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2年6月20日，帝国最高领袖万历皇帝的孙子明熹宗亲自主持，一场声势浩大的最高级别冤假错案的平反活动，在北京紫禁城里隆重举行。
这一天京城里皇亲国戚，文武四品以上六部班子大臣，悉数登场。一位年过八旬拖着半条废腿的老人，也来到了殿上。当听到皇帝下诏“给张居正恢复名誉，但不恢复诰命”时，这个监察系统一把手叫邹元标的老人，泣不成声。
在经过了漫长的朝野与民间舆论争议后，张居正这个一直让帝国最高统治者们头疼的名字，终于在这个冤假错案制造者万历离开人世两年后，由他的孙子熹宗以替其部分平反而暂告一段落。
这一年是天启二年，而这一大幕中的主角张居正已经深埋地下近一个甲子了。
张居正，这个大明王朝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隔了四百多年的风雨，直到今天，也没有散尽历史的余温。
在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一个普通院子里，这里曾是张家的故地，也就是其当时购置的张家台“乐志园”旧址。
院子里，这个显赫一时的人物，如今在这里已经静静地安睡了几百年。
院子外，人来人往，现在已经成为当地著名旅游景区——“张居正纪念馆”。
一条以他的号命名新建的“太岳路”贯穿而过。现实与历史就这样恍然相连了。
在大明帝国风雨飘摇之际，张居正临危受命，他处心积虑地经营，官至内阁首辅，大权独揽。他不择手段地辅助幼主，革故鼎新，重振纲纪，掀起了改革的浪潮，力挽狂澜，使得大明这艘满目疮痍的巨船，继续得以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
这个大明曾经权倾天下的重臣，本以为依靠自己的聪慧和手腕，可以走出中国历史改革者的宿命，可他终究还是成了历史的奴隶，没有走出改革定律的桎梏。
张居正死后不久，立刻遭来百官弹劾，攻击他是贪恋权位的不孝之子，是中饱私囊的的好色之徒。
最后，那个曾视他为父亲的乖巧学生万历皇帝，一道圣旨扔下，令籍其家。那些曾追随他的同谋者，也一一被清算出权力的中枢。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亦未必不为伟人。”他到底是一个过在自身的宰相之杰，还是一个功在社稷的悲剧改革者？
少年才子的远大志向
嘉靖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37年。
湖北武昌，看似平常得不能够再平常的三年一度的乡试，正在这里如火如荼地举行。
那天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秀才，吸引了时任湖广巡抚顾璘的目光。这道目光穿越过岁月的车轮，一起定格在了这个叫张居正的少年身上。
看了这个少年的文章，这个有着“金陵才子”之称的顾巡抚感叹道：这个孩子将来必有治国的相才，可以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唐朝宰相李泌相比。但是因为这个孩子太年轻了，现在必须给他一些挫折，磨炼下他的意志和才具。
历史把推动时代进步的重大任务，放在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身上，实在是罕见的。也许张居正真正的传奇人生，开始于这一年顾璘把目光投向他羸弱身影的那一刻。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这一年，十三岁落选秀才张居正写下了这首以诗明志的《题竹》。
顾璘说得没有错，三十五年后，正是这个当初被他弃之不取的落榜秀才，一肩挑起了大明帝国岌岌可危的江山社稷。
三年后，这个带着失败耻辱的不甘少年再次踏进了武昌考场，他取得了他父亲张文明穷其一生都未能够得到的举人身份。这一次，顾璘亲自接见了这位少年才子。
这个后来影响了张居正一生的人生老师告诫他说：古人都说大器晚成，这是为中材说法罢了，当然你不是一个中材，上次因为我的话，而耽误了你三年，这是我的错误。但是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你要去做中国历史贤相伊尹，不要只做一个年少成名的文士秀才。
刚开始，人们以为张居正只是一个在诗酒风流中缠绵的张家才子，这是他第一次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历史，有时能够因为一个人的努力而被改写。顾璘的有心之过恰恰成全了这个后来经天纬地的男子。
即使在许多年之后，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位内阁首辅，回忆起许多年前这一幕的时候，内心仍然充满了对顾璘的感恩。
张居正在一次给友人的信中深情地回忆说：当年顾先生对于自己的知遇之恩，用心良苦的栽培，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忘记。以死相报的念头，一直在自己心中埋藏，不敢忘却。
嘉靖二十六年，也就是1547年，已经名扬湖广的青年才俊张居正，经过朝廷层层选拔之后，跨过那道窄窄的皇宫的门槛，以新科进士第二甲的身份到了进入中枢内阁的必经之处——翰林院。
在翰林院经过一年的庶吉士的实习生涯后，张居正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编修。他从此正式踏上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和个人命运沉浮交缠的政治生涯。
这个整日埋首于整理历史档案毫不起眼的七品芝麻官，张居正一干就是五年。可以想象的是，这五年致力于中国历史梳理的工作生涯，使得他对于历史的兴衰与权谋之道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
嘉靖二十七年。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正直清廉的内阁首辅夏言被当时次辅严嵩迫害致死。
严嵩如愿以偿坐上了首辅的宝座，当时许多朝中的大臣敢怒不敢言。这时一个叫徐阶的人也迈进了内阁。
夏言的死，对于二十三岁的张居正来说可谓刻骨铭心，这是对张居正曾经一直固守的儒家文化的一次自我震荡，也对他后来抛弃儒家治国的理论以及自身人格裂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夏言和严嵩的权力派系斗争中，一个小小的新科进士是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张居正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里，自己该怎么生存，怎么样从容地进退，而不伤了自己。他也开始像蜗牛一样，不停地伸出政治的触角，开始向严嵩献上谄谀之词。
嘉靖二十九年，严嵩七十大寿。张居正写了这样一首赤裸裸的诗来表忠心站队伍。
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元。
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缠。
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
风云神自合，鱼水契无前。
另一面张居正也积极和徐阶暗中串联，寻找各方利益的保护。徐阶是上海松江人，此人老谋深算，不像夏言那样锋芒毕露。他在表面和严嵩沆瀣一气的同时，正在暗中联络倒严的政治力量，等待时机。许多年后，也正是在徐阶的精心关爱和栽培下，张居正才走上了权力巅峰。
嘉靖二十八年，目睹了残酷斗争的二十五岁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开始了政治生涯的初试啼声。熟读历史的他仿效汉朝贾谊，信心满满地给嘉靖帝写了他生平的第一份施政纲领《论施政疏》。
在这篇奏疏中，张居正委婉地提出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也分析了症结的根本。奏文写的有条有理，情真意切。
哪知道一心沉迷于修道的嘉靖帝，看也没看，便把这道极具价值的奏文转给了内阁首辅严嵩，严嵩正忙着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根本没有心思搭理一个刚刚出道后生的政治建议，张居正奏章最终石沉大海。
这样的打击对胸怀天下的张居正来说是可想而知。从此以后，在嘉靖当朝剩下的时间，他从未就国家的时政上过任何只字片言。随着严嵩的专权，朝野之间的斗争越来越趋向明朗激烈。
