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稍复杂，就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好比戴了眼镜，小的可以放大，模糊的可以看得清楚，远的可以变近。读书也要戴眼镜。眼镜越好，读书的了解力也越大。王安石对曾子固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所以他对本草，内经，小说，无所不读，这样对于经才可以明白一些。王安石说：“致其知而后读。”
请你们注意，他不说读书可以致知，却说，先致知而后读书。读书固然可以扩充知识；但知识越扩充了，读书的能力也越大。这便是“为读书而读书”的意义。
试举《诗经》作一个例子。从前的学者把《诗经》看作“美”“刺”的圣书，越讲越不通。现在的人应该多预备几副好眼镜，人类学的眼镜，考古学的眼镜，文法学的眼镜，文学的眼镜。眼镜越多越好，越精越好。例如“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我们若知道比较民俗学，便可以知道打了野兽送到女子家去求婚，是平常的事。又如“钟鼓乐之琴瑟友之”，也不必说什么文王太姒，只可看作少年男子在女子的门口或窗下奏乐唱和，这也是很平常的事。再从文法方面来观察，像诗经里“之子于归”，“黄鸟于飞”，“凤凰于飞”的“于”字，此外，诗经里又有几百个“维”字，还有许多“助词”，“语词”，这些都是有作用无意义的虚字，但以前的人却从未注意及此。这些字若不明白，《诗经》便不能懂。再说在《墨子》一书里，有点光学、力学，又有点经济学。但你要懂得光学，才能懂得墨子所说的光；你要懂得各种智识，才能懂得墨子。总之，读书是为了要读书，多读书更可以读书。最大的毛病就在怕读书，怕书难读。越难读的书我们越要征服它们，把它们作为我们的奴隶或向导。我们要打倒难书，这才是我们的“读书乐”。若是我们有了基础的科学知识，那么，我们在读书时便能左右逢源。我再说一遍，读书的目的在于读书，要读书越多才可以读书越多。
第三点，读书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应付环境，供给思想材料，知识是思想材料的来源。思想可分作五步。思想的起源是大的疑问。吃饭拉屎不用想，但逢着三岔路口，十字街头那样的环境，就发生困难了。走东或是走西，这样做或是那样做，困难很多。病有各样的病，发烧，头痛，多得很。第二步要把问题弄清，困难弄清。第三步才想到如何解决，这一步，俗话叫做出主意。但主意太多，都采用也不行，必须要挑选。但主意太少，或竟全无主意，那就更没有办法了。第四步就是要选择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要想到这一个方法能不能解决。若不能，那末，就换一个，若能，就行了。这好比开锁，这一个钥匙开不开，就换一个；假定是可以开的，那末，问题就解决了。第五步就是证实。凡是有条理的思想都要经过这五步，或是逃不了这五个阶段。科学家要解决问题，侦探要侦探案件，多经过这五步。
这五步之中，第三步是最重要的关键。问题当前，全靠有主意（Idea）。主意从哪儿来呢？从学问经验中来。没有智识的人，见了问题，两眼白瞪瞪，抓耳挠腮，一个主意都不来。学问丰富的人，见着困难问题，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挤上来，涌上来，请求你录用。读书是过去知识学问经验的记录，而知识学问经验就是要用在这时候，所谓养军千日，用兵一朝。否则，学问一些都没有，遇到困难就要糊涂起来。例如达尔文把生物变迁现象研究了几十年，却想不出一个原则去整统他的材料。后来无意中看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人口是按照几何学级数一倍一倍的增加，粮食是按照数学级数增加，达尔文研究了这原则，忽然触机，就把这原则应用到生物学上去，创了物竞天择的学说。读了经济学的书，可得得着一个解决生物学上的困难问题，这便是读书的功用。古人说：“开卷有益”，正是此意。读书不是单为文凭功名，只因为书中可以供给学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可以帮助我们思想。又譬如从前的人以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后来天文学家哥白尼却主张太阳是世界的中心，绕着地球而行。据罗素说，哥白尼所以这样的解说，是因为希腊人已经讲过这句话；假使希腊没有这句话，恐怕更不容易有人敢说这句话吧。这也是读书的好处。有一家书店印了一部旧小说叫做《醒世姻缘》，要我作序。这部书是西周生所著的，印好后在我家藏了六年，我还不曾考出西周生是谁。这部小说讲到婚姻问题，其内容是这样：有个好老婆，不知何故，后来忽然变坏，作者没有提及解决方法，也没有想到可以离婚，只说是前世作孽，因为在前世男虐待女，女就投生换样子，压迫者变为被压迫者。这种前世作孽，起先相爱，后来忽变的故事，我仿佛什么地方看见过，后来在《聊斋》一书中见到一篇和这相类似的笔记，也是说到一个女子，起先怎样爱着她的丈夫，后来怎样变为凶太太，便想到这部小说大约是蒲留仙或是蒲留仙的朋友做的。去年我看到一本杂志，也说是蒲留仙做的，不过没有证据。今年我在北平，才找到了证据。这一件事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第二点，就是读书是为了要读书而读书，同时也可以解释第三点，就是读书可以供给出主意的来源。当初若是没有主意，到了逢着困难时便要手足无措，所以读书可以解决问题，就是军事、政治、财政、思想等问题，也都可以解决，这就是读书的用处。
我有一位朋友，有一次傍着洋灯看小说，洋灯装有油，但是不亮，因为灯芯短了。于是他想到《伊索寓言》里有一篇故事，说是一只老鸦要喝瓶中的水，因为瓶太小，得不到水，它就衔石投瓶中，水乃上来。这位朋友是懂得化学的，加水于灯中恐怕不亮，于是投以铜元，油乃碰到灯心。这是看《伊索寓言》看小说给他的帮助。读书好像用兵，养兵求其能用，否则即使有十万、二十万的大兵也没有用处，难道只好等他们“兵变”吗？
