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10日，南开中学召开“双十”庆祝会，老舍应邀在会上发言。
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预备必须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必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这可以看作是老舍最早的人生宣言，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不过，老舍为何单单以“十字架”作譬呢？老舍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而时刻准备牺牲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基督教耶酥献身精神的影响。
老舍在做劝学员时，曾在教堂的英文夜校学习并参加宗教服务，这时他结识了宝广林。宝广林，字乐山，当时刚从英国神学院留学回国，与老舍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随着不断的交往，宝广林给了老舍很多帮助，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据老舍夫人胡絜青回忆：“老舍结婚时，操办者原准备请一位有名的学者证婚。老舍不同意，他要让宝乐山大哥——一位比他大十一岁的、被他视为兄长的、对他有过帮助和影响的普通人——为他证婚。”这自然是后话。
受宝广林的影响，老舍加入了他所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率真会”是个小团体，总共也就十几个人，除了宝广林是个中年的职业宗教家之外，其余的全是青年知识分子，有信教的，也有不信教的，有大学毕业生，也有正在念书的大学生，还有像老舍这样已经工作了的大学毕业生。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教育、文学和宗教，更多地是讨论如何改造社会和为社会服务。1922年上半年，老舍在缸瓦市教会接受了洗礼。缸瓦市教会隶属于英国伦敦会，创建于1863年，于1922年改建新堂，实行自立自养，加入“中华基督教会”，是北京市现存最早的基督教会。
随后，老舍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教会系统的许多社会服务工作。
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期间，他依然与基督教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922年10月，在南开中学部青年会（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协会”的下属地方组织）童子部举行的第四季度大会上，老舍还曾与教师朱星樵登台合说相声，受到热烈欢迎。这个青年会还组织了一种带有“修身”性质的团体“辰更团”，老舍应邀在该团讲课广受好评，随后被推选为辰更团“主领”，主持该团体的活动。中学部学生中还组织有“查经班”，这是基督教在群众中影响青年的松散团体，老舍也曾被特邀为“主讲”。
从天津回到北京后，主日学成为老舍从事教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主日学即“Sunday
school”，又叫做“礼拜日学”或“星期日学”，是一种专门在星期日进行活动的宗教教育形式，组织比较松散，不一定只讲圣经，也讲宗教以外的各种知识。老舍先生在这里涉及的儿童主日学，是专为儿童开办的讲习所。1923年4月至1924年4月间，《真理周刊》的“来稿”栏连载了老舍的《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一文，记载了老舍对主日学的思考与建议：
一、对现实社会完全持批判态度；二、强调教育治国的思想，尤其注重儿童教育，认为是富国之首务；三、批评宗教人士的照章行事，目光短浅和不负责任，存心敷衍；四、强调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原理的作用；强调采用适合儿童特点的教育方法；五、注重立足公众，陶养性情，启迪心灵，培养道德。
同时，老舍不主张对儿童搞什么赎罪祷告，搞什么背诵圣经，唱什么圣歌圣诗，宣讲什么神仙故事或者寓言故事，搞什么信仰早熟。
他偏重教育，主张实实在在，他的想法是促使儿童德智体都发达，活活泼泼，自己动脑筋想问题，自己动手，去劳作、去探索，做个有道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老舍先生在“商榷”中还主张多让儿童唱歌，因为圣歌比较难懂，所以他主张主日学领袖们自己编写歌词。
20世纪80年代，宝广林先生的长女宝英曾唱了一首当时老舍教她的歌《日月蚀歌》，这是当年老舍先生在缸瓦市教会为孩子们编的歌之一：
先生好比是太阳，我们地球围着它转，弟弟好比是月亮，它又围着我们转。
只因走到一直线，也别打鼓且莫要打锣，听它慢慢地转。
“这首歌是舒舍予式的‘儿童主日学’的一个极好的注解”。老舍的这种基督教情结，日后在他的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来。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中的李应、龙树古、龙凤和赵四都是救世军教会的信徒；另一部长篇小说《二马》的主要人物大都是基督徒，如伊牧师一家、老马和小马、温都太太等；还有《四世同堂》中笃信耶稣的丁约翰、《正红旗下》虔诚的牛牧师，都不吝笔墨，刻画得十分细致。对不屈不挠地同日本侵略者斗争的老诗人钱默吟，《四世同堂》中有这样一段评价：
他一向钦佩钱先生，现在，他看钱先生简直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耶稣并没有怎么特别的关心国事与民族的解放，而只关切着人们的灵魂。可是，在敢负起十字架的勇敢上说，钱先生却的确值得崇拜。
老舍誉其为“又是一个自动的上十字架的战士”。这与老舍当年的“双十”感言如出一辙。
从1922年上半年接受洗礼，到1924年9月出国，这两年是老舍与基督教接触最为紧密的时期。五年后老舍自英国回国，与胡絜青——自己日后的夫人刚刚相识时，老舍曾在通信中坦率告诉她自己信基督教，并询问胡絜青对此是否避讳，此后便很少有相关记载。胡絜青说：“婚后，老舍可是从来没做过礼拜，吃饭也不祷告，家里也没要过圣诞树。……老舍只是崇尚基督与人为善和救世精神，并不拘于形迹。”抗战时期，老舍应邀在汉藏教理院对和尚做过一次公开讲演，题为《灵的文学与佛教》。老舍把佛教与现实联系起来，遗憾地说：
中国的佛教，已宣传了将近二千年，但未能把灵的生活推动到社会去，送到人民的脑海去，致使中国的社会乱七八糟……一些信奉佛的老公公老婆婆，大都存着一个老佛爷来保佑他或她的一切底观念；这样的信佛，佛学能推动？社会岂能不糟？而佛教又何能不衰？我们要告诉他们，佛不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老板，他不能保险你的一切！我们对于这种不正确的佛徒，要他来干吗？
根本就要打倒。
可见，老舍虽然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但并不是一个至虔、狂热的教徒。
其实，早在童年时期，老舍就深受宗月大师的影响，常在他办的贫儿学校做义务教师，或是帮忙调查、散发粮米等慈善活动，这种助人为乐、悲天悯人的品性贯穿老舍的一生。以至于挚友萧伯青先生在读了老舍的散文《宗月大师》，特别是又听了一些宗月大师的事迹之后，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师。”在萧伯青看来，老舍助人为乐的品性与宗月大师的慈悲情怀实乃一脉贯通。冰心先生在《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一书的序文中也曾讲到老舍的“行善”、“分享”、“给人温暖”，她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圣经》（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我从来不知道。我却是从中学到大学，都受的是基督教的教育），他说过《圣经》的要义是‘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这我完全同意。我认为在‘行善’上，老舍是个最有福的人。”所以说，老舍对基督教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其牺牲救世的教义的认同，他对基督教的理解已超越了其原有之义，而重在利用宗教影响以推动社会进步与文化改革，这早在他的“须负起两个十字架”的“双十”宣言中就可以看出，而这也构成了老舍在救国救民道路上的最初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