嘉靖三十一年，张居正的同榜进士杨继盛以天下社稷为重，不顾严嵩提拔自己的知遇之恩，向嘉靖提出了弹劾严嵩父子的十大罪状。舆论一时哗然，庙堂之上的正义之士奔走相告。他们天真地以为倒严的时机已经成熟。
然而，颇具手腕的严嵩利用弹劾自己的奏章，成功地把全部焦点转移到嘉靖帝身上。杨继盛最后被逮捕入狱，很快被腰斩弃市。
杨继盛的鲜血再次拨动了张居正的政治神经。这时候的张居正，骨子里仍然是一个热血的儒生学子，但是政治现实的无情却把他压迫得无处逃遁。
这一年，二十九岁的文学青年张居正仿照曹植写下了这首《拟西北有织妇》。今天我们透过这首通篇以情比兴的诗，仍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个青年人身上当时志存高远的政治热度。
西北有织妇，容华艳朝光，
朝织锦绣段，暮成龙凤章。
投杼忽长吁，惄焉中自伤。
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
远道不可见，泪下何浪浪。
春风卷罗幔，明月照流黄，
山川一何阻，云树一何长。
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
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
幸而当时的掌权奸臣严嵩正忙于清算他的对手，或者是张居正的马屁起了作用，亦或许在严嵩的眼里，他就是个诗酒风流的才子而已。严嵩根本就无暇顾及这个荆州才子这样的诗。张居正这边却望眼欲穿，他在那里等待江南来的长风，希望有一天把他送进内阁的通道。
张居正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的政治盟友兼老师徐阶的身影。这时候的徐阶，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依然是“内抱不群，意欲浑迹”。
那时的张居正和今天的许多有为青年一样，仕途的不得意，让他们对官场心生倦意。他一直在两个对立的权力派系间游走，道德与生存、儒家与权谋的法则，一直在他脑中纠结。夏言、杨继盛的死，更让他深感恐惧。
第一次辞职还乡
次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居正以自己丧妻为由，心灰意冷地向自己的政治知音徐阶写了一封告别信，准备告别官场这个是非之地，回到故乡湖北的江陵。
张居正在信中仍然没有忘记对时局的分析，也委婉地提出了对于徐阶的批评，批评老师为了自己的利益过于自保。信的结尾说：
“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则言不行。近年以来，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论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则？顾忌之情胜也。然其失在豢縻人主之爵禄，不求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动人主，必不可几矣。愿相公高视元览，抗志尘埃之外，其于爵禄也，量而后受，宠至不惊，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于众，则身重于泰山，言信于蓍龟，进则为龙为光，退则为鸿为冥，岂不绰有余裕哉。”
徐阶还没有来得及辩解，三十岁的青年才俊张居正就挂冠而去了。他的这一走，看似无奈之举，却是玩弄权谋以退为进的高明之策，一方面躲开了派系的斗争，又谁都不得罪，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开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最基层的广泛接触和调研。他把政治试探的触角再次退缩到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退回到他的自我蜕变中，积蓄力量。他在等待一个英明的君主，等待一个严嵩倒台自己复出的契机。
就在徐阶和严嵩斗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远在荆州的张居正也没有闲着。表面上他已经对政治不感兴趣，放纵于山水之间。可时局的发展，他一直在密切关注。
《明史·张居正传》里就曾提到这一段时期的张居正，终日把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见外人，一直在研究历史各个朝代的兴衰存亡之道，以寻求破解当时的政治困局的办法。
也正是在这沉潜的三年中，张居正对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认识，比起他嘉靖二十八年的上疏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他逐渐认识到，要解除民众的痛苦，便要减轻百姓的负担。嘉靖当政三十年来的最大负重，便是国防经费的支出和皇室的奢侈浪费。这一深刻的认识也成为他以后执政改革变法的重心。
嘉靖三十六年，接到徐阶要他回京工作的信后，三十三岁的张居正目光如炬，百感交集地写下了这首影响了他一生的《割股行》：
割股割股，儿心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从此以后，张居正十九年不曾看到父亲一面，父亲死了，不奔丧，不守制，不顾一切人的唾骂；政权是他唯一的恋人，政权是他报国的机会。“欲报君恩，岂恤人言”，环顾四周，张居正大声地吼着。
《割股行》的问世，意味着张居正对曾经一直坚守的儒家学说与道德开始了双重放弃。他用这篇人生宣言宣告了三十三岁之前的张居正的死亡，这也是他五十八岁人生历程的一个分节点。一个文学青年开始在现实政治的取舍的压力下，开始蜕变为一个政治家。他的一生，从此也嫁给了政治这具冷血动物。
复出后的权力迷恋
对于张居正的复出，他的一些朋友很不理解，当初那个一心沉迷于山水之间的张才子这么就不见了。
对于周围的这些议论，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解释：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
他接着写道：非有“磊落奇伟之士”出来，“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就不足以挽救这个局面，而我就是一个磊落奇伟之士，我将来就要大破常格，扫除廓清，我要有一番作为……
嘉靖三十六年的秋天，张居正带着蜕变后的一身轻松，再次信心满满地踏入了已经暌别三年的京城，投入政治的漩涡。这一次，他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青涩与惶恐，有的是坚定与忍耐的意志。
严嵩的老婆死了，他神情坦然地写一些恶心的马屁文章逢迎巴结，只是已经没有了以往内心的道德自责。
进京第二年，徐阶利用自己吏部尚书的权力，把张居正从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提拔为正六品的关键岗位右春坊右中允，张居正的仕途算是迈上了一个台阶。
这个职位虽低，但是分量极重，因为它的日常工作是主管太子事宜兼任国子监司业。徐阶不久又把他安排在后来成为接替大位不二人选的裕王身边做讲读官。这一深谋远虑的布局，徐阶走得不显山露水。徐阶成为张居正步入仕途的真正贵人，在这里，张居正遇到了他后来的政治盟友兼对手的一代能相高拱。
嘉靖四十一年，倒严的时机终于到来，徐阶利用御史邹应龙和道士蓝道行的内应外合，成功扳倒了把持朝政长达二十余年的严嵩父子，自己取而代之。
一直参与倒严的三十八岁的张居正这时候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认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开始一片光明，兴奋之余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诗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狂歌寥廖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
然而徐阶和顾璘一样，认定张居正将来必是个大才，但是还得磨炼。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已经六十岁的大明皇帝世宗修道走火入魔，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裕王登上皇位，是为穆宗。
徐阶利用草拟嘉靖遗诏的机会，由他口授，张居正执笔，对嘉靖帝在位四十余年的一系列错误的政策进行了冠冕堂皇又合法的反思与更正。
