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既是乾隆自己心目中的继承人，也是中宫嫡子，加之有特谕指名“皇七子丧仪应视皇子为优”。于是这个内定的小太子同他的哥哥端慧皇太子永琏一起安葬在了朱华山太子陵园内，嘉庆四年，嘉庆帝亲政，追赠永琮为哲亲王。
东巡崩逝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乾隆奉皇太后东巡至山东，富察皇后随驾出巡。由于乾隆是一个大孝子，只要其母亲能够走得动，出游肯定要带上她，富察氏来回奔波加上痛失爱子还要侍奉太后，加上车马劳顿，在行进在泰山行宫的时候，富察氏病倒了，经太医诊治，是身染风寒。深识大体又心地善良的皇后不愿因自己而贻误皇帝的国家重务，更不忍心拖累归心似箭的随扈人众，所以一再促请皇帝旋辔北还。皇帝沉吟良久，命令初八日奉皇太后回銮。终于，在回鸾的途中，龙舟行至山东德州的舟次时，富察氏撒手人寰，这一天是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富察氏年仅37岁，而乾隆38岁。他们短短的22年的夫妻生涯在爱与痛中结束了。人们总是在挥手之间，便突然地告别了自己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美好年华；人们总是在永远失去之后，才真正懂得如何珍惜昔日曾视同寻常的一切。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亥刻，在事业上即将步入辉煌时期的乾隆皇帝，与恩爱发妻白头偕老的心愿却无可挽回地破灭了。宁静惬意的人生旅途对于还未到不惑之年的皇帝来说，似乎已到了终点，在今后千千万万的夏日冬夜里，他只能在梦幻中与皇后相见。
皇后刚刚去世之时，皇帝感到更多的是震惊。真正摧心彻骨的悲痛，是在以后的岁月中一次比一次猛烈地袭来。 结发22年，他和皇后如同两棵相互依靠交织成长的大树，彼此早已长成了对方的一部分。登基之后，进入后宫的年轻妃子越来越多，在皇后容貌褪尽的同时，她们如同一朵朵含露的花朵，竞相绽放。然而皇后的魅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增加，因为这种魅力源于内心，就像一坛芬芳的酒，岁月越老，就越醇香。富察氏是皇帝永远的大后方、大本营，永远的温柔港湾。随着岁月流逝，皇帝越来越觉得皇后的娴静、温柔、持重，不急不躁不妒，像一块贴身的玉石，时刻调适着他的政治体温。共同生活的时间越久，他们相处得越谐和，越能读懂对方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知道彼此的内心需要。正是因为有她在，他才能精力充沛地处理国务，把大清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
皇后离去的半年，表面上，皇帝仍然在全力处理国务，然而悲悼之情像潮水一样经常突然袭上他的心头，悲痛的巨流频频卷起，让他什么也做不下去。一连数月，皇帝都睡不踏实，动不动就觉得皇后还在身边，频频惊醒。太监注意到，一向严谨精明的皇帝变得迟钝了、无目的的活动增多、工作没什么效率、常常走到一处，却忘了自己是要寻找哪个奏折。有时刚说过的话，立刻就忘得一干二净。还不时莫名其妙地大发脾气，后宫上下都提心吊胆。
罕世殊荣
史无前例的国葬
在乾隆皇帝看来，要有效寄托他的哀思，唯一的方式就是为皇后办理一个风光盛大的丧礼，这样才配得上皇后在他心里的地位。他一意孤行地给了她隆重的葬礼，排场之大，空前绝后。皇后丧仪的先例载在《会典》，一翻便知。康熙十三年五月，孝诚仁皇后去世，其时正值三藩之乱，圣祖康熙皇帝惟恐外省各官举哀服丧，“有惑观听”，引起更大的惊恐混乱，遂降旨各省一切丧仪皆免。此后圣祖康熙诸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世宗雍正孝敬宪皇后的大丧仪，一律循例而行，从未讣告在外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照京师治丧。如今令总理皇后大丧仪的王公大臣进退两难的是，照例行事，难免龙颜不悦，而违例提高丧仪规格，又必然遭致物议。权衡之下，他们决定索性抛开本朝《会典》而援引先朝《大明会典》所载皇后丧仪，联衔奏请外省一律照京师治丧，理由冠冕堂皇：“大行皇后正位中宫，母仪天下，忽值崩逝，正四海同哀之日”，皇帝自然照准。于是各省文武官员从奉到谕旨之日为始，摘除冠上的红缨，齐集公所，哭临三日，百日内不准剃头，持服穿孝的二十七天内，停止音乐嫁娶；一般军民，则摘冠缨七日，在此期间，亦不嫁娶，不作乐。天下臣民一律为国母故世而服丧，就清朝而言，尚属空前。
