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载满油松的东风卡车，在八叉沟崎岖的下坡路上行驶着。突然，车头猛地栽了一下，前轮跌进了壕沟。司机想从壕沟中冲出来，折腾了好大一阵，向前走不了，向后退不了，司机和跟车的下车一看，前轮已被卡死。后面紧跟的是一辆同样载满油松的东风卡车，几乎没踩住刹车，差一点就和前面的车亲了嘴儿。
后车的司机和跟车的从车上跳下来，四个人气愤地骂开了无名街，满嘴脏话。
这两辆车是两个小时前从这条道儿上的山，上山时路上并没有壕沟。很明显，这是有人新挖开的陷车坑，挖出的土运走了，还搞了点伪装，这完全是对付日本鬼子的手段。把这个壕沟填起来或从壕沟边上刨开一条道儿，也不是件难事，只是这两辆卡车上都没有带铁锹，更不要说镐头了，这周围除了油松没有别的。该到哪儿去找几个人，找几把铁锹或镐头呢？
坡下，一辆红色摩托车朝这边骑了过来，骑摩托车的人戴着个红色的头盔，摩托车后还带了一个人。摩托车哼哼哼地爬上了坡，这四个人喜出望外，似乎找到了救星。
四个人把骑摩托车的后生召唤了下来，央求骑摩托车的老乡帮他们找一把铁锹，一把镐头，帮他们把壕填起来。
那位骑摩托车的后生看了看车牌子说：
“这壕是我们刚刚挖开的，干嘛要填住呢？”这话问得简直像傻子。
“你们挖的？不会吧？”一个司机惊愕地问。
“是我们挖的呀！”那个骑摩托车的后生说。
“快甭开玩笑了，快取家伙去吧，帮我们把车弄出来，每人给你们五十块。”一个司机和那个骑摩托车的后生协商起了帮忙的代价。
“忙，我们能帮，但钱不要。”骑摩托车的后生说。
“那你让我们怎么感谢你们哩？”另一个司机问。
“不需要感谢！”骑摩托车的后生说。
“那你们快去找家伙吧！”跟车的人催促道。
“那不可能，”被摩托车带上来的那个人说：“实话告诉你，这壕确实是我们挖的，我们付站长说了，你们把这树卸下来，我们就帮你把车弄出去。”
“这树是我们买的，你们想打劫？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是个什么站？你们副站长是个什么人？”四个人几乎同时这么问。
“付站长是我们八叉沟乡林业管理站的站长。”那个骑摩托车的后生说。
“你们这个副站长可真是狗胆包天呀，你们这个副站长归不归八叉沟乡政府管？”
“归呀。”被摩托车带上来的那个人说。
“这可是你们八叉沟乡郑书记批准了的！什么狗屁副站长，你们副站长知道不知道？是郑书记！”一个司机拉开了吵架的架势。
“我们站长知道呀！”骑摩托车的那个后生说：“想走，下树吧，我看，你们还得调过头来，把树给我拉回原地去。”
八叉沟乡林业管理站站长姓付，他是正站长，而不是副站长。这姓付嘛，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他爷爷姓付，他父亲姓付，所以他也姓付。至于为什么姓付，这就不知道了。这付站长可是专门从县林业局调到八叉沟乡的。别人是从乡里往县里调，而付站长却是从县里往乡里调。如果能够官长一级，从县里往乡里调这也能算一件好事。付站长呢？调到乡里并没有长官。在县林业局他是木材检查股股长，也算个实权人物，而调到八叉沟乡当林业管理站站长，职务虽相同，但却是个清水衙门。
在八叉沟乡这一带，付站长刚调来，知道他的人自然不多。若再往前追叙那么五十年，那时候，八叉沟乡这一带有个传奇式人物，他是八叉沟区的区长，姓付，这付区长在八叉沟乡一带还真有一些故事哩。若再往前追叙二十年，这八叉沟乡还有一个有名的付乡长，这付乡长也有一些故事。让我们按照从前往后的顺序，先说付区长。
付区长的名字稍觉怪了些，稍觉偏了些，他的名字叫付油糕。