1567年，即穆宗隆庆元年，是对整个明帝国具有不同意义的一个年份。徐阶上书穆宗，要求开放海禁，允许白银成为官方通用的货币。
徐阶在没有进入内阁之前，曾在东南福建担任过一个地方的县令。由于此前郑和多次下西洋，它带来的蝴蝶效应是东南沿海私下的海外贸易往来频繁，白银已经作为地下货币流通。
穆宗批准了徐阶的这一提议。很快，白银成为官方的法定货币。那时的流入中国的白银，几乎都是西班牙等已经兴起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从美洲大陆掠夺而贩运到中国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金融业已经提前入关，对西方开放了。
而那时候，国家因为没有专门的金融管理人才来预警和引导，导致国家管理能力的下降，它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是，等于拱手把国家央行的职能让位给东南沿海的商人甚至是西方列强，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可以通过通胀或者紧缩这样的货币调控手段明目张胆地进行财富夺取。
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通过收买当时的儒生知识分子为代言人，谋求政治上的权力分配。也正是明朝这一追求市场自由的政策过度开放，导致明末金融紧缩，使农民流离失所，继而爆发的农民暴动，把这个帝国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滨下武志所揭示的那样：通过对货币发行的考察，可以折射出中国所谓的“中央集权”行使的真正情况。在中国的货币体系中，几乎没有黄金流通，白银和铜钱是两大货币体系。铜钱由中央政府管辖。但在明代，流通的主要货币则来源于民间，即便这样，政府仍然实行白银纳税的方针。这导致越来越来的人需要进行汇兑，民间机构其实主宰着国家真正的财政，因此私人金融机构对货币和公共财政的控制日益增强。
笔者之所以花了这么多笔墨来交代明朝的货币体系的来龙去脉，是因为张居正后来改革力推的“一条鞭法”与此休戚相关。明朝的货币政策也给当下的中国提供了另外一种借鉴，就是在越来越国际化的金融体系中，国家的安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的战争，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尤为重要。
清除了所有的障碍后，张居正入阁只是时间问题。三个月后，由内阁首辅徐阶提议，曾经作为裕王讲读官的张居正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走进了大明王朝的决策中枢——内阁。
这一年，四十二岁的张居正终于实现了他儿时的夙愿——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此后的十六年间，张居正没有一天离开过这个权力的位置，每一天，他都在处心积虑地巩固他的地盘，准备实行他的独裁集权，一边推行他曾经的施政纲领，一边打击异己，收受贿赂，贪图享受，直到他个体生命的消亡。
政治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推倒了严嵩这棵大树后，曾经作为政治盟友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在内阁的权力分配中也发生了内讧。先是徐阶利用言官的力量扳倒了高拱，后来高拱的余党势力又利用徐阶曾经矫诏的污点，迫使徐阶下野。
昏庸无为的李春芳最后成为这场政治游戏中最大的赢家，他出乎意料地成了内阁的首辅，朝局后来也因此也进入了复杂更迭的剧烈震荡期。
这一政治现实深刻影响了张居正后来走上首辅的权力布局，他不得不更加残酷地打击对手，走上了自己集权统治的不归路。
因为李春芳的慵懒无为，刚刚走上内阁的张居正蠢蠢欲动，在蛰伏了十多年后，再次上疏，向当时的皇帝穆宗表明了自己的治国之策。
这便是后来张居正变法的主要内容《陈六事疏》：一，省议论，二，振纲纪，三，重诏令，四，核名实，五，固本邦，六，饰武备。
二十五岁上《论时政疏》时，他不过是个满腔热血的文学青年，可如今，他已经洗尽铅华，是个老谋深算，经历政治风雨无数，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动物。没有了华丽的语言的渲染，有的是简明扼要实用的政治主张。无可讳言的是，这时候的张居正已经具备了超前的政治战略眼光。
《陈六事疏》之首“省议论”甫一出台，立刻引起了当时极为活跃的两股政治势力言官和清流派们的强烈反弹。
目睹过几次因为言官而导致内阁变动的张居正不为所动，一面极力劝说穆宗实行独裁统治，一面用国家机器打击控制舆论。
张居正在给友人信中说：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竞也，不图今日复见此事。
他把宋朝的灭亡归咎于舆论的失控，最后导致国家武备的松弛。他的这一政治见解，后来在他登上首辅位置的那一刻起，立即付诸实施，取消全国所有的书院，逮捕当时反对新政的泰州学派著名学者何心隐。
张居正从此以后以法家李斯的传人自居，彻底走上了反儒学治国这条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历来被奉为圭臬的治国之道的道路。他死后，儒生们理所当然把他写进了历史的罪恶册页中。
事实上，早在春秋时期，奉行以法治国的郑国大夫子产，也进行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改革，子产下令在公共地区铸造法鼎，把郑国的许多规章制度都刻在上面，让老百姓必须严格遵守执行。
身在鲁国的小兄弟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后说，子产怎么可以这样呢，教导百姓不是靠法律，而是仁德，长此以往，国家全是些钻法律空子的刁民了。
刚开始，老百姓和孔子一样，对此也颇有意见，他们便经常聚集到附近的学校议论批评朝政，一个叫然明的官员便向子产打小报告，建议他关闭学校，逮捕为首的议论分子。
子产说，实行猛政，老百姓的议论恰恰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监督啊，应该加以鼓励才对啊。切不可毁坏学校，用行政手段来堵塞言路，否则大祸便要来临了。
子产也因此博得了世人的尊重，他也是第一个因提倡舆论监督而得以善终的改革者。
后来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鲁国后，孔子垂泪长叹道：先生，你可是千古遗爱啊。
张居正生前根本都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不久，他就得到了和李斯一样的下场，后来万历皇帝给他定的罪名，“限制议论，堵塞言路，专制弄权”等便赫然在目。
张居正也许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欲报君恩，岂惧人祸”，他抖了抖身上那些清流们投来的口沫，义无反顾地继续走了下去。
许多年后，同样是大明王朝铮铮铁骨的不讨官场喜欢的海瑞想起了昔日的这位老上司，说了这样一句“张居正善于谋国，拙于谋身”。
海瑞在时人和后人眼里，一直是个清廉但不谙人情世故的官场怪物。但他对张居正这一针见血的评论，却表明他实在是个深谙历史游戏的官场真正第一高人。那就是统治整个国家和影响历史的不是真正有功于社稷的“大功”，而是那些留传于后世被儒家珍视的“节操”牌坊。
张居正死后，许多官员争相拿这一条来弹劾他的罪证与过失，那些官员们奔走相告。而海瑞死后，南京十万市民自发罢市，以此纪念这位大明王朝的模范官员。
冷暖两世界，海瑞死后的显赫，正衬托出张居正的寂寞。是改革者的宿命，还是张居正的悲哀？
张居正的这份极具政治构想的《陈六事疏》送到穆宗面前，这个文弱的帝王看也没看，便由内监转给了首辅李春芳。经历过人事的多次更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已经成为李春芳的处世哲学。张居正的奏章不声不响地再次被束之高阁。
张居正很愤怒，但是也无可奈何，毕竟自己资历尚浅。这时候他想到了昔日的政治盟友高拱。
经过两人的精心策划，一个用高拱取代李春芳的机会来了。张居正联络当时的司礼太监李芳，很快扳倒了由李春芳把持的内阁。高拱复出，入阁担任首辅。
张居正天真地以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高拱相同，凭借自己的迎立之功，应该可以和高拱密切配合，共理朝政，施展自己一直未能实行的政治抱负。
