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棋道喻为天道，这本身是十分惊人的思维跨越，跨越的桥梁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形而上概念体系，如阴阳学说。我们暂且不论这一观点的认识价值，而看它的文化心理学内涵。中国的围棋文化，简单地说，推崇的是一种宏观的、动态的、艺术的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说得更为抽象一点，就是“天人合一”的观点，因此不仅是认识论，也是伦理学。因此，中国的围棋文化超出了游戏范围，有更深厚的文化心理积淀作为其基础。比如在中国医学思想中的辩证观、整体观、功能观，强调体内自我平衡协调的重要，要求标本兼治，与围棋思想中突出局部与整体的互动、战术和战略的协调，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医诊断的“证候”也有和围棋类似的模糊性；如中医的“寒“与“热”、“虚”与“实”的证候，与围棋中的“味坏”、“好调”一样，是一种综合许多因素而得出的对人的身心整体状态的判断，而不是某些标准化的测试，分析性的数据如血液指标等等。
传统绘画中的中国文化潜质，也在于突出整体风貌，而简化具体物象，导致写意，而不是写实。西方的绘画，从一开始就有分析的倾向。到了文艺复兴，更是达到完美境地。达·芬奇对人体解剖特征的巨大兴趣，不仅是写实的需要，也是认识生命的需要：需要了解生命的结构和功能，所以达·芬奇也是现代医学的先驱之一。与之相关联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对“线性透视“的发现，即找到了人的视线的聚焦点。创造三维空间幻觉的关键，就是遵循透视原则。透视关系，反映的是人作为主体注视现实世界的独特视角。与线性透视不同，中国画从一开始遵循的就是“散点透视”，不断转换视角，没有聚焦点。人的主体性消融在大千世界中，真正的“天人合一”。
东西方文化在分析和整体思维倾向的差别，最近得到了心理学研究的佐证。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对美国人和东方人（包括中国人）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让“被试”对电脑屏幕上定格的照片注视3秒钟，这些照片都包括特定背景中的物体，如林中的老虎，或群山之上的飞机等。研究人员通过仪器对“被试”眼球移动作跟踪，发现美国人比东方人注意力落到前景的物体平均快118微秒（即0.118秒），而且注视的时间也长。而中国人、日本人注意力会在前景物体和背景之间来回移动，而且对背景注视时间比美国“被试”要长。研究人员又在动画中依次对背景或前景焦点物做一些改动，结果正如研究者预测，美国“被试”对焦点物的改变更敏感，而东亚“被试”对背景物的改变相对更加敏感。这在心理学历史上通常称为“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两种相对的认知风格，前者是分析的、静态的，突出对象的主体，后者是直观的、动态的，强调对象主体与环境的关系和依存。
如果我们再考虑刚刚谈到的中国画的散点透视，与西洋画的线性透视，以及中国画中的留白的意趣，与西方画的精细的写实，就可以看到东西方这种差异由来已久。围棋中的“虚”的东西，如“味道”、“调子”只能从动态整体来领悟，而不可能锁定在一个局部，加以静态的分析。如果你仔细考虑CHASE%和SIMON提出的解释国际象棋技能的“组块理论”（CHUNKING%THEORY），你就不难发现，“组块理论”正是符合西方思维方式。用对光的“粒子”和“波”的两种理论来比喻，西方人看到的是一个个独立的粒子，东方人看到的是连续的波。西方人体现的是寻找事物的逻辑原点的强烈欲望，东方人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息息相关的宇宙情怀。西方人分析和思辨，东方人内省和体悟。何以有这样的差别？下面是几个猜测。
文字起源假说：象形表意文字与注音文字相比，更依赖形象和类比，更为具体抽象。以此推论，这种文字导致文化上更注重直观经验。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注音文字更利于分析和抽象思维（尤其是演绎思维的发展）。当然，文字起源说还可以做另外的解释。如复杂的汉字构造本身需要对字体结构、笔画关系和形态的重视；也就是说，需要整体观。但是，把思维方式的不同归结为文字不同，有简单化之嫌。
气质起源假说：心理学对不同种族的婴儿的气质研究发现，亚洲的婴儿总体上更加安静，欧洲血统的婴儿容易焦虑。焦虑体现的是情绪或生理唤起的强烈程度。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同种族人群长期没有通婚而形成遗传上的相对单纯性，这些族群就会形成某些共同的气质特征。虽然气质对认知方式的影响不会是直接的，但还是可能的。如强烈的焦虑和罪感，使西方人更容易响应上帝的感召。而恬淡的心境，使东方人更能接受佛教的色空理念，在不经意中达到彼岸。就思维方式而言，强烈的情绪反应更容易使注意聚焦到对象主体，反之，平和的反应容易使注意弥散。但是，气质假说有过于浓重的生物决定论色彩，冲淡了思维方式的历史形成。
