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逢盛夏，正午，林中一丝风也没有。一时兴起，四个人，两把大锯斗得难分难解，挥汗如雨，便一起脱光上衣和长裤，只穿了一条内裤。送午饭来的女同学赵胖竟无声无息地穿出密林，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那时，我们一派书生气，平日无论多热，小伙子们至少也要穿件破背心，从未打过光巴胴。也许根本没有料到几个小伙子会全都穿得这样少，赵胖一下愣住了，涨红了脸站在那儿，一时手足无措。我们正斗得物我两忘之际，忽觉眼前一亮，恍惚中见一个穿红花短袖衬衣的姑娘站在面前！也许是热，也许是羞，她胖乎乎的圆脸上挂几粒汗珠、飞两朵红霞！赵胖其实远算不上胖，丰满而已。忽觉绿色的山林中万籁俱寂，还真有点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境！几个人便也一齐呆呆地望着她，好一阵才猛然回过神来，慌忙穿上背心和长裤。为掩饰窘态，嘴快的韩凯忙说些诸如“一个人走林子怕不怕”、“送的啥子好吃的”之类的废话，手快的我忙接过她的背篼和提在手中的半桶菜汤。背篼里是一个搪瓷盆扣着的大搪瓷盆，我揭开一看，哟，冒冒的好大一盆洋芋干饭！还有一大碗青菜。我们的胃口好极了，一阵狼吞虎咽。记得很清楚，那一大盆干饭，估计要七八斤米加七八斤洋芋才煮得出来，最后只剩下几个光洋芋在盆底滚来滚去。
半个多月，我们四个人改了几十方椽子，给林场换回近千元人民币。那个年头，那可是笔不得了的巨款！是林场年终分配现金的大头。
你说，我们劳动强度大，肚中又缺油水，饭量自然大些，怪得着我们吗？叫我们怎么改正？
那次火塘边的民主生活会，最终变成一场激烈的争论和争吵。原先被一团和气的表象所掩盖的各种问题，一下暴露出来了。真是“槽内无食猪拱猪”呵。看来，乌托邦似的林场内部矛盾重重。
时间到了1967年年初。一个寒冷的冬夜，许多男生照例围着火塘洗脸洗脚。几乎所有男生都只有一个搪瓷盆。先当洗脸盆，去厨房大铁锅里舀了半盆热水，端到火塘边。
洗了脸，拧干洗脸帕拿在手中，把脚伸进那热水中去，洗脸盆变成了洗脚盆。
不久前林场进行了年终决算，我们的劳动日值两角九分五厘钱。我们中体力最强的，劳动一天，初时记八九个工分，后来会耕田犁地了，最多也就九分七八。劳力弱点的记七八分，更差的只有六七分。十分算一个劳动日，我们多的做了三百多个劳动日，少的也有两百来个劳动日，那差不多是天天出工了。可扣除口粮款后，最多的分了不到三十元钱。
火塘边很自然地议论起年终分配。有人大惑不解地说：“恁个辛苦地劳动了一年，怎么才分了七块钱？还买不到穿烂了的那身衣服和那双鞋呢。”我调侃道：“不少不少，如果换成日元，就是一千元了。”韩凯一算，嚷道：“啥子哟，一日元才当我们七厘钱？不可能不可能！”于是韩凯和我为人民币与日元的比值争了起来。本是好朋友的我俩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打赌，说错了如何，对了怎样，最后却毫无结果。没有权威裁判，更没有图书馆可查资料。记得两三个月后，我竟从一张偶然得到的《参考消息》上看到答案。忙拿去给韩凯看，他却说：“《参考消息》上说的，不作数。”
有一次出了个事故。
好几个人围着火塘取暖。我坐在长凳的一头，光足踏着自制的木板拖鞋，鞋跟轻踏在塘边石上。两手各拿着一只刚洗净了的袜子，一边与同伴吹牛，一边专心地烘烤着袜子。
