，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主要包括五类：吉礼（祭祀礼）、凶礼（丧葬礼）、宾礼（交际礼）、军礼（征战礼）和嘉礼（吉庆礼）。
礼的特征，从执行的角度看，主要是突出“差异”，强调“区别”。而这种“差异”和“区别”，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统治阶级内部的差别，如君与臣。按照周礼的规定，有天子之礼、诸侯之礼、卿大夫之礼等。以祭祀为例，只有天子才能举行郊祭（祭天），诸侯只能祭祀自己封国内的名山大川。
（2）统治阶级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差别，如贵与贱、尊与卑等。
（3）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差别，如长与幼、亲与疏等。
就这样，通过一系列的规定与规范，整个社会形成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人人必须遵守“礼”，不得有所逾越。
至于“乐”，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音乐、舞蹈等。其功能主要有以下两个：
（1）再次强化等级的差别。如祭祀用的乐舞，按照规定只有天子才可以用“八佾”（八个行列），诸侯用“六佾”（六个行列），大夫用“四佾”（四个行列）。
（2）缓和“礼”的社会差别所带来的“埋怨”情绪，促进社会和谐，诚如《礼记·乐记》中所讲的那样，“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由此可见，周公制作的礼乐，实质上就是给当时混乱的社会人际关系确立了一个比较系统、比较完备的伦理规范，为当时的社会装上了一个稳定器。尽管数百年后，中国社会又陷入了“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境地，进入了“春秋战国”的大争之世，但周公创造的礼乐制度却通过儒家的不懈宣扬与传承，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这其中显示的政治智慧，也一直被历代高明的政治家汲取和运用。
除了上述三项大的改革外，周公在军队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即明确了“中央军”（天子之师）和“地方军”（诸侯军队）的编制要求；在法律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即完善了《九刑》。据《尚书·吕刑》记载，周朝的刑律共有三千多条，法律已相当严密。
二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内容深彻的变革，周公改制无疑是成功的，达到了为“万世立极”的效果；周公本人的结局也是完好的，虽然有一些流言蜚语，晚景也有些“失意”，但毕竟比后世摄政者的结局要好很多。
周公改制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营造了良好的改革大环境
按照伏胜的说法，周公改制是在“救乱”、“克殷”之后进行的，即在平定“三监”之乱、妥善安置好“殷顽民”以后开始的，其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已相对稳定，具备了比较成熟的改革条件。
2.手中掌握了真正的权力
权力是改革的重要保障，改革者无权，就等于一个武士手中没有剑。周公改制期间，虽然只是“摄政王”的身份，不是名义上的“天子”，但却掌握了“天子”的实权，因而其各项改革措施都能无阻碍地推行。
3.先进的执政理念
周公改制，尽管直接目的是维护周王朝的政权，但其核心理念及制度设计均体现了“民本”思想，即在极力宣扬“天命”思想的同时，也从殷商灭亡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很重视“保民”的问题，提出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观点。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句周公教育官员的话，实质上就把“敬天”与“保民”结合起来，赋予了天意具体的内容。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也是“民本”思想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