付油糕读过几天私塾，私塾先生把他那名儿改写成了付有高。名字改了，本村的人们仍然叫他付油糕。油糕这东西倒应该说上几句。
八叉沟这一带，十年九旱，气候干燥，降水量少，无霜期短。黍子那作物种植迟，可避开春旱，成熟期早，又可避过霜冻。黍子的籽去了皮叫黄米，黄米碾成面叫黄米面，黄米面蒸出的糕叫黄糕，用油炸完的黄糕叫油糕，包上豆馅的叫豆馅糕，包上菜馅的叫菜馅糕，包上糖的叫糖糕，啥也不包的叫实片糕。陕北、晋北、冀北和内蒙古接壤的这一块儿都吃油糕。八叉沟这一带的男人们，竟把油糕和女人们往一块捏巴，说，油炸糕、×××，说啥也是好东西。油糕这东西确也不错，它抗饿、耐饥。二十里的莜面，三十里的糕，十里的白面饿断腰。
油糕说完了，就该说付区长了。付区长一生下来的第一声啼哭“圪乱、圪乱”，他父亲听成了“吃饭、吃饭”。那是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月。吃饭嘛，天底下最好吃的饭就是油糕。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付区长父亲竟给孩子取了个付油糕。付区长开会时常说，打鬼子、打老蒋为的就是要让穷人翻身吃油糕，你们记住我付油糕。付区长打游击时，偶有回家，一进门就对妻子说，想油糕了哇。
付区长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犯了一个错误，被关了一星期禁闭，还背了个留查的处分。
因为他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就打死了一个人。
八叉沟掉下来一架日本飞机，飞机是怎么掉下来的，这就搞不清了。付区长看得很清楚，随着降落伞落下了一个日本飞行员。当时付区长还不知道飞行员这个名词。但付区长断定，这个日本人不是开飞机的，就是坐飞机的。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付区长的妻子，这国恨家仇全凝聚在了付区长的铁锹头上，几下子，付区长就把那日本人劈得血肉模糊。这事儿，后来被追查。领导问付区长，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的纪律有不虐待俘虏这一条？付区长说，那不是个俘虏。领导说，这么大的事儿，你不上报，不等组织处理。付区长说，打死一个日本人还叫大事，打死一万个才叫大事。领导说，你就不往远里看，这是个飞行员，留下他有用。付区长说，有啥用？留下他，你让八叉沟的女人遭罪呀？你让八叉沟留下日本人的种？
付区长打死日本飞行员的事儿，在八叉沟这一带可是传得神乎其神。有的说，付区长用长枪打下了日本人的飞机，有的说，日本人的飞机是付区长用弹弓打下来的，还有的说，那飞机飞到了山头上，付区长一铁锹把它劈了下来……
说完了付区长，咱再说付乡长。
付乡长是付区长付有高的儿子，付乡长的名儿自然是付区长给起的，叫付大家。付区长给儿子取名时，知道了付与富同音。付大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上了八叉沟乡的乡长。在付大家当乡长的那年月，八叉沟的人们仍然吃不上油糕。我翻了一下八叉沟乡三分之二村子的分油旧账，得出的结论是：
1996年，全乡每年每人平均分油七两
1997年，全乡每年每人平均分油八两
1998年，全乡每年每人平均分油九两
到这个时候了，付有高及其父亲吃油糕的愿望还没有实现。那时候，八叉沟的人们猜测说，毛主席多会想吃油糕肯定能吃上。还有人说，毛主席还能吃个啥，也不过是个油糕。
