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终，刘锡鸿的“精神火车”战胜了李鸿章们的实体火车。朝廷的旨意是：刘铭传的建议“毋庸再议”，搁置起来，不必再提。
结语：“爱国”在晚清改革之路上误入歧途
刘锡鸿的意见能够获得一众士大夫的共鸣，实则缘自其意见背后隐伏着帝国固有的意识形态对外来技术文明乃至制度文明的敌视。1949年后，主流历史语境里，这些铁路的反对者一直被扣着一顶“顽固派”的帽子，说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顽固阻扰历史的前进，这实是极大的误解——刘锡鸿们在这场论争中并没有为自己谋取任何利益。但这也恰恰是改革的悲剧所在——“利益集团”与“信仰集团”相比，显然后者更难以攻破。不幸的是，刘锡鸿们就是这样一个“信仰集团”。
改革之路上的“信仰集团”之所以难以攻破，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在于：和改革者一样，他们也占据着爱国的道德制高点。晚清铁路大论战绵延了半个多世纪，辩论双方均高举爱国之旗，“卖国贼”、“汉奸”的大帽子乱飞……这或许可以警示后人，“爱国”之“国”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时刻需要警惕的，晚清士大夫们即一度将“爱国”搞成了“爱传统意识形态”，甚至于搞成了“爱国粹主义”。
这也正是晚清改革迥异于后世所有已落幕和尚未落幕的改革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晚清改革史的演进过程，正是翁同龢、刘锡鸿这些“信仰集团”自我转型的过程。
■相关言论
沈葆桢：铁路虽好，但断不可在我任内建造
沈葆桢曾说过：秦筑长城，当时以为灾殃，后世赖之。铜线、铁路，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沈本人并不反对铁路，他所反对的，是在自己任内自己的辖区里修筑铁路，对此，《南亭笔记》有记载——“（沈葆桢）督两江时，适外人创淞沪铁路成。文肃（沈葆桢谥号文肃）仰承朝命，以巨金购得。或劝仍置原处，以便途人。文肃怫然曰：‘铁路虽中国必兴之业，然断不可使后人借口曰是沈某任两江时所创也。’遂决意拆之去。”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拆除吴淞铁路是当局为了避免尴尬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韦尔士(GWWells)致国务院函，谈及中国政府拆除吴淞铁路的真实用意：“我费尽周折才从中国官员方面探悉他们（撤除吴淞线路）的理由，我尽可能用他们的语言呈报如下，他们说：‘吴淞线路的拆除，完全因为在政治上有这样做的必要。如果听任它保留在那里不动，那适足印证当局的行动是庸人自扰；而且，又会给类似的侵犯中国领土和她的独立的行为以一种强有力的鼓励。’”
刘坤一：担忧开铁路会使依赖车马运输为生的贫民失业
南洋大臣刘坤一盛赞铁路便捷，支持李鸿章的修路主张。同时又担心将使靠车马运输的贫民失业；还忧虑铁路增税，将使内地税厘化为乌有。
其他反对声音中典型的有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将造铁路上升到“以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的高度，请求朝廷对建议造铁路者“量予议处，以为邪说蠹民者戒”；顺天府丞王家璧则担忧铁路运兵快捷，我可至，贼也可至，将使国防陷于四面受敌的困境。
戈登临终前夕给中国政府的十条建议
1880年，前洋枪队领袖戈登再度来华，上书李鸿章，对中国外交军事提出十条建议，随后归国，战死于埃及。是谓《戈登遗言》：
一、中国与外国议约,当在中国开议。
二、与外国议约,须多用文字,少用语言。文书以简明为贵,或先将其意暗询别国。因各国互相猜忌,若某款吃亏,必为指出。
三、中国一日不去北京,则一日不可与人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著。
四、陆军无劲旅,则水师无退步。今宜先练陆师,再练水师。
五、所购船炮,甚为失计。当时若以购船炮之款,尽购新式枪,较为有益。俟陆军练成劲旅,再购船炮。
六、中国有不能战而好言战者,皆当斩。
七、应多方帮助华商出洋,径向制造厂购货。
八、总税司宜驻上海,专管税务,不令搀越他事。若与外国公使议事,不宜令局外之洋人干预。
九、当责成出使大臣,承办外洋军火。如与各国公使谈论,有不谐之处,当令出使大臣,在外商办。
十、亟宜设税务学堂,令华人习学关税事宜,以备代替外人。薪水宜照外人例优给。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清史编年》第11卷《光绪朝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华书局出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