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的帝国
王安石黯然回到江宁后，一心想要振兴帝国的神宗这个时候却表现了少有的坚韧，改革依旧在他一个人的坚持中缓缓前行。
历史应该向这位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致敬，他是帝国真正的孤独英雄。
1085年，心力交瘁的神宗驾崩，十岁的哲宗即位。神宗的母亲立刻召回司马光担任宰相，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终究还是没有走出时代的局限。司马光一上任，新法一夜之间全部被其废除，改革派人士一律被贬流放。
司马光甚至提拔了一个根本没有一点财税知识的士子，让这个人去领导国家核心的财税部门。
这件事，就连当时司马光好友兼资深粉丝晁说之也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在《晁氏客语》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司马温公作相，以李公择为户部。公择文士，少吏才，人多讶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于利，举此人为户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贪吏望风掊刻之心也。
一个国家重臣，居然意气用事到如此程度，提拔一个士子去做财政部长，只是为了推崇“人应该重义不重利”的儒家美德。
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这样论道：古代的中国其实不能够算是真正意义一个国家，它只是一个王朝，统治这个王朝的不是财政税收，而是文化思潮，这导致国家统治能力的一种持续下降。
其实黄先生只是站在一个纯历史学者的技术角度，他也只说对了一半。对受儒学熏染几千年的中国士生而言，君主就是代表天下，王朝就是他们眼里的唯一国家，背叛所服务的王朝就是背叛国家。把王朝和国家分开的那些士子官员，几乎都经历过朝代的更替，都被后世打上“贰臣”的耻辱印记。所以无论是对于持续下降的国家能力，还是代表这个国家执政的文士集团，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品行操守都无可挑剔，但国家注定会以一场连带这些士子的生命的悲剧作为收场。这是中国政治常识的悖论。
京城的消息，传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王安石那里，他心如刀绞，但此时已是一介平民的他，只得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司马光取消一切新法，在保守派内部也立刻掀起了反弹，当初一直反对免役法的大文豪苏轼认为其法有可取之处，应该予以保留，但这一建议遭到了拒绝。
事实上，在神宗去世的一年前，被贬黄州重新被召回朝廷任制诰的保守党重要领袖苏轼，在路过金陵时，在秦淮河畔见到了已经罢相归隐的王安石，在这次会见中，这位昔日政敌表达了对王安石迟到的歉意，认为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有积极意义，当初自己不应该加以阻挠反对。苏东坡见王安石布衣单驴，曾留诗感慨：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两个风云际会的才子，都是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年少成名后，在经历了个人政治命运的沉浮后，终于达成了和解。苏轼看见王安石羸弱的背影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叹道：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1086年，王安石在新法被废的悲愤中孤零零地离开了人世。那个他和神宗一起编织的大一统帝国的梦中花朵，在他生命最后无力的一声叹息中凋零了。
尚在病中的司马光得到王安石逝世的消息后，怅然良久，立即给代理主持政务的宰相也是反对派的吕公著写信，让他向太皇太后和哲宗禀告，请求皇帝给予优待，加封王安石为太傅。
司马光在信中这样评论这位昔日的对手：介甫（王安石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逐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
按照这个标准，司马光认为作为一个文人执政集团考核最为重要的两条“文章”和“节义”，这两条王安石堪称完美，可打满分，因而也可以享受朝廷赠予的“太傅”这一无上荣耀。但是司马光认为作为改革家来说，王安石是负资产。
已是制诰的苏轼替皇帝起草了这一诏令。苏轼云山雾罩，替皇帝起草了这么一个公告加封令。当然，这是司马光的意思，也是这位文坛大才子苏轼的想法，这篇苏版御旨更像司马光那封信的升级版。
这对王安石既算是一种安慰又一种是悲哀，安慰的是，他骨子里残存的一点文人情结得到了最高规格看似公正的认可，悲哀的是，他一直看重的天下革新的价值理念却全部被推翻。好在王安石一切都看不到了，否则以这位老兄的禀性，怕是又免不了一番坚决拒绝不受的抗争。
五个月后，司马光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两个伟大的人物在那样一个时代同时出现，既是时代之幸，也是国家之祸。尽管两人的个人的道德都完美无瑕。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之争，即使是在他们离开人世许多年后，也没有一刻的停止，最后愈演愈烈，导致新旧两大政治集团的恶斗，席卷了整个朝野。大宋帝国的元气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消耗。
对于变法的争议并没有随着几个主要当事人的去世而停止，反而随着权力的屡次更替而愈演愈烈。
司马光死后，改革派立即攻击司马光，并把矛头指向了保守派的最大支持者神宗的母亲高太后。
太皇太后一怒之下，立刻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改革派列入奸党，并勒石向全国予以公布。
后来，老太后一命呜呼。改革派再次上台，把司马光等保守派人士也列为奸党。
