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贸易理论，最先是针对国际分工与贸易而提出来的，后来被区域经济学家用于研究区域分工与贸易。早期的分工贸易理论主要有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与奥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等。绝对利益理论认为，任何区域都有一定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若按绝对有利的条件进行分工生产，然后进行交换，会使各区域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区域生产率，增进区域利益。但绝对利益理论的一个明显缺陷，是没有说明无任何绝对优势可言的区域，如何参与分工并从中获利。比较利益理论解决了绝对利益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认为在所有产品生产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没必要生产所有产品，而应选择生产优势最大的那些产品进行生产；在所有产品生产方面都处于劣势的国家和地区，也不能什么都不生产，而可以选择不利程度最小的那些产品进行生产。这两类国家或区域可从这种分工与贸易中获得比较利益。比较利益理论发展了区域分工理论，但它不能对比较优势原理的形成做出合理的解释，并且与绝对利益理论一样，它是以生产要素不流动作为假定前提的，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赫克歇尔与奥林在分析比较利益产生的原因时，提出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他们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这是国际或区域分工产生的基本原因。
如果不考虑需求因素的影响，并假定生产要素流动存在障碍，那么每个区域利用其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就处于有利的地位。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补充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地域分工理论，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该理论舍弃了技术、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别，并假定各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是一样的，从而把比较优势当成是绝对和不变的；二是在分析中所包含的生产要素不够充分；三是完全没有考虑需求因素的影响；四是对自由贸易和排除政府对贸易的干预的假定等与现实不符。
四、梯度转移理论
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理论。
该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即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等四个阶段。此后威尔斯和赫希哲等对该理论进行了验证，并作了充实和发展。区域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便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其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的专业部门所构成，则说明该区域具有发展潜力，因此将该区域列入高梯度区域。该理论认为，创新活动是决定区域发展梯度层次的决定性因素，而创新活动大都发生在高梯度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而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与梯度转移理论相类似的是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的雁行模式，他将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列为不同的发展梯度，并冠之以第一、二、三、四批大雁等。
梯度转移理论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梯度转移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难以科学划分梯度，有可能把不同梯度地区发展的位置凝固化，造成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
五、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最早由佛朗索瓦·佩鲁提出。汉森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该理论从物理学的“磁极”概念引申而来，认为受力场的经济空间中存在着若干个中心或极，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每一个中心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产生相互交汇的一定范围的“场”。这个增长极可以是部门的，也可以是区域的。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应把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发展。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主要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
1945年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首次提出增长极概念，其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之后，经一些学者的研究，这一理论有进一步的发展。
布代维尔（Boudeville）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在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
地区经济意义上增长极理论的发展。1957年缪尔达尔（Myrd-al）在他的代表作《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中提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这些区域就能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
产业经济意义上增长极理论的深化。1958年赫希曼（Hir-schman）也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了“发展是一连串不均衡的锁链”的命题，指出“发展确实是按照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由一个行业引发另一个行业增长的方式进行的。”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他提出了产业关联效应概念。
增长极理论空间组织上的表现。弗里德曼（Friedman）考虑到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外围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
六、点轴开发理论
点轴开发理论，最早由波兰经济学家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点轴开发理论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但在重视“点”（中心城镇或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增长极作用的同时，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轴”即交通干线的作用，认为随着重要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河流航线的建立，连接地区的人流和物流迅速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形成了有利的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产业和人口向交通干线聚集，使交通干线连接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点，沿线成为经济增长轴。在国家或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生产要素在“点”上集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
该理论十分看重地区发展的区位条件，强调交通条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点轴开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单纯的增长极开发，也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开发基本上是按照点轴开发的战略模式逐步展开的。我国的点轴开发模式最初由中科院地理所陆大道提出并系统阐述，他主张我国应重点开发沿海轴线和长江沿岸轴线，以此形成“T”字形战略布局。
七、网络开发理论