付大家后来在八叉沟乡干了一件大事，他带领大家把八叉沟的山头绿化了一万多亩。他退休后，又在八叉沟战斗了八年，当他累死在八叉沟后，八叉沟的三万亩荒山全部披上了绿装。付大家去世时，家里的积蓄只有七十九元，他的丧事是八叉沟乡政府埋的单。他被埋在了八叉沟的最高峰，依然守护和眺望着八叉沟的每一颗油松。
八叉沟有付区长和付乡长，这两个鬼魂在守着山哩，一个在山顶，一个在山底，一个在山头站岗，一个漫山转悠。这一带的人们谁都不敢轻易去八叉沟破坏树木。
这会儿的八叉沟富了，因为降雨量多了。人们说，付乡长一挥手雨就来了。这会儿八叉沟一带的人们，再没有人提吃油糕这事儿了，家家户户的麻油不再论斤了，而是论坛论缸了，谁家没个一坛半缸的，甭说炸油糕，炸土豆片都没人心疼油。
付乡长的事儿说完了，咱再回头说付站长。付站长叫付福才，付福才是付大家的儿子，是付有高的孙子。付福才这名儿自然是付大家给起的，这名儿起的就像那么一回事儿了，有福，有才。
付大家给八叉沟乡办了件大事，可他并没有给自己的儿子办半点私事。儿子读书时，付大家连复习资料都舍不得给儿子买。他没有为儿子的学习给老师送过礼，也没有给儿子分班求人说过情，儿子高考了两次，落榜了两次，第一年差63分，第二年差64分，多补了一年又少了一分。儿子两次高考，付大家只陪了儿子一天，高考的日子是七月的七、八、九号三天。一进七月，八叉沟就进入了雨季造林，这可是雨季造林的黄金日子呀，付大家也真是离不开八叉沟，他出门比太阳早，回家比太阳晚。高考嘛，付大家又替不了儿子，儿子落榜后，付大家也不是不伤心，他这时候才知道了，自己对不起儿子，自己并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但这些，又有什么办法来弥补呢？
县委书记、县长含泪送别了八叉沟的植树功臣，当他们到付大家家里去安慰这位功臣的遗属时，当县委书记、县长看到付大家那两间寒酸的平房和一台14寸黑白电视时，又一次流了泪。八叉沟乡的党委书记在整理付大家乡办公室的遗物时，看到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上清清楚楚地记着，这些年，付大家把自己工资的几乎一半用在了八叉沟的植树造林事业上。县委书记开四套班子会议，做出一个全县学习付大家的决定，县委书记同时提议，让付大家的儿子付福才子承父业，安排到县林业局工作，会议室的掌声长达五分钟，大家一边鼓掌一边流泪，流完泪又鼓掌！
付站长的事情也交待完了，咱们再回到满载油松的两辆大汽车那儿。
大汽车的两位司机和那两位跟车的，以为今天遇见了鬼，只好给他们的头儿打电话，他们的头儿说马上给乡里的郑书记打电话。
那个骑摩托车的后生手机响了，他在电话里说，两分钟以后你再打。然后，后生离开了被卡住的大汽车旁，钻到了油松树林里，接听电话去了。
电话是郑书记打过来的，郑书记在电话里撒了个大谎，说县里的一个领导指示从八叉沟乡买些油松，钱也收了，树苗也上了车，让他们拉走吧，就两车，你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
那个骑摩托车的后生在电话里说，我早给足了你面子，你不听嘛，你就懂得卖树，而不懂得栽树，你卖的树还嫌少吗？你过来问问油松答应不答应，如果油松开了口，你就拉走吧。
骑摩托车的后生从油松林中返回来，让那四位给他们的头儿打电话。
等了好大一阵，他们的头儿打过了电话。
那个骑摩托车的后生一声哨子，一下子从松林里钻出七八个人来，不一会儿，两大卡车上的油松就被一卸而光。
这个骑摩托车的后生正是付有高的孙子，付大家的儿子，八叉沟乡林业管理站的站长——付福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