经历短暂的蜜月期后，高拱很快感受到了来自张居正虎视眈眈的威胁。由于高拱也曾是穆宗龙潜时期的讲读官，穆宗对高信任有加，张居正对高拱也无可奈何。他只能像一只假寐的老虎重新等待一个时机的降临。
角逐权力巅峰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了。
隆庆六年，对政治早已厌倦的三十六岁的穆宗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临终之际，内阁中的张居正和高拱一起站到了这个一生文弱的帝王面前，接受了遗诏，成为后来历史上有名的万历王朝的顾命大臣。
穆宗一死，大明的政权落到了内阁首辅高拱手上，高拱一改以前小心翼翼的态度，也开始专权，颐指气使地代替小万历皇帝处理朝政。
神宗即位的第六日，一台角逐政治权力的大戏又上演了。
为了实现专权的愿望，高拱想让太监陈洪任掌印太监。高拱天真地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早已对他心存芥蒂的张居正，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提议得罪了当时一心想爬上此位的深受皇太后信任的另外一个太监冯保。
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张居正立刻抓住这唯一可以扳倒高拱的机会，连夜派人把高拱的这一提议告诉了尚不知内情的冯保。
第二日，神宗的母亲，也就是皇太后罕见地临朝了。这时候，一向口无遮拦的高拱的一句实话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冯保以高曾说过“一个不到十岁的小皇帝，怎么能够治理国家”为由，揭发高拱有“不臣之心”，当朝请求太后临机专断，罢了他的官。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高拱最后只得接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的圣旨踉踉跄跄地回到了郑州老家。
张居正理所当然取代了高拱首辅的位子。此后，他和宦官冯保进行了长达十年荣辱与共的政治结盟，内阁的权力一天都未从他的手中脱落过。他也迎来了他另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人李太后。
既生张，何生高。政治的残酷，一山不容二虎，往往就是这样的无情。高拱的失败，因为他虽有张居正的才具，却缺少了张居正的权谋。
他们是惺惺相惜的知音，因为有着共同的才能与天下的情怀，他们也是互相致力于将对方一剑封喉的对手，因为他们有着你死我生的权力搏杀。
六年后，高拱带着失败的伤口在河南新郑离开了人世。听到高拱去世的消息后，张居正心潮起伏，他在给弟弟信中写道：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刺心裂肝痛何可言？
也许是感觉生前对高拱的亏欠，也许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复杂情感，高拱死后，张居正应高家人的请求，亲自给高拱写了墓志铭。
三十五年后，当年湖广巡抚顾璘眼中的“有宰辅之才”的文学才子张居正以少帝之师，出任首辅，终于登上了他的个人权力顶峰。
变法大幕缓缓开启
“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这是张居正的入职宣誓。
属于张居正的时代来临了。一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历史进程的改革马上就要开始。
时势造英雄，也造悲剧。张居正开始了他荣辱斑杂的权力生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即将出现，尽管历史在这里打了个弯便折了回去。
张居正的出现，也只是这个已经濒临死亡奄奄一息的庞大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但是这个名字伴随着大明王朝一起走到了历史的最前沿。
那时候的大明，完全是个烂到根子里的烫手山芋，整个政权摇摇欲坠，经历了嘉靖帝当政四十五年的折腾和穆宗六年的碌碌无为，整个官场纲纪松弛，贪污腐败已经严重侵蚀了这个帝国的肌体。北方俺答汗势力蠢蠢欲动，一直等待时机窥取中原，加之财政日益匮乏，可谓内忧外患。
今天我们仍可从著名模范官员代表海瑞的上疏中一窥当时已经触目惊心的朝政。海瑞在给嘉靖帝的上疏中直言不讳地批评说：
陛下锐意精心治国时间不长，就被狂妄想法牵涉过去，反而把刚毅圣明的本质误用了。以致说遐举可成，一心一意学道修行，倾尽民脂民膏，用于滥兴土木工程，二十余年不临朝听政，使得法律纲纪已经废弛了。多次施行卖官鬻爵，毁坏了国家名器。二龙不能相见（指嘉靖帝听信方士的谗言，天子之间不能互相见面），使得人们认为您不顾及父子亲情。因猜疑而诽谤杀戮侮辱臣下，人们认为您不顾及君臣之情。享乐在西苑不返回大内，人们认为您不顾及夫妻之情。官吏贪污骄横，百姓无法生活，水旱灾害经常发生，盗贼滋生。请陛下想想今日的天下，究竟成了什么样子？
海瑞所说的这些，那时身为朝中重臣的张居正也都看在眼里，他没有采取像海瑞冒死进谏的激进做法。他像徐阶一样，不动声色地等待机会。深谙权术的他当然知道，激进和正直的人格操守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反而会伤了自己。这样的人，终究是王朝的点缀，可敬，可怕，不可效法。
因了这样的想法，张居正后来站到了权力中枢的舞台，他也一直对大明这个模范官员海瑞弃而不用，一罢十六年。直到张居正死后，海瑞才被人想起，被委任为陪都南京一个有名无权的虚职作为帝国清明政治的点缀。
张居正死后四年，也就是万历十五年，大明官员优秀模范标兵海瑞病死于南京任上，死后极尽哀荣。
明代另外一个精神异类，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对海瑞的评价则是“先生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可谓入骨三分。
而李贽却对张居正不吝溢美之词，“宰相之杰”便由此而来。李贽最后也因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北京通州被逮捕，不久自己割喉而亡。大明这个怪胎里生产出的三个当时令世人侧目的异类，竟然因为政治而交集在一起，实在是罕见的。
现在轮到张居正的机会终于来了，尽管连同首辅位置还有一个千疮百孔的大明江山。
张居正一升任便从舆论着手，他关闭了全国书院，禁止儒生们自由讲学，全国学界一时噤若寒蝉。
“谋在于众，而断在于独”，他毫不在乎政敌们投向他霸权专制的口水。政治的担当，他拿得起，也放得下。
清除了外部的舆论后，深谙历史改革成败的张居正吸取了以往历代改革尤其是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教训，决定先从政治官场改革开始，然后再推行到经济领域。
其实，政治体制改革在新中国并非新鲜事物，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提出来了。而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改革大业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古已有之”。
邓小平早在1986年6月28日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
张居正深知，如果不能够有效整顿纲纪，改革的保守势力将会产生很大的反弹，改革的任何经济决策在地方上都不能够得到真正有效的贯彻执行。
在皇太后的鼎力支持下，张居正首先利用京察的机会，把一批尸位素餐的官员罢了职，先后征召了政治上比较倾向于自己的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入阁协助自己。接着又提拔了一批坚定执行改革的中层干部，如谭伦、戚继光等重要的改革务实的干将，组成一个部会与地方领导构成的辅政班子。
人事布局完成后，张居正以嘉靖帝遗旨为由，公开宣布革新政治。和王安石相比，这是张居正的高明之处，那些反对派们也无可奈何。
新政采取分步走的策略，张居正知道，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先探索，积累一定的经验，然后以强有力的行政命令迅速执行。
第一步开始精简百分之二十的官员，分流的官员自谋职业。