私定谥号
中国古代，极重所谓“谥法”。“谥”者，行之迹也。也就是帝后及大臣死后，要据其生前事迹，评定一个或褒或贬的称号。《大清会典》规定，皇帝崩逝所上庙号、尊谥，由大学士偕九卿科道等官会议，将所议定之字奏请嗣皇帝钦定；而后妃及王大臣凡应赐谥者，皆由大学士酌拟合适字样，奏请钦定。如今皇帝根本不理会内阁，径自降旨定大行皇后谥号为“孝贤”，实无先例。
耗费巨资，大兴土木
随后，乾隆亲自护送载着富察氏灵柩的龙舟日夜兼程地赶回了北京。富察氏殡于长春宫， 皇帝服缟12日，并每天到皇后生前居住的长春宫灵前祭酒。乾隆为筹措皇后的葬礼，不惜耗费巨资、大兴土木。下面一组庞大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了。
乾隆13年三月二十五日，谕令恭办丧礼处向户部支领白银三十万。同日，孝贤皇后金棺从长春宫移至景山观德殿。观德殿是清代帝后出宫之后停放棺木之处，富察氏死后，乾隆下令挪盖观德殿。此工程包括新建宫门、添盖净房、铺墁甬路、海馒散水、添砌瓦院等项，动员工匠8242个，各作壮夫9593名，耗费白银9600余两。
静安庄是帝后移出观德殿后停放棺木之处，静安庄本有殿堂，可乾隆帝认为规模太小，下令扩建。从乾隆13年四月开工，包括大殿、前报殿、宫门、配殿、朝房等新建房间338间，耗费白银91300余两。 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二十五日，大行皇后梓宫移殡景山观德殿。 乾隆亲临祭酒。此后的初祭、大祭礼、满月礼等到后来皇后梓宫暂奉东直门外静安庄以后的暂安礼、周年礼、二周年礼等等，乾隆无不亲临致祭。
外戚恩泽
正当大家处于皇后丧葬风波的恐怖气氛之时，孝贤皇后的亲属们却沐浴着无比浩荡的皇恩。富察氏一族在乾隆朝以后族之故，一门朱紫，出将人相，更臻于鼎盛之势，史称“外家恩泽古无伦”。而李荣保第十子、富察氏之亲弟傅恒一支尤煊赫。
傅恒年未而立即位登首辅，二十余年中，出将入相，活跃在乾隆朝政治和军事舞台，在推动乾隆盛世形成的过程中，贡献甚钜，乾隆帝对其评价之高，恩宠之异，罕有人及。
乾隆也丝毫不掩饰自己施恩外戚是因为皇后的缘故：“朕之加恩傅谦兄弟者。乃因皇后加恩。并不因其为大学士公傅恒之兄弟也。即大学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于皇后。而况其兄弟乎。朕为天下主。何事非秉至公。何事能逃明鉴。”
孝贤皇后的侄子福康安，自幼被乾隆带到内廷，亲自教养，待之如同亲生儿子一般。福康安长大成人以后，乾隆对他更是委以重任，生前封贝子，死后赠郡王，成为一代宠臣之最。 富察氏一族在乾隆朝的着名人物：富良，傅恒，傅清，福灵安，福隆安，福长安，明瑞，明亮，福康安，奎林。
在富察皇后安放在裕陵地宫后的四年多时间里，为她祭酒一百一十次。乾隆帝在皇后丧满日写了着名的《述悲赋》。《述悲赋》具有催人泪下的震撼力量，历史上哪有这样的皇帝对爱情如此的专一深挚呢。
乾隆十七年冬，东陵胜水峪地宫工程告竣，皇帝亲自护送皇后梓宫奉安于地宫宝床上，赫赫扬扬，风风光光的孝贤皇后大丧仪才落下了最后一幕。丧礼完毕之后，乾隆下令设立“孝贤皇后陵总管衙门”，这个衙门，设置总管、副总管、章京、笔贴式等大小官员23名，看守陵墓兵丁80名。
皇帝如此大办丧事，失去平衡的心理固然可以得到稍许安慰，但屡屡违制行事，招来不少物议，使他有一种负疚感，以致认为应该有所解释才是。皇后丧满百日，皇帝特降旨说："朕以孝贤皇后情谊隆重，固天下臣民所共知，而经纪丧仪，从不肯以一毫私意，稍紊典常。"这话的后半，显然在为自己讳饰，也为了钳制舆论；而前半所谓"孝贤皇后情谊隆重"，则道出了他的真实感情。
丧葬风波
乾隆丧子、丧偶以后，极度悲痛，情绪恶劣，在烦恼焦躁中由于孝贤皇后的丧葬事件引起了大官僚一连串的贬责黜革甚至赐死，使乾隆初年相对平静的宦海突然掀起了波澜。朝廷的政策方针从“宽”趋“严”，向着新的统治格局和统治作风演变。
首当其冲的便是皇长子和皇三子。他们作为庶出皇子，从未被乾隆列入储君考虑对象，这使他们十分不满，在孝贤皇后去世后，无悲哀之意，被乾隆斥为不孝，永璜的师傅俺达相继受到处分，其中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各罚俸三年，其他师傅俺达各罚俸一年。永璜和永璋也因为这次事件，被取消皇位继承权，两年后永璜忧惧而死。
随后，皇后的葬礼会逐渐演变成一场全国官场的灾难。
