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少年中国的人生观。现在中国有几种人生观都是“少年中国”的仇敌：第一种是醉生梦死的无意识生活，固然不消说了；第二种是退缩的人生观，如静坐会的人，如坐禅学佛的人，都只是消极的缩头主义。这些人没有生活的胆子，不敢冒险，只求平安，所以变成一班退缩懦夫；第三种是野心的投机主义，这种人虽不退缩，但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见，所以他们不惜利用他人，作他们自己的器具，不惜牺牲别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紧要关头，不惜作伪，不惜作恶，不顾社会的公共幸福，以求达他们自己的目的；这三种人生观都是我们该反对的。少年中国的人生观，依我个人看来，该有下列的几种要素：
第一，须有批评的精神。一切习惯、风俗、制度的改良，都起于一点批评的眼光；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习俗，都最容易陷入机械的习惯，到了“机械的习惯”的时代，样样事都不知不觉的做去，全不理会何以要这样做，只晓得人家都这样做故我也这样做；这样的个人便成了无意识的两脚机器，这样的社会便成了无生气的守旧社会，我们如果发愿要造成少年的中国，第一步便须有一种批评的精神；批评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随时随地都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
第二，须有冒险进取的精神。我们须要认定这个世界是很多危险的，定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险的；世界的缺点很多，是要我们来补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们来减少的；世界的危险很多，是要我们来冒险进取的，俗话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要做一个人，岂可贪图自在；我们要想造一个“少年的中国”，岂可不冒险；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大舞台，我们既上了台，便应该老着面皮，拼着头皮，大着胆子，干将起来；那些缩进后台去静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着双手只会看戏的人，也都是懦夫；这个世界岂是给我们静坐旁观的吗？那些厌恶这个世界梦想超生别的世界的人，更是懦夫，不用说了。
第三，须要有社会协进的观念。上条所说的冒险进取，并不是野心的，自私自利的；我们既认定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又须认定人类的生活全是社会的生活，社会是有机的组织，全体影响个人，个人影响全体，社会的活动是互助的，你靠他帮忙，他靠你帮忙，我又靠你同他帮忙，你同他又靠我帮忙；你少说了一句话，我或者不是我现在的样子，我多尽了一分力，你或者也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和你多尽了一分力，或少做了一点事，社会的全体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便是社会协进的观念。有这个观念，我们自然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侣，自然会尊重人人的人格了；有这个观念，我们自然觉得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社会有关，自然不肯为社会造恶因，自然要努力为社会种善果，自然不致变成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机家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批评的、冒险进取的、社会的人生观。
三、少年中国的精神。少年中国的精神并不是别的，就是上文所说的逻辑和人生观；我且说一件故事做我这番谈话的结论：诸君读过英国史的，一定知道英国前世纪有一种宗教革新的运动，历史上称为“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这种运动的几个领袖如客白尔（Keble）、纽曼（Newman）、福鲁德（Froude）诸人，痛恨英国国教的腐败，想大大的改革一番；这个运动未起事之先，这几位领袖做了一些宗教性的诗歌写在一个册子上，纽曼摘了一句荷马的诗题在册子上，那句诗是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翻译出来即是“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我们也该时时刻刻记着这句话：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点评】
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老大之中国，如何焕新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少年中国，离不开中国少年。西风东渐，面对中西方差异，胡适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于缺少逻辑思维和科学精神，而这要从中国少年培养得来。今天的国人依然动辄情绪化，缺少理智，喜欢一窝蜂地盲从，是否还存在这些劣根性呢？
胡适强调培养逻辑方法和科学人生观，即重事实，通过假设来求证事实；鼓励批评冒险和合作精神。前者即他有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思想，后者即他的自由独立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重精神轻物质，重境界轻实证，导致国人缺少逻辑思维，轻视实物论证，没有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思想僵化守旧，迷信盲从跟风，奴性顺民，投机钻营等，不敢冒险，胆小怕事，导致近代中国的落后。但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丢了曾经的优秀传统，我们是否犯了矫枉过正的毛病？
科学的本质是追求真理，真理的本质是实事求是，敢怀疑，敢冒险，重实验，重实证。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才能去积极地解决问题。中国少年要有这种精神，创造一个崭新的少年中国。胡适希望能看到的情景：“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国学大师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晚清如此，今天何尝不是？“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依赖于中国少年。重读胡适此文，让人力量倍增。
【链接】
毛泽东与胡适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虽只比毛泽东大两岁，但两人身份悬殊。当毛泽东还在读中等师范时，胡适早已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声誉鹊起；当毛泽东经李大钊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做月薪8元的图书管理员时，胡适已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了。胡适青年才俊，风流倜傥，是当时无数中国青少年崇拜的偶像。毛泽东也不例外，他经常去旁听胡适的课，因此对胡适自称“学生”。毛泽东还通过杨怀中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向他请教新思潮的各种问题。
当年，毛泽东是湖南少年中国学会的积极分子，他和蔡和森等人在湖南创办新民学会，请胡适做过报告。毛泽东积极“高攀”，寻找一切机会向胡适请教、学习，他曾响应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起过“问题研究会”，提出一百多个问题向全国征求意见。当时，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毛泽东也想出国，他还为此征求过胡适的意见，并最终决定留在国内，研究问题，探求救国救民之路。
毛泽东曾在长沙创办过一个“文化书社”，重点销售胡适的《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等图书，还销售胡适的老师杜威的书，如《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
胡适当年是风云人物，毛泽东知道与他取得联系、获得他的支持意义重大。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希望得到胡适的支持。胡适也很乐于助人，于是他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新书评介》一栏中，肯定毛泽东：“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毛泽东受到极大鼓舞。而实际的效果呢？以胡适当年的身份、地位与影响，这篇文字的分量可想而知。果然，毛泽东的文章迅速被《新青年》《星期日》《晨报》《新潮》《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转载（20世纪50年代国内批胡适时，把这篇文章算在李大钊头上）。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有当天胡适《日记》为证：“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后来，胡适又在日记中追忆此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毛泽东对胡适的意见很重视，胡适也给过毛泽东实际的指导和支持。
毛泽东曾在长沙船山旧址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这四个字，也出自胡适。可见，青年毛泽东是胡适的铁杆粉丝。
3.有自己的眼光——新思潮的意义
【题解】
本文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发表的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发表于《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上。
《新青年》杂志确由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旨在“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的修养”，其发刊词“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技的而非想象的”，十分鼓舞人心。
【原文】
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
一
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即如包世杰先生的《新思潮是什么》一篇长文，列举新思潮的内容，何尝不详细？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们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陈先生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这话虽然很简明，但是还嫌太笼统了一点。假使有人问：“何以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呢？”答案自然是：“因为国粹和旧文学是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又问：“何以凡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东西都该反对呢？”这个问题可就不是几句笼统简单的话所能回答的了。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dtion of all Valus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我以为现在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同有这公共的一点：评判的态度。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贞操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贞操的道德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旧戏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戏在今日文学上的价值。礼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纲常礼教在今日还有什么价值。女子的问题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会上的价值。政府与无政府的讨论，财产私有与公有的讨论，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与财产等等制度在今日社会的价值。……我也不必往下数了，这些例很够证明这种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