第二步制定考成法，问责官员。每个月都要对官员进行考核，有点类似今天的市场销售人员，官员的去留严格按照考成法去执行，考成法后来成为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杀手锏。考成法的出现是张居正对于历史的一个贡献。我们今天许多单位的绩效考核，公务员考核的许多条例都可以在张居正的考成法里找到影子。
第三步，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领导，保证政令的畅通，调整强化了六科的地位与权力。六科摇身成为今天的组织部和纪委，考成法的实际执行监督者。以内阁控制六部，在六部中设立六科，再以六科控制六部。
六科的设立，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具体做法是，要求把六部按照考成法，把要办的事情一条条登记造册，一式三份，分别存本部、六科、内阁。
通过这样的权力重新梳理，张居正利用六科牢牢控制了六部，使得六科在以后推行一系列改革中，成为变法中最直接的监督者与执行者。
四百年后，同样因为用铁腕手段推动改革而引起争议的改革明星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也借鉴了张居正的做法，他甫一上任，便勒令会上一打瞌睡的招商局副局长辞职。
他到昆明的第一个引起争议的举动就是将党委系统的两个强力部门—组织部、纪检监察部进行强化，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在一次治理滇池污染的公开活动中，仇和再次提出“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建议。
不久，仇和改革现在的监察制度，昆明市纪委、监察局派出的十四个纪工委监察分局正式挂牌成立。纪工委监察分局的人权、事权、财权由市纪委、监察局统一管理，人员统一调配，工作统一安排，后勤统一保障，提高了纪检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也正因为如此，仇和的各项改革措施，才在昆明得以不折不扣地推行下去。
许多年以后，曾经在沭阳强势改革的县委书记仇和谈论起张居正，不无感慨地说：“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
围绕张居正考成法和六科，发生了在当时看来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影响深远，后来张居正死后命运发生惊天逆转，都能够从这事中发现端倪。
张居正的一个学生叫刘台的弹劾他说：张居正整天打着因循祖宗之法的幌子，实施考成法以后，地方官办事不力有六部纠正，六部办事不力有六科纠正，六科不力则由内阁纠正。过去的规矩，是没有这一条的，内阁只是个辅助皇上的智囊机构，现在张居正这么一搞，大明帝国官员的命运都捏在了内阁手上，难道祖宗的法度真是这样的吗？
凭心而论，刘台说的是实情，张居正早期的政治改革，为了保证改革的成功，他采取了和王安石截然相反的措施，换药不换汤。从实际作用上来看，张居正无疑是成功的，不像王安石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要更改祖宗之法，遭到了反对派的重创。
接着，刘台话锋一转说：张居正专权三四年来，大肆受贿，私用张四维等人。张四维是个什么人呢？在翰林院时候，名声就一直不好，这个人善于投机专权，巴结钻营权贵，政治品格反复无常，一切都是为私欲。这样的人一点都不可靠，张居正早就了解这些，为什么要重用他呢？如今，官员们都怕张居正甚于皇上，陛下应该控制内阁的相权，增加自己的皇权。否则皇上以后怎么办事呢？
上疏送到了十四岁的神宗手上。早在登基之初，小皇帝要请编著《穆宗实录》的臣工们吃一顿饭，张居正以浪费为由拒绝了神宗的这一提议。
刘台的奏疏一出，朝野立刻议论四起。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决定以退为进，以此强化自己的威权，他要测试一下太后对于自己改革的最终态度。第二天，他向神宗提出了退休回家的请求。
小皇帝未置可否，“否则皇上以后怎么办事情呢”，他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自己的母亲，私下里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十四岁的帝王，该是亲政的时候了。
太后以小皇帝年幼无知拒绝了张居正要求致仕的想法。知道了太后的底牌后，张居正知道，权力是改革的保证，为了取得绝对的权力，走上层路线必不可少，他要利用这件事树立铁腕专权。他再次上疏，请求退休。
他说：如今皇帝年幼，还在学习。我受先皇的重托，辅助朝政，没想到招来这么大的怨恨，我不是贪恋专权，我是替皇上行政。
小皇帝看事情搞到了这样无法收拾的地步，只得再次下诏予以慰留，并对刘台进行处罚，以安慰张居正。
经历了刘台事件后，张居正以代王摄政的名义，进一步加强了他的集权统治。在舆论上，他对书院从招生到讲学的内容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政治审查，一旦发现有议论反对新政者，立刻予以取缔。
万历四年，著名学界领袖何心隐因为经常抨击朝政而遭通缉，三年后，被湖广巡抚乱棍打死。临死之前，何心隐对巡抚说：汝安能杀我，亦安敢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
尽管李贽对张居正的政治才能赞誉有加，但是对于这件事情也颇有微词，认为张的这一做法，无疑是违背人心民意。
张居正采取的这些文化专制，为他一生的声名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他从曾经的一个儒生学子，为了权力的需要，放弃了人文情怀的理想，选择了更为实用的法家之路，走上了儒学的对立面，直到今天，他仍然被攻击。但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这一切也为他后来推行一条鞭法扫清了政治障碍。
改革的路径到底是法家还是儒家，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仇和在昆明推动的一系列改革也遭到了部分学者的批评，认为他的许多做法完全是违背现行的法律框架，是在蛮干。对此，仇和并不讳言：他就是要用人治推动法治，用不民主推进民主。
值得一提的是，仇和曾经也是个十足的文学青年，只是多年的政治生涯，文学的情怀已渐渐隐去。
正如刘台在弹劾疏里所说，张居正的进一步专权，日益与皇权产生了矛盾，几年后也深深刺痛了已经有独立主张的神宗的神经。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政治绞杀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刘台也一语成谶，不仅如此，当年重用的张四维最后果然如他所言，不甘久居于张居正之下，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立刻反目，成为神宗清算张居正的坚定执行者。
以至于他的大儿子张敬修在被逼自杀的遗言中泣血写道：“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张四维），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助圣明天子亿万年也！”
张居正用了三年完成了政治改革的架构后，大明沉闷的政治气氛开始渐渐清晰起来。
强力推行一条鞭法
政治改革的调子定好，张居正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不加赋而上用足”，在确定实行西汉财政大臣桑弘羊这一经济主张后，他大刀阔斧的采取了开源和节流双管齐下的方针。
万历三年，张居正决心整顿沉疴已久的官办特大型机构——驿站。
张居正经过调查后规定：一，非军国大事一律不得使用驿站；二，驿站接待规模只能是三菜一汤，不许送礼，任何人不得要求提高接待规格；三，实行通行证实名制，严禁转借他用。
政令颁布后，全国大批的官员因为违反规定，受到革职处分，全国公款吃喝之风为之一转。可惜张居正死后，由于以神宗为首的中央政府权力不受制约，带头大肆公款吃喝，到了明朝末期，变本加厉，一个王朝的气数也尽了。
万历五年，已经过了亲政年纪的神宗皇帝想表达对两宫太后的孝心，准备替母亲修葺一下已经破损的宫殿。
张居正得知消息后，立刻以帝师的身份加以阻止，并谆谆告诫自己的学生说：治理国家，一定要本着节俭的原则，现在国家正是用钱的时候，我查了下，两宫太后的宫殿三年前修葺的，现在应该还是可以住的，我看现在还是等等再说吧。一句话把神宗顶了回去。迫于老师的威严，十五岁的神宗不动声色，他已经把老师张居正权谋之道学得游刃有余。