社会起源假说：我们可以认为，在中国的社会生态中，人的自然和社会属性高于个体本质。由此形成鲜明的世俗文化特征。而世俗文化使个体始终处于与自然、社会具有同质性，没有个体超越的精神层面，从而也就处于与自然和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宇宙有机论的浑然一体之中。社会起源说的缺点是社会关系与思维方式不可能是完全单向机械决定的。
文化起源假说：这一假说是从认识论信念本身来解释思维方式的不同。比如古希腊的对事物本质（同一性，identity）的追问（即每个事物都有对应的属于它独有的本质属性），与中国古代哲人强调人、自然、社会的连续性的有机宇宙观，有很大不同。古希腊哲学家很早提出了原子论，抑或认为世间万物的关系，最终可以归结为数的关系。这种对世界的还原主义的抽象理解和推断，与重经验归纳、轻逻辑推演的中国主流文化大相径庭。文化起源说强调了文化理念在塑造思维品格中的意义，如从小就被灌输了“全局观念”，考虑问题时自然会比较“宏观”。问题是我们很难确定，究竟是认识论信念决定了思维方式，还是相反。
撇开这些猜测，思维方式的差异对理解围棋有直接的影响。杨振宁教授曾指出，“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向准确与具体的方向走”。西方人理解围棋的困难，在于他们的线性思维逻辑，要求因果直接对应，必须有明确答案，不能容忍含混，不能容忍非决定论的想法。他们要求问题有明确的界定、界线。要求对焦点问题作静态分析，而把不重要的东西暂时搁置，作为背景来处理，而不能理解“调好”或“味道坏”这种模糊的整体判断。这些特点使他们从一种独特的角度进入围棋的世界，并试图理解它。那么，究竟怎样评价这种文化差异呢？西方人围棋水平的整体落后，是否与他们的思维方式有关呢？回答这些问题，还要回到一个基本问题：围棋认知本质上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
二、科学认知与艺术认知的分化
现代科学与我在《文化篇一》提到的“主导控制”有直接关系，现代科学的实践意义是按照人的意愿预测、控制、改变自然，为此，必须理解自然规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体和客体是工具性关系。为了实现这种关系，人必须把自己的情绪、意志，甚至经验暂时搁置一边。为了实现预测、控制、改变的目的，现代科学实行的是“各个击破”的策略，学科越分越细，实验测量工具越来越专门和精细。实验测量工具，而不是人对自然的直接观察和领悟，主导着人的理解活动。但是，按照金克木先生的见解，西方的科学还只是“术”，不能上升到“道”的境界；于是在围棋上，日本人再研究，也不得其真谛；西方即使研究出什么“纳什均衡”之类的规律，已经与原生态的“道”相去甚远。那么，怎样的认识活动才能抵达“道”的境界呢？
按照中国的哲学传统，是建立与自然的功能性关系。我们可以用文学来类比。王国维称，“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在对世界的艺术把握中，诗人或艺术家与对象世界有直接的情感参与和亲密的直觉，既能入而体验，又能出而观照。在这种功能性关系中，主体和客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不分彼此。这是一种艺术和科学尚未分化的认识世界的方式。维特根斯坦似乎更懂得中国人的哲学：“对不能言说的东西，就应当保持沉默。”不能否认，现代科学的方法有它自己的限度。现代科学的发展靠两个，一是敏锐的理论直觉，二是严密的验证和推论。正如李昌镐所说，围棋中有很多“虚”的东西，无法验证。正如中医常常要借助“心证”，围棋中也不能完全依赖客观的证据来印证自己的直觉。于是，围棋必然保留了我们称之为“艺术”的思维特征，包括整体性、动态性、想象性、模糊性、意会性（tacitness）等。
但是，以直观经验为基础的整体思维是有缺点的。第一个缺点是不能分化，不分化就难以深入，难以对旧的东西作出否定，而生出新的东西。雨果说，中国善于把事物保养得如酒精瓶里的胚胎，缺乏创造性。整体思维第二个缺点是囿于直观经验，短于抽象和分析。斯蒂芬·霍金小时候有个习惯，就是遇到新的玩意儿，喜欢拆了看个究竟，然后再装起来。近代自然科学都是从分解开始的，即拆开看个究竟。围棋是否能够同样拆开看看？答案是很多方面是可以的。事实上，日本人对布局研究的贡献，韩国围棋对新的下法的探索，都是科学思维对围棋技艺发展的贡献。我在论述“定式”时也谈到历史形成的许许多多定式是在实践中科学论证的结果（见《决策篇一》）。当然新的定式也会产生，说明一个局面可能出现多个纳什均衡。我甚至认为围棋中运用科学论证最直接的例证是“长考”，其中包含不同假说的比较、验证、鉴别、评价。如果我们把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成是科学的精义，围棋是很“科学”的。