如此几个反复，大宋的精气慢慢被耗尽，腐烂死亡的气息开始逼近了帝国。
1127年，一个立国已经一百六十多年，创造了辉煌文明的王朝，轻易就被兴起才十几年的武夫金国轻轻一脚颠覆了，史称“靖康之耻”。
一个庞大的帝国，只有文治，而没有武功，就像一个空有强壮华丽外表而不举的阳痿男人，最后愣是活生生的给一个没有多少文化基因的蛮人给办了，留给历史的只能是一个王朝的文艺背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国家民族陷落外邦，一个帝国大一统的王朝和正统的儒学价值在这里被撕得粉碎。
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1279年，另外一个兴起的外邦又一次打败了这个帝国苟延偏安的小王朝，一个帝国被两个异族，以同样武力的方式蹂躏两次，这在历史上罕见，也实在是对这个帝国一种滑稽的讽刺。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那些民族壮士的慷慨悲歌声里，该带着怎样的绝望与哀痛？
已经离开人间四十一年的王安石，在地下听到这个声音了吗？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围绕着王安石身后的故事仍在以悲剧的方式延续着。
北宋帝国灭亡后，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跑到了江南，拉去一帮人，偏安小朝廷又紧锣密鼓地重新开张了。
一个庞大的帝国，一夜之间崩盘。到底谁要对此承担政治责任？
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和前朝切割的政治遗产。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已经沦为金人的俘虏。辅助宋徽宗的八十岁的蔡京也在流放途中活活饿死，被打入了历史的监狱。剩下来，只有已经死去的王安石可以做为替罪羊了。
经过偏安小朝廷的一番研究讨论，宋高宗赵构最后拍板给出政治定论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事实上，北宋帝国的灭亡，赵构其实也难辞其咎。早在开封被金人围困之前，宋钦宗早已命令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赵构去河北招兵买马。
打着皇帝的旗号，赵构很快招募到了十余万人马，然而，就在首都被困的最后关头，赵构却拥兵自重，目睹自己的父亲和哥哥被金人俘虏，自己却打起了南下称帝的馊主意。
北宋帝国的灭亡皆因王安石变法之过，这一结果，就这样被写进官方的结论中了。
南宋偏安后，由于赵构没有吸取血淋淋的教训，没过几年，仍然采取以文抑武的治国策略。边境岌岌可危，著名军事领袖岳飞被文臣秦桧迫害致死，导致一大批军事将领开始避祸远离朝廷。朝廷依然沉浸在乐不思蜀的一片承平歌舞之中。
当时一个失意文人林升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政治讽刺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而当时的士子们看见皇帝整天醉死梦生，根本就没有收复故国去救自己父兄的意思，最后干脆也跟着这个帝国的老大一起happy。中国士大夫的传统血性开始在这个偏安王朝渐渐被阉割，人格价值发生了第一次根本性的动摇。及时行乐开始成为这个曾经的精英集团中的主流理想。
明亡清兴。士大夫的儒士道精神甚至一度崩溃。这个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文人执政集团开始一代不如一代，到今天只剩下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花架子。
到了南宋末年，崛起的蒙古人开始打到南宋都城杭州。蒙古兵所到之处，守城文人官员根本不懂军事，纷纷投降或逃走，甚至朝廷宰相贾似道和陈宜中也不告而逃。
那时候，颇有贤名的谢太后只得从幕后走到台前，担负起拯救这个没落帝国的重任。这位一向仁厚的太后在召见满朝文官大臣时下了这样训旨：三百年来，我们赵家一直对你们士大夫不薄，现在国家有难，而你们这些满口仁义的大小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你们这样避难偷生，还有什么人格可言吗？现在还是赵家的天下，从现在起，一旦退守逃跑，朝廷将严惩不贷。
但这一切都已挽救不了这个偏安王朝的命，经过了152年的唯唯诺诺后，这个帝国的偏安王朝，最后在南方的一片汪洋大海中搁浅沉没了。跟随陪葬的还有这个帝国十多万的忠实子民。
王安石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中，他的名字和苏轼、司马光、欧阳修交织在一起，恩怨难断，以至于无数的后来者众说纷纭，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
他个人才华和道德的卓越，让他的政敌们都心生敬意。以至于梁启超这样断言：夏商周三代以后，王安石是唯一的政治完人。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王安石那一阕《金陵怀古》，改革未竟的事业，竟然为他身后的政治生命作出了宿命般的注解。
根植于中国顽固保守的政治土壤中，缺少透明的政治游戏规则，那些试图革新的闯关者们总是被围剿误读，品行足可以傲苍雪的王安石也未能逃脱。他们无可避免地成为悲剧的主角和历史的囚徒。
这是帝国的悲剧，也是我们的悲剧。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漫长岁月里，一代代帝国的先知先行者们，为了完成强国富民的宏愿，抵御异族的侵略，完成天下一统太平的蓝图，他们在那个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狂想与热情，甚至他们的瑕疵与幼稚，都不该受到批评与嘲讽。
我们至今缺少一种真正骨子里对这些改革者们起码的宽容，缺少对历史深处的敬畏，缺少对国家苍生的担当。
也正是因为这些在外人看来不切实际的改革者们，才是使得帝国一步一步推动着前行的真正密码。
王安石的大国一梦在1067年的那个春天，化为江南的一场春雨，撒在了中华大地上。
大国一梦，仍在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