这是双很舒适耐穿的尼龙袜。那时尼龙袜很贵，花了二元八角钱，用去一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夏天不必穿，春秋舍不得穿，冬季天冷才穿。而今过了大半年，足跟部磨出个小洞。我要在临睡前把袜子烤干、补好，明天才有穿的。繁重的体力劳动，衣服的肩背部，裤子的膝部都很容易磨穿，我和大多数男生都学会了自己补疤。有的补得好些，有的手艺则很孬，那颜色不同的补丁东拉西扯的使衣裤变了形。有的男生补不好，就厚着脸皮找女同学帮忙。有些人也可能是“别有用心”，是在找机会相互接近吧。但为了避嫌，这种补衣之类的帮忙通常正大光明地在火塘边进行。那时恋爱似乎是不允许的。也有一两个小男生人缘既差，又懒，常穿着有破洞的衣裤。就这点而言，还比不上农村小伙子，他们有家，有母亲或女人。
火塘边还有好几个人和我一样，在烤袜子，烤解放鞋，还有烤衣服的。有的懒得拿着，于是塘边插了几根小棍，挂着要烘烤的鞋袜之类。尼龙袜易烤干更易烧坏，我正小心地翻烤袜子，不防长凳另一头的人忽然起身离去，长凳猛地翘了起来，我一下失去重心，木板鞋飞了，不知怎么右脚竟一下伸入炽热的火塘灰中，火塘边顿时响起几个女生的惊叫声。我爬起来一看，足底皮厚没什么，足背红了一大片，霎时冒起了几个大泡。若是现在得马上去医院。当时条件太差，仅打盆冷水浸了一阵，擦了些菜油。使旁人惊奇的是，我几乎本能地把尼龙袜举得高高的，袜子一点也没受损！
脚有伤上不了坡，手还闲不住。这天，管家“存半”便安排我和不知什么缘故也留在家里的“圣人”去办米。“存半”当然不是真名，她叫程姑琳。她年龄和我们也差不多，却极具中国妇女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美德。凡收获的粮食蔬菜，她必优先考虑怎样妥善贮藏，细水长流。故大家戏称她为“存半”。记得那次过春节，她竟变戏法似的搬出了各种平日难得一见的零食：葵花子、南瓜子、核桃、板栗子，甚至还有几大捧晒干了的枣子！
火塘边的方桌上，一时还真有点琳琅满目，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一点点贮存起来的。
“真理往前半步就是谬误”。“存半”有一次却也“存”出了问题。秋末，我们收获了许多好吃的大萝卜贮藏在窖里。进入冬季后，饭桌上蔬菜越来越少。同学们多次要求：窖里有那么多萝卜，为什么不拿出来吃呢？“存半”却说：“慌啥子慌！恁个长的冬天才刚刚开始，没得菜吃的日子还长得很哩。”坚持现在没到吃萝卜的时候。不料等她认为到了可以吃萝卜的时候，大家搬开火塘边窖上的大石板一看，表层的萝卜已经生出两尺多长的芽，完全空心了，下面的已完全烂了！大家心痛得好一阵埋怨。她当然也难过极了，眼睛红红的，当场掉下泪来。
话题还是回到办米。所谓“办米”，就是把谷子“办”成能下锅煮饭的米。办米至少有四步：砻、风、舂、筛。又要技巧又费力的过程就不说了。我这人生来命苦，这类手上活常常是一看就会。舂米我不惜力气，筛米则技术娴熟，办的米又白又熟，“存半”很满意。
交了差，也很疲乏了。我随便擦把汗，和“圣人”坐在院边石板上休息，悠闲地等着去黑石窖的大队收工回来。远远看去，对面那匹向南延伸过去的大山，像一帧静止的画。
夕阳的余晕，把青绿的山的上半部涂上明亮的金色。好像大山后面有双巨手在拉动一块巨大无朋的金色幕布，只见那金色的幕布向山顶滑上去，很快消失了。远远的，出现了一些隐隐约约的人影，人影渐渐连成了一条细绳，那细绳时断时续、时隐时现，在画中缓缓游动。因那细绳的游动，彰显出那山的峥嵘和路的蜿蜒。我站起身，挥动双手吆喝，长长的吆喝声在山谷回荡。细绳中有人挥手响应。
虽然看到了，也喊应了，那队人真走拢还要很久，我坐下和“圣人”继续聊天。也许是汗流多了没地方畅快地冲洗一下的缘故吧，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故乡重庆的两条大江。我讲起了那年暑假畅游嘉陵江的得意往事。正发大水的嘉陵江，浩浩荡荡、奔腾咆哮，处处是变幻莫测、暗伏杀机的急流旋涡鼓涌。艺高人胆大，我与一个同伴从磁器口下水，在滔滔洪流中顺流直下，经高家花园、石门、红岩嘴，直到化龙桥才慢慢收水靠岸。说到兴起时，不禁手舞足蹈、得意忘形。