但是，在围棋文化的讨论中，围棋中的科学思维品质，常常被忽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所了解的几位热爱围棋的美国学者均为数学家，而且他们中多位相信围棋的“深奥幽玄”最终可依靠数学解决。在他们的思维中，“味”这样的东西太玄，不可理喻，也不可靠，他们宁愿安身立命于更实在的逻辑理性。但是，建树卓著的中国数学家吴文俊教授对这种乐观的理性主义持怀疑态度，认为数学家不要在围棋上浪费时间，文化的差异可见一斑。但更重要的是，东方人喜欢的就是“幽”和“玄”的东西（金克木先生指出过这一点）。用抽象的、干巴巴的数学公式来表述围棋，对川端康成这样的美学大师来说简直是糟蹋了围棋。从审美角度看，东方文化似乎特别欣赏含蓄的、有余味的东西，而对一览无余的事物不感兴趣。“味”是一种意趣，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许多人对围棋的赞美，正是出于一种审美的情趣，乃至人生哲学。“味”尽在不言中。这种审美趣味有时妨碍了对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在围棋上，而且在其他学科领域。“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虽然玄妙，但又扑朔迷离，不得要领。
总之，围棋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科学和艺术，分析与直觉的分化，是喜忧参半的事。这一点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早有论述。事实上，艺术和科学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历来如此，这种融合甚至产生了达·芬奇、歌德这样的艺术科学两栖的大家。在围棋中，我们看到了两者的必然融合。
三、刚性控制与柔性控制
在实践的层面，围棋也可以为我们启发新的思路。比如，柔性控制与刚性控制的运用。我把“刚性控制”定义为所有由技术手段有效达到既定目标的控制手段，“柔性控制”则是随机应变地达成目标的控制手段。更抽象地说，“刚性控制”追求结果的确定性和精确度，“柔性控制”是有效地利用事态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在围棋中前者体现为计算和力量，后者体现为机敏和智慧。
当今时代，是一个处处追求刚性控制的时代，充斥着“工具理性”，它的短视和缺乏战略考量，已经在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灾变中彰显无遗。诚然，在许多方面，刚性控制或技术控制是必要的，如外层空间的探索，事关生命和巨大资源投入，每一步都要算清楚，和下棋一样，一着不慎，前功尽弃。但是，正如在围棋中，社会实践中还有许多需要柔性控制的场合，如应付太空中出现的不测，把握最好的登月时机，等等。现实生活中有许许多多场合，都有多种选择，以及选择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如长期效果），对这些“节点”，技术无能为力，要求有效地运用柔性控制。比起许多决策理论，在应付不确定性方面，围棋中体现的智慧更深刻，比如“试探应手”使局面明朗化，保留变化以在更充分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运用子力，等等，这些思想体现的是思维的艺术，而不是可验证的科学。当决策理论完全用量化模型（如博弈论的数学化或形式化表述）来做时，它很难考虑到不确定性在决策中的意义。而不确定性是当今科学最头疼、最难对付的课题。围棋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新窗口，乃至新模型。
卡斯帕罗夫在《棋与人生》一书中建议，在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的研究中更多关注人与机的互动和互补，而不是像当年IBM那样，为了公司形象和广告效应，刻意为战胜世界冠军而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一个极富建设性的提议。我们可以用围棋（或国际象棋）做人机合作的实验，提供一般的经验模型：在哪些环节上，在何种程度上，决策可以“自动化”，由“专家系统”或人工智能代替；在哪些环节上，还需要由人进行控制，作出恰当的形势判断，和灵活的、审慎的、富有想象力的决策。更重要的是怎样使人机合作能够取长补卡斯帕罗夫《棋与人生》（谢军、梁自明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
短，达到最佳功能状态。用刚性控制和柔性控制的区别，我们可以探究技术在刚性控制上可以走多远，人在人机互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运用刚性控制的数据进行柔性的决策。我在前面提到，战术的东西相对具体，技术可以控制；战略较为抽象，更需要人的决策力。我记得“中远”集团的老总谈到信息技术使今天的资源调度配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效率。这是技术带来的进步，但“中远”的长期战略，各种选择的可行性和得失成败，虽然理论上也可做计算机模拟，但依然需要人的判断和决策。卡斯帕罗夫谈到两个业余棋手同时使用三台电脑，利用他们对电脑的成功操纵打败了特级大师的例子。他认为：“人类的战略引导和电脑的战术敏锐相结合是不可战胜的。”人与机的优化组合或能为科学和艺术的重新整合带来新的契机。这一实验，围棋当为首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