网络开发理论是点轴开发理论的延伸。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个地区形成了增长极即各类中心城镇和增长轴即交通沿线，增长极和增长轴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在较大的区域内形成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网及交通、通讯网。在此基础上，网络开发理论强调加强增长极与整个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交流的广度和密度，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城乡一体化；同时，通过网络的外延，加强与区外其他区域经济网络的联系，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将更多的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促进更大区域内经济的发展。
网络开发理论宜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应用。由于该理论注重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因此它的应用，更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八、累积因果理论
累积因果理论由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后经卡尔多、迪克逊和瑟尔沃尔等人发展并具体化为模型。缪尔达尔等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这后一因素的变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前一个因素的变化，并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趋向于强化而不是弱化区域间的不平衡，即如果某一地区由于初始的优势而比别的地区发展得快一些，那么它凭借已有优势，在以后的日子里会发展得更快一些。这种累积效应有两种相反的效应，即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指落后地区的资金、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落后地区要素不足，发展更慢；后者指发达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向落后地区流动，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
区域经济能否得到协调发展，关键取决于两种效应孰强孰弱。
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回流效应都要大于扩散效应，这是造成区域经济难以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缪尔达尔等认为，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要有政府的有力干预。
这一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九、中心一外围理论
中心一外围理论首先由劳尔·普雷维什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主要是阐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中心一外围不平等体系及其发展模式与政策主张。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将中心一外围理论的概念引入区域经济学。他认为，任何国家的区域系统，都是由中心和外围两个子空间系统组成的。资源、市场、技术和环境等的区域分布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当某些区域的空间聚集形成累积发展之势时，就会获得比其外围地区强大得多的经济竞争优势，形成区域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落后地区）相对于中心（发达地区），处于依附地位而缺乏经济自主，从而出现了空间二元结构，并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强化。不过，政府的作用和区际人口的迁移将影响要素的流向，并且随着市场的扩大、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化的加快，中心与外围的界限会逐步消失，即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推动空间经济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
这一理论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即政府与市场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缺一不可，既要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不足方面的作用，并大力改善交通条件，加快城市化进程，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十、城市圈域经济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圈域经济发展成为各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流。各国理论界和政府对城市圈域经济发展逐渐开始重视，并加强对城市圈域经济理论的研究。该理论认为，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核心作用。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城市为中心，以圈域状的空间分布为特点，逐步向外发展。该理论把城市圈域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有一个首位度高的城市经济中心；二是有若干腹地或周边城镇；三是中心城市与腹地或周边城镇之间所形成的“极化～扩散”效应的内在经济联系网络。
城市圈域经济理论把城市化与工业化有机结合起来，意在推动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协调，对发展城市和农村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现代化的空间布局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空间布局战略。建国以来到20世纪末期，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即从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向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从区域平衡发展战略转向局部区域优先发展战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第一次系统提出和阐述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部署，即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标志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第三次转向，即从局部区域优先发展战略转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三次转向
1949～2005年，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三次大转向。第一次大转向是1949～1979年，从不平衡区域发展战略到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过程中长期形成的特征之一。这种状况虽然是由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以及不断遭受外来入侵的环境所决定的，但也与政府的战略选择有直接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是中国政府必须进行战略考虑的问题之一。1949～1979年，中国决策层逐渐形成和实施重点发展内地，推进区域平衡发展的战略，实现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次大转向。根据上述战略构想，“一五”时期，中国政府依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将全国划分为沿海和内地两大经济地带。国家侧重发展内地。
1958年，中央设立七大“经济协作区”，试图建立不同水平、各具特色、工业体系相对完整、均衡发展的经济区域。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从国防需要出发，根据各个区域国防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布局上将全国分为一线、二线、三线等三类区域。经济建设和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三线地区。总体上看，1979年以前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特点是：强调各个区域的平衡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心是内地。例如，“一五”时期，内地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的53.3%，“二五”时期占55.9%，“三五”和“四五”时期，内地基本建设占全国的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