“先生忠言，已奏上圣母，停止了”，太监向张居正口授了小皇帝的意旨。不可否认的是，张居正在宫廷内部的节流成绩显著，但这也为他被政治清洗埋下了祸根。
后来神宗的大肆敛财，好货成癖，正是来源于青春期对张居正过度节俭的反抗。
神宗甚至为此最后走火入魔。一个有名的例子是万历三十年，一日神宗病重，自以为时日不多，便吩咐太监传圣旨，一律取消自己发明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各种繁杂的税目。哪知道第二天自己病情好转，便要回了那道已经发出去的圣旨，于是税收照旧，照旧民不聊生。
在节流的同时，张居正运用考成法，动员国家机器，重点打击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及恶意偷税漏税的大户和财团。
万历四年，张居正为了推行一条鞭法，首先选择在他的家乡湖广地区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普查，然后开始探索新法实施的可行性。
一条鞭法是中国赋税制度一次划时代的变革，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借鉴意义，即便是在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后，一条鞭法仍然没有人亡政息。它使得大明帝国在万历一朝以后继续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
其实一条鞭法并不是张居正的首创，最早徐阶在嘉靖四十五年时在南方就开始了实验。
经过高拱当政时期的进一步推广，张居正在庞尚鹏、刘光济、海瑞在浙江、福建、江西、江苏等地实验的基础上，经过逐步地完善加工修改，再三的权衡利弊，先在自己的家乡湖广全省推行，等到有一定的成效后，最后决定从万历七年开始向全国全面推广开来。张居正政治生涯最为隆重精彩的大幕开启了。
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分为三部分：
（1）清丈土地，扩大征收面，使税负相对均平。针对当时存在的占地多者田增而税减的情况，只有从清丈土地入手，才能做到赋役均平。仅据部分清丈的结果，就增加了大片土地，使不少地主隐瞒的土地缴了税。
（2）为统一赋役，限制苛扰，使税赋趋于稳定，实行一条鞭法。以前是赋役分开，赋以田亩纳课，役以户丁征集，赋役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贡之类的额外加派。实行一条鞭法以后，全部简并为一体。将役归于地，计亩征收；把力役改为雇役，由政府雇人代役。由于赋役统一，各级官吏难以巧立名目，丛弊为之一清，使税赋趋向稳定，农民得以稍安。
（3）计亩征银，官收官解，使征收办法更加完备。我国封建田赋，唐以前基本上都是征实。唐代两税法虽以货币计算，但缴纳仍折实物。宋代征税，只是偶有折银。元代科差虽行色银，但积粮仍为谷粟实物。唯自明代一条鞭法实行以后，不仅差役全部改为银差，而且田赋除苏杭等少数地区仍征实物以供皇室食用之外，其余也均已一律改征折色，即折为色银。与此同时，赋役征课也不再由里长、粮长办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解缴入库。从此，不按实物征课，省却了输送储存之费；不由保甲人员代办征解，免除了侵蚀分款之弊，使征收方法更臻完善。
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以后，曾经改变了财政历年亏空的局面，出现了“太仓所储，足支八年”的富裕情景。大明帝国从死亡的绝境中开始舒缓了过来。
但是，十几年以后，由于神宗肆意搜刮，宦官弄权侵蚀，于田赋之外多次加派“辽饷”，新的税制又被完全破坏了。
直到清朝雍正年间，为了扭转财政的困境，准定在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实行摊丁入亩。
导演夺情大戏
就在张居正把所有的政治激情与智慧投到由他亲自推动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中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张文明死了。
这个看上去一点都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死，演变成朝野的一次对决，也差点改变了帝国的命运。
尽管最后，张居正依靠皇权的支持，依靠自己的专制取得了胜利，但由此带来的政治震荡却波及深远，他也最终被送上了历史万劫不复道德的绞架，连着他生前的所有荣耀被一起埋葬。
按照帝国的规定，自己嫡亲的祖父母、父母去世即“丁忧”，在朝的官员必须弃官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但也有例外，皇帝如果考虑到国家特殊的情况，一般会采用“夺情起复”，也就是剥夺官员丁忧的权利，重新起用为国家尽忠。
深谙权谋的张居正当然知道，这个时候，他是万万不能够离开内阁的，否则自己几十年的政治心血将付诸东流；而自己又不能够隐瞒父亲的死讯，否则王安石改革时代起用的李定瞒父死讯不报而遗臭千年，便是自己的下场。
张居正当然深谙其中的利害，在和自己的政治同盟冯保经过一番沙盘推演后，一幕夺情的好戏上演了。
没隔几日，张居正便以十万分的悲痛与虔诚向年仅十五岁的学生万历上疏，请求皇帝批准自己丁忧，以承全对父亲的一片孝心。
在皇帝得知这个消息一筹莫展之际，冯保和一大批亲近首辅之人也开始了“请求皇帝夺情起复张阁老”的上疏。
在母亲的授意下，小皇帝毫无意外地退回了张居正的《乞恩守制疏》，并下旨意说：我现在还很年幼，还是读书学习的时候，国家大事怎么可能离开了张先生呢，先生应以国家大事为重，对国家尽忠就是最大的孝道。
一切都按预想中的步骤进行着，为了应付朝野的舆论围剿，接到皇帝的挽留后，张居正连夜颇费思量地又赶写了一份《再乞恩守制疏》。
在这份疏里，张居正一改以前明快直接的文风，顾左右而言他，他说：皇帝这样的恩德我不知道怎么去报答，按理说，父亲去世，我应该去守制，但是我这个人呢，是非常之人，不拘泥于小节。
后来《明实录》记载到这一段时，毫不犹豫地加了这样一段编者按：观此，夺情本谋尽露矣。
就这样经过三次你来我往的虚假乞恩后，经过张居正旁敲侧击的善诱和冯保步步为营的点拨，小皇帝茅塞顿开，下达旨意：命张居正二儿子替父亲守制。
此刻，夺情大戏已成定局。改革大业胜利在望，张居正已经顾不得人言的可畏，他一再表示“自己仍愿守制，但圣命难违，但请求皇帝自己辞俸带职守制”。
从皇宫到首辅办公地点文渊阁相距不过千米，此刻对已经五十三岁的张居正来说，却走得异常艰难。
文渊阁里的孔子像端坐着，仍然昭示着在这里，儒学才是这个庞大帝国的真正统治。而这里的主人却公然违背了这一根基，等待他的已经是危机四伏弹章交至了。道德自律与国家责任在这里陷入了交缠状态。
明代特盛的士林学风，有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知识分子为了恪守职责道义，明知是抗旨犯上，哪怕会死到临头，但也会慷慨直言，坦陈己见，以一种万死不辞的坚决态度，毅然上疏抗辩，乃至将锋芒直指当朝权贵或皇帝。
儒学经典将“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然后立言”视作士人追求“三不朽”之圭臬。
张居正当初刚提到改革目的就是要富国强兵时，便立刻遭到了士林的攻击，认为这完全违背了儒学代表孔子主张的以仁治理国家的原则，张居正便曲解《论语》来回答说：孔子、舜帝、周公，开口说的都是“足食足兵”，他们的理念就是所谓帝王之道了吧，他们又何尝不想富国强兵。
几百年后，另外一个深怀改革大志的康有为也托孔子粉墨登场，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孔子改制考》为理论依据而推动的戊戌变法，但同样遭到了重创。
“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一向对佛家不屑一顾的张居正不得不给自己开出这样的精神药方。从天堂到地狱，对于权力的留恋，对于改革的期盼，他已经做好了当个烈士的准备。
果不其然，等同僚们已经知道张居正接受了“夺情”的内幕后，朝野立刻吵翻了天。那些一直被张居正采取铁腕手段打击的言官清流们坐不住了，他们认为这完全动摇了儒家治理帝国的根基，他们立即上疏万历，要求张居正按规矩守制，否则大厦将为之倾倒。
让张居正颇为尴尬的是，挑头跟他过不去的竟然是自己的两个得意门生。门生们也理直气壮地说：先生，我们这也是为您老人家好，否则天下士子会怎么去看待先生，先生一世的名声将会荡然无存，倾覆的时刻将会不远了。