“圣人”叫邹在柏，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秀发齐耳。性格有些内向，说话多轻言细语。有时笑也努力地抿着嘴，颇有笑不露齿之大家闺秀风范。因古文好，有时又冒出一两句之乎者也，遂被戏称为“圣人”。记得有一天晚饭后，也是在火塘边，大家天上地下瞎吹。不知谁说到毛主席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又扯到辛弃疾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皆是何等的气魄。“圣人”一时兴起，极认真地说近来她也填了三首词，并当众背诵。如今“圣人”见我说得热闹，也渐渐话多起来。她动情地讲起小时候妈妈给她缝衣服的事。她说，妈妈缝的衣服好像总是大些。略一停顿，“圣人”忽然很郑重地说，她还穿着三岁时妈妈亲手给她缝的背心，问我信不信？我说三岁时穿的背心，现在怎么穿得？
不信不信！她见我怎么也不相信，急了，一边申辩一边还顺手掀起衣角，以示正穿在身上。余光一瞥，那好像是件深色的马甲之类。
话题不可避免地扯到将来想干什么。提起将来，我和“圣人”的心情不约而同都沉重起来，刚才的兴致一下飞到九霄云外。我站起身，茫然四顾，不由想起李太白的诗句：“拔剑四顾心茫然。”许久，遥望南天，一缕低沉缓慢的男低音飘荡在山谷的风中，那是在知青中传唱已久的歌：
离别了山城已不知多少年啊亲爱的故乡，望了又望眼前总是一片凄凉和渺茫。
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故乡的面貌？
什么时候才能和亲人欢聚在一堂？
唱着唱着，我发觉自己眼中已有泪花。不知何时“圣人”也低低地跟着唱起来。
并不算太笨的我和“圣人”想来想去，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在这里挖地怎么能大有作为。沉默许久，胡乱设想了几种可能后，我有些丧气地对“圣人”说：“其实扫马路也是不错的职业。你想，那扫帚有好重嘛。当然是去扫重庆的马路。”“圣人”告诉我：“回重庆去当看门人也可以，最好是图书馆的看门人。”她说：“可以随便看好多书。”若干年后，她终于可以去重庆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随便看好多书”了。不过不是以图书馆看门人的身份，而是以大学教师的身份。
1967年3月初的一天傍晚，我们的火塘边来了两个颇有些神秘的客人。为什么说颇有些神秘呢？理由有三。首先，那是两个陌生人。他们也不认识我们林场的任何一个人。不像以往的来客，多是林场某人的同学朋友之类。其次，两人的举止也有些奇怪。
挎包中明明有什么却藏藏掖掖地不痛快地拿出来。看得出，他们刻意避开场长和任何老场员。最后，两人的言谈更不寻常，他们是来串联的！
在这之前，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也知道些文化大革命的消息。都说大城市里的大学生们不上课了，干些游行、贴标语或到处串联之事，离我们远得很。那两个人却把文化大革命拉到了我们身边。
傍晚，场长和老场员都回家去了。在火塘边，只有我们知青了。他们从挎包里拿出那卷神秘的东西，那是一卷传单。他俩从中抽出几张递给我们。传单的刻板和油印都很不专业，字倒看得清楚。就着火塘中晃动的火光，见那传单抬头赫然一排大字：告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同胞书。内容大致是列举了社办林场的若干弊病，号召全体重庆知识青年行动起来，砸烂社办林场。特定于3月12日，全体重庆知识青年到县城参加大会，商议砸烂社办林场的事。落款是“1079战斗团”。
