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皇后（601～636），长安人，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长孙晟隋时官至右骁卫将军。她从小爱好读书，通达理仪，十三岁时嫁给李世民为妻。唐朝建立后，她被册封为秦王妃。当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嫌隙日益加深之时，她对唐高祖尽心侍奉，对后宫嫔妃也殷勤恭顺，极力争取他们对李世民的同情，竭力消除他们对秦王的误解。玄武门之变前夕，她又对秦府幕僚亲切慰勉，左右将士无不为之感动。李世民升储登极以后，被立为皇后。
长孙皇后生性节俭，她所使用的一切物品，都以够用为限，从不铺张。唐太宗知道她深明大义，因此，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等事，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听取她的意见，对则坚持，不对则不采纳；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朝政，总是非常谨慎，小心翼翼。她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尽各的责任，尤其是女人不要干政。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可是，唐太宗有时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八个字“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这八这八个字她虽然脱口而出，其实已经过深思熟虑，是她长期以来，跟随太宗、观察太宗、分析太宗的结果。
李世民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这两句话。当时天下已基本太平，很多武将渐渐开始疏于练武，唐太宗就时常在公务之暇，招集武官们演习射技，名为消遣，实际上是督促武官勤练武艺，并以演习成绩作为他们升迁及奖赏的重要参考。按历朝朝规，一般是除了皇宫守卫及个别功臣外其他人员不许带兵器上朝，以保证皇帝的安全，因此有人提醒唐太宗；”众人张弓挟箭在陛下座侧，万一有谁图谋不轨，伤害陛下，岂不是社稷之大难！”李世民却说“朕以赤心待人，何必怀疑自己左右的人。”他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的作风，深得手下文武诸臣的拥护，由此属下人人自励，不敢疏怠，就是在太平安定的时期也不放松警惕，国家长期兵精马壮，丝毫不怕有外来的侵犯。
关于“任贤纳谏”，唐太宗常对左右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于明亮的镜子；君王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直言的谏臣。”他手下的大夫魏征就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耿直之士。魏征出于忠心，并不是只挑毛病的人，他对国家大事常常直言不讳，敢于坚持自己的真知灼见，不看皇帝的脸色行事，是什么事，就怎么说。对唐太宗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和政策，也是直截了当地当面指出，并力劝他改正，唐太宗对他又敬又怕，称他是“忠谏之臣”。但有时在一些小事上魏征也不放过，甚至小题大做，让唐太宗常常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一次，唐太宗兴致来潮，带了一大群护卫近臣，要到郊外狩猎。正要出宫门时，迎面遇上了魏征，魏征问明了情况，当即对唐太宗进言道“眼下时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还请陛下返宫。”唐太宗当时兴趣正浓，心想一个富拥天下的堂堂天子，好不容易抽时间出去消遣一次，就是打些哺幼的禽兽又怎么样呢？于是请魏征让到一旁，自己仍坚持出游。魏征却不肯妥协，站在路中央坚决拦住唐太宗的去路，唐太宗气愤至极，下马气冲冲地返回宫中。
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还在义愤填膺，念叨不休。他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细语问明了原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贺喜陛下！”她这一举动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成了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言，由此可见陛下英明，妾故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
长孙皇后不仅救了魏征一命，还派中使赐给魏征钱财，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认为这是唐太宗的充分肯定，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些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
长孙皇后辅佐李世民，公正明智地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常常把好处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吃亏，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舍己为人，不谋私利，深得宫中上上下下的敬佩，无形之中拥有了很大威信和权力，谁都愿意听从她的安排，甚至感觉听她的话、按照她的安排办事是一种荣耀。例如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日常生活和事务。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费用十分拮据，生活开支有限。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嘀咕，说什么“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一应器物都很寒碜。”因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违背制度，网开一面，她说“身为储君，来日方长，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她说得入情入理，令遂安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长孙皇后所生的长乐公主，被唐太宗视为掌上明珠。因此，在公主出嫁之时，唐太宗赏赐的物品要比唐高祖的女儿长公主出嫁的物品多出一倍有余。为此，魏征当面向唐太宗提出异议。下朝后，唐太宗把魏征的不同意见，转告皇后，长孙氏当即便深有感触地说“我以前听说陛下对魏征很器重，但并不了解其中缘故。今天我听了他的谏言之后，才真正明白他是一位十分正直的社稷之臣。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请陛下深思这个道理，那就是天下的最大幸运了。”
长孙皇后是一流贤后，而且也非常有才，写过《女则》。后宫中有了长孙皇后，李世民省了不少的心，而且有时他发火，长孙皇后都能婉转地劝止，于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而且，她待人又是非常的仁善，对后宫姐妹颇有照顾，很受爱戴。
贞观八年（634），长孙皇后同唐太宗一起去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避暑时，身染疾病，且愈来愈重，服用了很多药物，但病情却并未缓解。这时，在身边服侍的太子李承干就向母亲提请用赦免囚徙和度人入道等方法，乞求保佑，但却遭到皇后的坚决拒绝。她说“大赦是国家的大事，佛、道二教也自有教规。如果可以随便就赦免囚徒和度人入道，就必定会有损于国家的政体，而且也是你父皇所不愿意的。我岂能以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太子听罢，便不敢向太宗奏告，只是把他母亲的话告诉了房玄龄，房玄龄又转告给了太宗。太宗听后，感动得涕泪交流，泣不成声。
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和唐太宗为布衣之交，又在唐朝建立前后和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因此，太宗把他视为知己，打算任他为宰相，执掌朝政。皇后听说后，就对太宗说“妾既被立为皇后，尊贵已极，我实在不想让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朝的吕后、霍光之家，可为前车之鉴。所以，我请您千万不要把兄长任为宰相。”在长孙皇后的再三阻挡下，唐太宗只给长孙无忌加开府仪同三司这样的虚衔。
在对待长孙无忌的问题上，长孙皇后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谨慎态度，成了后来历朝历代传颂的佳话。她身上所拥有的这种理性精神，也是和贞观时期的理性行政一脉相传的。而长孙皇后这种理性不仅表现在对待长孙家族的事情上，更体现在对待朝廷股肱之臣的态度上；长孙皇后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后宫众嫔妃和朝廷大臣们的一致赞誉。她虽然没能陪伴唐太宗一起走完贞观盛世，但是无论是在生前还是死后，她都对唐太宗李世民，对大唐盛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贞观十年（636）六月，长孙皇后弥留之际，与唐太宗最后诀别。她用尽气力对太宗说“我的家族并无甚么大的功勋、德行，只是有缘与皇上结为姻亲，才身价百倍。要想永久保持这个家族的名誉、声望，我请求陛下今后不要让我的任何一个亲属担任朝廷要职，这是我对陛下最大的期望。我活着的时候对国家并没有丝毫功绩，所以死后也千万不要厚葬，仅因山而葬，不起坟墓，不用棺椁，所须器物，都用木、瓦制作，俭薄送终。如能这样，就是陛下对我的最大纪念。”说完不久，就死在后宫立政殿。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