张居正恼羞成怒，在他的暗示下，万历把当时叫得最凶的五个人叫到朝堂之上，进行廷杖，打到半死不活，把号称“五君子”的他们发配充军，其中就包括在这次事件中被打断了一条腿，后来为张居正平反而奔走的大名鼎鼎的邹元标。
若干年后，见证了帝国日渐衰落的这个天启年间的重臣，回忆这一次事件时满带歉意地说，做言官是要诤言别裁，而做重臣是要维护国家大业。他承认当时张居正不去守制有合理的一面，骂他禽兽不如是过了些。
也正是这个人，在天启二年，主导了对张居正的部分官方平反，而那时距张居正的死整整四十年了。这一年，大明的另外一位著名的天才将领袁崇焕从福建地方知县到京城兵部任职，从而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
表面上看，这场夺情大戏以张居正的彻底胜利而谢幕，事实上，也正是这次胜利，让张居正走向了统治这个帝国的整个庞大儒学士林集团的对立面，帝国真正的主人不是万历，更不是他这个抛弃儒学的首辅，而是这个以道德模范统治中国几千年的精英儒生们，国家是一个道德社会，帝国则是道德的执行机构。而张居正那时已经彻底成为由儒生们把持的舆论的公敌。
张居正的人生由此断裂，由于对权力的过度迷恋，等待他的是万历十一年大臣们争先恐后对他的彻底清算。夺情的暂时胜利更为他的倾覆埋下了最残酷的伏笔。
如果说因为夺情这一事件，张居正彻底得罪了文官集团，那么万历五年的正月，张居正也彻底得罪了他肉体意义上的真正主人万历。
这一年，在张居正的亲自操办下，小皇帝成婚了。按照历朝的规矩，皇帝成婚便是宣示已经成人，该是亲政的时候了。作为帝王之师兼这个帝国的首辅，他不会不明白，该是他全身而退的时候了。
然而，权力的诱惑，未尽的改革大业，让他终究还是无法放下。万历六年，在专政的国家机器的全力推动下，全国重新丈量土地开始了。这项浩大的工程直到他死都还没有结束。
这一年的春天，处理完手头重要的事务后，万历批准了张居正回江陵葬父的乞恩疏的请求。
从京城到江陵，他这个故乡的荡子，一走就是十九年。这一次，踏往故乡那一方土地，他不再是当初那个满腹才华的青涩少年，而是一手遮天的张阁老。他完成了人生当中最惊险的一次华丽演出。
坐着真定知府钱普特意为他赶制的三十二人抬大轿，由抗倭名将戚继光派遣的洋枪队为开路先锋，张居正端坐其间，两侧则是戚继光重金购买送给他享用的两个蒙古小妾。
在他回京的途中，路过襄阳和南阳时，襄王和唐王甚至亲自出城来迎接。这时候离开了紫禁城的张居正也不再谦虚，本应给王爷下跪的他只是作了个揖便安之若素。
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我非相，乃摄政也。
而这时候一些一心想巴结张居正的马屁精们集体给他送上了这样一副对联：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样威权镇主犯忌的话张居正居然欣然接受。这一切，当然也通过民间的渲染传遍了朝野。
当张居正从江陵再次春风满面地回到京城的时候，同是大明模范官员的海瑞的好友王用汲已经准备好了给他当头一棒。
这位同样以清廉著称的异类官员，在给已经十六岁的万历的上疏中要求皇帝亲政专断，以防止大权旁落，以生祸端。
王用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冲着正炙手可热的张首辅。
张居正知道事情原委后，异常愤怒，连夜给万历上疏，认为王的上疏是挑拨君臣之间的情谊，要求万历辨明忠邪。
张居正更是断言，王用汲用心险恶，而他主张万历专政皇权，是叫皇上步秦始皇和隋炀帝之后尘。
最后他以决然的口吻说道：皇上这么忙，学习任务还这么重，位居九五之尊，不能独断专一，不委任于我难道应该委任于他人？
值得一提的是，张居正也曾经给穆宗上疏要求独断专行，那时候的首辅是李春芳。
不过这一次，是他自己一次赤裸裸的要求独裁的宣示。物极必反，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张居正的估计。
十六岁的万历在问过他母亲李太后的意见后，仍然没说什么。这个从小就爱好书法表面很听话的少年，早已从他的老师那里学会了政治需要隐忍的权术之道。不过复仇的种子已经在他内心开始发芽了。
神宗只是在等待一个破茧的时间。毕竟现在，他只是一个名义的虚君。当下是属于张居正的时代，属于自己的时代还没有真正的来临。
万历清楚记得，因为朝政由张居正把持，一次自己实在闷得无聊，便和几个小宫女喝花酒玩游戏，这事被冯保告到了母后那里，母后知道后跑到祖庙准备废掉自己。在一再认错后，母后才决定让自己这个皇帝的存废“由张先生决定”，最后自己也不得不以“罪己诏”的方式保全了自己的帝位。
帝王的尊严被一张诏书撕得粉碎。“由张先生决定”这六个字像阴影一样吞噬着他过往的岁月。
延续了几千年的一元政治决定了万历必须学会继续沉潜，帝国的权柄还没有真正到他自己手上，而是在自己母亲手上，而母亲又是通过张居正这个首辅进行了一次权力的嫁接。在以孝治国的时代背景下，自己的母亲他没有办法清算，只能够把这一切算在这个张居正的头上。
万历八年，张居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有了很大的进展，日益空旷的国库又异常地充沛起来，北方的淹答汗经历过对帝国的几次征讨后，也元气大伤，老实了许多，总之这一年是四海承平，帝国日隆。
这时候，张居正又进行了一次内阁的重大调整，他把自己觉得可靠的人调整到内阁班子里，使自己的地位日益巩固。他又一次想到了汉朝摄政霍光的悲剧，霍光是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之弟，历武帝、昭帝、宣帝三朝，为刘家天下的延续与发展立下过殊功，不仅政由己出，而且一度掌握着太子废立的大权。正因为如此，皇帝对他给予了丰厚的回报，不仅让他位极人臣，而且凡跟他沾亲带故的都享受优渥的待遇。威权镇主，等霍光一死，宣帝便立刻对其残余势力进行了清剿。
由于皇权和相权矛盾的加剧，张居正不得不开始盘算自己的退路了。
他在给自己亲家的一封书信中写道：代皇帝摄政，其实是一个烫手活，骑着不好，不骑着也不好。
事实上，这时候的张居正也的确走到了悬崖边上。万历八年二月，他谋定而动，主动出击，给万历上疏乞恩，要归政回籍修养。
张居正在疏中最后这样说：一个人如果老是占据着高位，掌握着权柄，那就很危险了。想起万历五年夺情的那件事，我这些年来一直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这一年，万历十八岁，也早已过了十四岁亲政的年龄。青年皇帝接到张居正这份乞求归政的上疏后，不着一字，他把这个球踢到了母亲李太后那里。
太后打回了张居正要求退休的申请，并要张居正再辅助万历十二年，直到他长到三十岁。
张居正这时候既喜又忧，喜的是太后对自己仍然相信有加，忧的是自己恐怕这时候真是骑虎难下了。
经过一夜的思虑后，他再次上疏，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保留自己的首辅位置，退居二线，但不管具体的事情，皇上如果有需要，他随时可以还朝。
就这样，张居正一步步失去了最后翻身的机会，他天真地以为这样就可以平安无虞了。一个政治上极端聪明的人忽略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常识：龙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对此，万历用了意味深长的九个字来回答自己的张师傅：朕垂拱受成，忍离朕耶。
这时候的张居正也容不得自己了，他已经进退失据了。他只能拖着已经疲惫不堪的身躯继续挣扎着前行。
万历十年六月，已经病入膏肓的张居正再次给万历上疏。这一次，他用近乎哀求的语气恳求万历能够让他即将入土的身躯回到故土。万历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拒绝。
故乡回不去了。这个昔日的荆州才子重新拾起了已经久违的文学才思，写了这首《病怀》：
白云黄鹤总悠悠，底事风尘老岁年。
自信任公沧海客，敢希方朔汉庭仙。
离居可奈淹三月，尺疏何因达九天。
独坐书室不成寐，荒芜虚负北山田。
骨子里，他终究是个书生的种。
六月二十日，五十八岁的一代政治强人病死在北京的相府里。张居正再也没有如他所望，活着回到故土。他终于放下了一直念念不忘的改革大业，连着十年来一直未曾放弃的国家权柄。
清算张居正
张居正的死，宣告了一个辉煌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便也开始了。
中国历史上权力游戏的规则其实从来就不神秘意外，新的权力便是从清算旧有政治势力开始。
经过表面上必要的虚假的悲痛休克后，万历开始意识到，母亲权力嫁接的拐杖没有了，自己突然翻身解放当起主人了，属于万历的时代来临了。
张居正的权力通道当年也是从清算高拱开始的。这一点，神宗并不陌生，要建立自己的威权，必须清算张居正。