来人极为健谈，满口新名词，也许可算“文革”中通江县知青中的先知先觉者。原来他俩一个是通江知青，叫马朋（化名。应本人要求，隐去真名），另一个是巴县知青，叫范根红。两人是重庆三中高64级的同学。年初，两人回渝探亲，接触了“文化大革命”。想到重庆知青在大巴山的艰难处境，一时雄心万丈，觉得要为改变知青们的命运干些什么。
两人联络了几个志同道合的知青（有通江县春在林场的，还有巴中的、万源的，姓名都记不太清楚了），弄了台油印机，辗转回到通江。在离县城近的春在林场安营扎寨，竖起“1079战斗团”的旗帜（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个人便是一个“团”）。他俩解释了“1079”的含意：“1”像扁担，“0”似背篼，“7”如锄头，“9”若粪瓢。即“1079战斗团”是知识青年自己的造反组织。由马朋主持，范根红执笔，几个人夜以继日印刷了几百份《告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同胞书》。怎么送到全县那么多知青手中呢？当时唯一可行的送达方式竟和古人一样，背在背上，跋山涉水，用双脚走去！“1079战斗团”的人分成若干组，一组去县城，找掌权的县武装部长，争取集会得到批准。还要与“安办”及造反派沟通。另几组，负责把《告同胞书》送到全县的每一个林场。林场分布在县境内的崇山峻岭之中，由一个林场到另一个林场往往要翻山越岭走几十上百里，餐风宿露、忍饥挨饿是免不了的。他俩的任务本是去县城与上层沟通，因东风林场在全县知青中具有号召力，故他俩先到了我们林场。
东风林场全是重庆七中的应届毕业生，算办得好的。当时我们内心深处，已对前途充满忧虑和迷茫。更有一些林场由于种种原因，连吃饭都成问题。也许知识青年们天真地认为，砸烂了社办林场，才有可能改变现状，甚至可能回重庆去。不是有句名言叫“不破不立”么。加之静极思动，听到说全县知青都到县城开会，肯定热闹。还可见到平日很难见到的在其他林场的朋友、同学，故无不踊跃。
3月12日一大早，我们林场的知青几乎倾巢出动。虽说服装不可能统一，但有一样装扮却很一致：每人都左肩斜挎一个林场统一做的小红书包，右肩斜挎一个也是林场统一买的仿军用水壶。小红书包内装几本32开的小册子，其中“红宝书”是必备的，另外还有《十六条》之类。从我们林场到通江县城有两条路。一是从梁上走，号称九十里。二是经浴溪口到县城，先走五十余里小路，再走17公里公路，两者相加也有90里，好像差不多。但公路长度比较真实。虽说是公路，又绝无车坐，故通常情况下，都走梁上。
我们三十多人一路急行，刚过午便来到县城外。有几个负责联络的知青远远看见，便高兴地跑到城外迎接。看到我们统一的小红书包和水壶，他们兴奋地夸我们阵容整齐，认为又到来一支主力军。肚子早饿了的我们涌进一个小食店，每人吃了四五碗小面，空碗在桌上叠了很高。林场治保委员、好出头露面的韩凯和知青副场长皮永诚两人，便跟负责联络的知青去了。
后来韩凯告诉我们，他们去了大会筹备组（好像是邮电局旁的空房，谁也记不清了），去的有一中三中的、七中的，总之，县内较有影响的林场都有人去了。有人宣布到的人都是大会筹备组的。在讨论大会宗旨时却争论激烈，一些知青认为社办林场不利于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这是可以说得出来的理由，当然有点言不由衷）要砸烂。另一些则担心知青太弱小，在一起还可相互照顾，分散后的生存有问题。但有一点看法基本一致，即对知青们的艰难处境不满，普遍对前途感到忧虑，遂迁怒于社办林场这一组织形式。虽明知纵然砸烂了社办林场，也很难拿到户口回重庆，也要先砸烂再说。韩凯说：“1079战斗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