乾隆13年四月，皇帝阅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册文，发现满文译文中将“皇妣”一词不小心译成了“先太后”，这个玩笑开大了，凭空把孝贤皇后提成了乾隆的老妈，这让皇帝勃然大怒，刑部尚书阿克敦被交刑部治罪。其他刑部官员见皇帝盛怒，加重处分，拟绞监候。不料，暴怒的君王尚不满意，责备刑部“党同徇庇”，故意“宽纵”。将刑部全堂问罪，包括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阿群、兆惠、魏定国，均革职留任，而阿克敦则照“大不敬”议罪，斩监侯，秋后处决。这样严厉的处分使当时官僚们个个胆战心惊。
5月，乾隆又抱怨光禄寺筹备的给皇后的祭品等不够干净，光禄寺卿增寿保、沈起元、少卿德尔弼、窦启瑛俱降级调用；工部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制造甚用粗陋”，全堂问罪，侍郎索柱降****，涂逢震降四级，其他尚书、侍郎从宽留任；因为册谥皇后时礼仪出现小小纰漏，尚书海望、王安国降二级留任，其他堂官也分别受到处分。
由于乾隆与孝贤后生前感情挚笃，各地督抚大臣、提督、总兵、织造、盐政等官员纷纷借此邀宠，呈递奏章，要求“跪请圣安”并“叩谒大行皇后梓宫”。两淮盐政吉庆声明自己“惊闻皇后崩逝之信，心胆俱裂”，福建陆路提督则“伏地哀泣，涕泪交流”。乾隆对这些奏折大多是一览了之，表示毫不在意。但是，各省满族的督抚、将军、提督、都统、总兵，凡是没有奏请赴京的，各降二级、或销去军功记录。这样受到处分的有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督蕴着、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二名满族文武大员。
6月，举行祭奠孝贤皇后典礼的时候，来的大臣不到一半，各省督抚大员要求进京参加葬礼的也太少，这让乾隆尤其不爽，他决定找个由头杀人。正好，杀人的机会来了。
按满族旧习，帝后之丧，官员们在一百天内不能剃发，以表示自己专心悲痛，顾不上收拾自己的仪表。这种风俗大清会典中并无记载，雍正皇帝去世时，许多官员并没有遵照旧习，百日内已经剃发，朝廷并没有追究责任。因此，皇后之丧中，许多人都剃了头。6月，锦州知府金文醇，在百日内剃头，被人举报，当场抓了起来，交到刑部，刑部定了斩监候，乾隆正在气头上，刚好遇见这个杀人机会，一看刑部的判决，马上把刑部尚书盛安叫来大骂一顿，说他徇私，把他也关了起来。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江南河南总督周学健，也是剪了头发，乾隆一看，好家伙，一个比一个官大，总督也送上门来了！周学健还没处理呢，又送上来一个：湖广总督塞楞额，乾隆眼珠一转，写了以下的批示：先有个金文醇，再有个周学健官职比他大，所以我就不怪金某了，现在又有个塞楞额，身为满人，也不知道以身作则，这样，就处理塞楞额。于是，塞楞额被下令自杀，周学健革职，发到边疆做苦力，至于金文醇等人，就算你们运气了，保住性命，滚蛋吧。
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也于百日内剃头。听说乾隆严厉追究此事，吓得战战兢兢。杨锡绂准备自行检举，以求减轻罪证。塞楞额因是旗人，恐加重治罪，阻止杨锡绂自首，后来事情败露。乾隆的怒气更是火上加油，杨锡绂、彭树葵革职。
乾隆此时重谴内外大臣的行为被指为“迁怒”，乾隆遂下旨为自己辩解：“今皇后之事。朕哀则哀矣。而饮食起居用人理事如常。？？？？朕岂迁怒之主乎。果使迁怒。当怒御医进药之辈。何怒于百日内剃头之人。更何怒于金文淳。”，并放言“且即有人加朕以恶名。朕亦不避”，不过这种辩白，实属苍白无力。
翰林院撰拟皇后祭文，用“泉台”二字，乾隆又吹毛求疵，认为这两字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大学士张廷玉以及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等“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俱罚俸一年。
孝贤皇后的丧葬风波主要事件如上，更多内容详见《乾隆帝及其时代》、《乾隆十三年剃发案研究》、《孝贤皇后之死与丧葬余波》。
从乾隆十三年的官场风暴开始，乾隆对大臣的态度从开始的“以礼待之”渐渐变成了颐指气使，呼来喝去，动辄痛骂训斥，任意挫辱……“彬彬有礼”的面纱从此被撕去，“君使臣以礼”这一词条在乾隆的政治词典中被删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