其实要清算张居正的不仅仅是万历，当年一直被张居正打压的那些清流言官们也终于熬到了这一天。他们深知，要在政治上扳倒这个前任阁老，必须先除掉张居正生前的政治盟友冯保。这个人屁股不干净在京城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只是那时候有张居正的庇护才一直没有被法办。
而此刻，继任首辅的张四维见机也立刻倒戈，这个被张居正提拔而一直没有实权的阁老也早就心生不满，他也需要通过清算张的旧余势力建立起自己的内阁班子团队。几股倒张的暗流开始汇聚。张四维在张居正死后，立刻授意他的门生李植列了十二条罪证弹劾冯保。
当万历拿到这份弹劾状时，高兴地一拍大腿说：我等此疏已经很久了啊。
很快，冯保被抄没家产，折算的白银相当于当时国库的一半。“欺君蛀国，罪恶深重”，但念在儿伴之情，被勒令回南京守陵。结果到了半路，冯保估计万历最后还是不会放过他，干脆用一根绳子自己了结。
事实上，国库里那时并不缺钱，经过张居正十年的革新，国库已经丰盈充沛。张居正死前，国库库存已经高达一千二百五十万两白银。后来日本丰臣秀吉侵犯朝鲜，大明帝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援朝战争，靠的就是这些白银。
冯保的死，推倒了清算张居正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接着，一直被张居正重用的戚继光等一大批亲张的高级军事将领相继被解职。渐渐地，已经死去的张居正再次成为士林舆论挞伐的主要对象，曾经的“废辽案”便成为万历清算张居正的序幕。
万历十年底，辽王妃进京向万历告状说，当年辽王被废全是张居正害的，后来辽王的田地家产也全部被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强占了。
在全国的一片倒张声中，许多张文明在江陵做的事情，在御史言官们添油加醋的弹劾中，都被移加到张居正身上。皇帝一估摸，按照这样算下来，张的家产至少比冯保多多了，张居正十年首辅建立起来的正面清廉形象也轰然倒塌。
神宗觉得该是自己动手的时候了。
万历十一年，春节刚过几天，已经二十一岁的万历迫不及待地下诏：张居正钳制言论，堵塞言路，专权乱政，罔负圣恩，本应开棺戮尸，但尚念曾为国家出过一些力就算了。于是剥夺给张居正的一切赏赐与荣誉，停止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和全国丈量土地，但保留一条鞭法，这大概算是张居正不幸中的万幸了。
一道圣旨扔下，彻底结算了张居正十年的首辅的政治生命。
然而即便这样，万历仍然没有解气，决定成立以张生前一直弃之不用，却刚刚被张四维提拔的刑部右侍郎邱橓为首的专案组，前去江陵抄没张居正的所有家产。
张居正终究没有逃脱历史长河里改革者悲剧的命运。生前十年首辅的荣耀的代价，最后换来的是自己儿子自杀的自杀，饿死的饿死，充军的充军，一门十几人饿死的人间惨剧。
这大概也不出乎他的意外吧。
张居正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过：政治就是这样残酷，你死我活，既然已经选择忘家为国，就不要说其他了，哪怕前面到处是机关陷阱，也只有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
梁启超说，纵观大明一朝，唯张居正算得上优秀宰相。后来因改革失败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应该不会忘记，同样，张居正也是大明帝国中最悲惨的首辅。
万历十五年，离张居正的死已经五年，二十五岁的万历皇帝端坐紫禁城，往事愤懑又涌上心头。
神宗下旨给工部：张居正在京城里被没收充公的房子究竟是作何用处，是卖掉了，还是租给别人了？如果是租给别人，又租给谁了？这一切，要查得水落石出，如实上报。
在这一年的年末，被解职后一直郁郁寡欢的戚继光孤独地离开了人世，而这个帝国的另一位模范官员海瑞在给一直弃他不用的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考语后也溘然西去。
这一年，万历亲自主持殿试，他给出的题目是“无为而治”。张居正的死，让他没有了阴影，没有了对抗，没有了算计。当他最心爱的儿子并没有如他所愿继承他的皇位时，他感到彻底失去了人生存在的意义。
他甚至已经厌倦了帝王所拥有的一切。当后来的许多重臣当面辱骂他时候，他也毫不理会，继续过了三十三年幽居深宫不上朝的生活。于是整个朝野官员尸位素餐，张居正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内阁门缩手缩脚，帝国沉沦的兆头开始显现。《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万历也。
还是1587年，关外的满洲人已经开始崛起。欧洲老牌帝国西班牙的舰队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征服大英帝国的计划了。
二百五十三年后，大英帝国的舰艇带着曾被西班牙征服的耻辱，也开始踏上了曾是大明的这块中华国土。
由于万历后期的昏庸，帝国已经风雨飘摇。1619年，已经崛起的后金领袖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开始对大明帝国宣战，在萨尔浒一战中，大败明军，歼灭明军约六万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听到前方失败的消息后的第二年，明帝国在位时间最长的万历皇帝在忧愤中撒手西去。
一天，曾是汤显祖学生的王启茂来到了荆州张居正的墓前，写下了《谒文忠公祠》一诗：
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肃衣冠。
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
国危思贤良。王诗一出，张居正的名字再次成为朝野议论的中心。
崇祯三年也就是1630年，满人铁骑呼啸关外，万历的另外一个孙子崇祯皇帝追思张居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振刷纲纪”的功绩，复荫其子孙，给予彻底平反。
这一年的八月，力挽狂澜的大明帝国最杰出的军事将领袁崇焕，在朝廷被满人收买的太监指认为资敌的对象，被判碟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行刑那天，袁崇焕毫无惧色，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刑场，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这一年他才四十七岁。
也是在这一年，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开始爆发。由于美洲白银开采量大幅度萎缩，导致供应国内白银稀缺，而那时的帝国政府进入白银时代已经久矣，经过一条鞭法的强力推广，白银已经渗透到帝国的各个角落，积重难返。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商人开始囤银居奇，社会下层不得不用更多的粮食换成白银来完成政府的税收任务，最终以一次天灾为导火索，导致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
一切都已太迟了。是帝国的宿命，还是个人的悲剧？
历史在这里打了颤，又折了回去。
十四年后，帝国在农民暴动和关外满人的铁蹄下倾覆。而这时，张居正已深埋地下六十二年了。
历史的车轮依然滚滚向前。1943年，日寇的铁蹄在中国国土上横行，中华民族再次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一代大儒朱东润先生带着温存与敬意在炮火中完成了一本划时代的巨作《张居正大传》。一代改革家开始血肉丰满地走出数百年历史的误读。
朱先生在书中结尾这样泣血呼喊道：国家不是一家一姓的事，我们追溯祖先可歌可泣的史实就是要借鉴传承。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历史就是这样的诡秘，生前一直想对张居正开棺戮尸的万历皇帝终于没有等到那一天。1966年，在中华民族另外一场大灾难的前夕，他和张居正的墓室同时被打开了。历史的悲剧几百年后再次被重演。
如今张居正又被安葬在荆州张家台神道尽头的巨大墓冢中。墓冢前，由石龟驮起的高大墓碑上，用楷书恭刻着“大明左柱国太师太傅张文忠公之墓”朱红碑文；墓冢前的石香案上陈列的石香炉、石烛台里余烬尚温。院外车水马龙。一切都恍如隔世，泫然无语。
正如著名诗人北岛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