至于“读什么书”，下次陈钟凡先生要讲演，今天我也附带的讲一讲。我从五岁起到了四十岁，读了三十五年的书。我可以很诚恳的说，中国旧籍是经不起读的。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四部”的书已是汗牛充栋。究竟有几部书应该读，我也曾经想过。其中有条理有系统的精心结构之作，二千五百年以来恐怕只有半打。“集”是杂货店，“史”和“子”还是杂货店。至于“经”，也只是杂货店，讲到内容，可以说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智识的帮助的。中国书不够读，我们要另开生活，辟殖民地，这条生路，就是每一个少年人必须至少要精通一种外国文字。读外国语要读到有乐而无苦，能做到这地步，书中便有无穷乐趣。希望大家不要怕读书，起初的确要查阅字典，但假使能下一年苦功，继续不断做去，那末，在一二年中定可开辟一个乐园，还只怕求知的欲望太大，来不及读呢。我总算是老大哥，今天我就根据我过去三十五年读书的经验，给你们这一个临别的忠告。
【点评】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前人遗产，为读更多书，为丰富思想。因为看书增加知识，知识能产生思想智慧，然后学以致用，可解决实际问题。胡适从不是死读书的书呆子，他强调读书的实际功用和价值。今天的国人有多少真正的读书人？要么不看书，要么看书急功近利，真正的读书绝不是这样的。
人类文明乃累积而成，没有谁可凭空臆造。所以，聪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学习前人，而读书是向前人学习的最好途径。聪明人就是把书中的经验、知识，结合自己的体验，迅速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和智慧，然后解决问题的。
读书非易事，也需要能力。只有多读书，提高阅读能力，才能读更多书；读更多书，知识和思想才多；思想多了，书才越读越薄，才能融会贯通，一通百通，聪明更多。读书转难为易，转苦为乐。当你喜欢读书，以书为友，让读书成为习惯、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书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提升你的生活品质和人生快乐。
死读书不如不读书，倘若不能独立思考，心有所得，无助于现实，那么，读书所得知识就成为累赘和“智障”，反会伤了天性之明慧。读书不能被作者牵着鼻子走，不能为表面知识所迷惑，不能迷信权威，不能捡了知识而丢了自己的思想。读书旨在扩大视界、打开思路，产生智慧，学以致用解决问题，拓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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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胡适引我步入红学殿堂”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从小喜欢看《红楼梦》，但他自己认为，真正让他步入“红学”殿堂的，是胡适先生。如果没有胡适借给他的最早的脂评本《红楼梦》——《甲戌本石头记》，就不可能有他后来在“红学”上的巨大成就。
当年，周汝昌因为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考证文章，引起爱才的胡适的关注和欣赏。胡适主动致函鼓励周汝昌，让他十分激动，给他极大鼓舞，立志好好研究“红学”。
1948年夏初，周汝昌在写作《红楼梦新证》时遇到些难题，就怀着忐忑的心情，去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宅拜访胡适。胡适热情地接待了他。
周汝昌向胡适请教一些问题，胡适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观点，并主动借给周汝昌看他收藏的红楼梦最早的脂砚斋评本。周汝昌曾愉快地回忆说：“胡适居然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用三层报纸包好，借给我拿走细看。”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简称甲戌本，残存十六回，是1927年胡适高价买来珍藏的。此本是现存各抄本中最珍贵的一种，最接近曹雪芹原稿原貌。胡适认为甲戌本“为世间最古又最可宝贵的红楼梦写本”视之为秘本。1948年12月16日南下时，胡适只随身带走了这本书和他另藏的一部程乙本。1962年胡适去世后，将此本寄藏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现已被上海博物馆购藏。
胡适曾说：“我指出这个甲戌本子是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此本每回有脂砚斋朱笔眉评、夹评，小字密书，其中有极重要的材料，可以考知曹雪芹的家事和他死的年月日，可以考知《红楼梦》最初稿本的状态……”
可见此本之珍贵。就这样一本书，胡适却借给名不见经传的周汝昌去做研究。随后，胡适又托人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送给周汝昌。可见他的大方和对后学的提携。
借得这本书，周汝昌欣喜若狂，回家认真抄录了一本，然后恭敬送还。由于有这本书，对周汝昌的《红楼梦》研究起到关键作用，让他的“红学”研究产生质的飞跃。1948年，周汝昌完成了洋洋40万言的《红楼梦新证》，1953年该书出版，在学界引起轰动，三个月内再版三次，当年的研究者几乎人手一册。该书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周汝昌也由此奠定了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
从此，周汝昌钻研“红学”整整64年，出版红学专著47部。晚年，他不止一次地回忆此事，念念不忘胡适的知遇之恩，更难忘那本《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