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医案概述(2)
上海名医徐小圃曾为一富翁治腹闷痰喘之症，处方为大黄半斤，数次分服，患者且疑且惧，但服后爽然痊愈。请于徐小圃曰：“众医屡用不效，先生一味奇功，何秘也？”徐答曰：“君素食膏粱厚味，壅塞热痰，大黄性清下，味香辛，独行则力猛功专，疏塞清秽，何秘之有？”
上海铁道医学院颜德馨教授悬壶之初，治一大出血病人，患者咯血，盈盆盈碗，呻吟烦躁，舌苔黄，热象显著，投犀角地黄汤加味，两易其方皆未见效，病者焦急，医者痛心，怎么办？他请教于盛心如老师，盛嘱于原方加大黄一味，药后血止神安。说明其独到的用药经验。
清代名医费伯雄运用饮食疗法治疗过用人参致盲一案也颇为神奇：郑某，体形丰满，素喜进补。日前将上好人参二两纳入鸭煮食，五日后觉目光模糊，十日后两目青盲，不能视物，遍治罔效，求诊于余。余曰：“五脏六腑之精，上输于目，因食参过量，气机遏阻，清气不能上蒸，精气不能上注，故盲也。”《内经》云：“益者损之”，可用食疗法，嘱日服梨汁一碗，使大便日利二至三次。十余日后，两目已能见物，服至一个月，两目复原，能察秋毫矣。
食参过量致盲，费氏仅用简易食疗之法治愈，堪称奇功。此案充分反映了费氏高超的诊疗技巧。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纵观医案之书，各有特色。清人陆以湉在《冷庐医话》一书中评曰：“本朝医学极盛，医书亦大备……医案之书，魏玉横之博大，俞东扶之精深，顾晓园之灵巧，并堪重范来世。”近人周学海说：“每家医案中必有一生最得力处，细心遍读，是能萃众家之所长矣！”(《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绪论》)。当代著名学者姜春华教授也深有体会地说：“我学习每家医案能收到或多或少的养料，如王孟英的养阴疗法、薛立斋的平淡疗法、吴鞠通的用药剧重，在临床上各有用处。”(《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体疾病，千变万化。中医的辨证方法之所以多种多样，完全是由于疾病的复杂性所导致的。许多初学中医的同学问我，为什么要学那么多辨证方法？只学一种不是更好吗？还有些同学问我，一种疾病要分那么多证型，太难记了，能不能少一些证型？同学们的这种愿望是好的，但又是天真的。因为在临床上，由于病因的多样性，以及时、地、人的差异性，疾病表现常常十分复杂，想以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难免以偏概全，形而上学。事实上，临床表现比教材所述更为复杂。譬如胃脘痛，教材分七个证型，但病人并非患某个单一证型，常常表现为复合型。如胃痛既有脾胃虚寒表现，又有肝胃不和、食停胃脘之证，三型同时出现，此时不能拘于一法一方，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清主次，加以量化，确切辨证，随证立法，处方用药，方为正治。所有这些，在阅读医案时最能发现和体会，医案最能充分反映名医辨证论治和知常达变的心法。
5.医案是成功经验和反面教训的最好教材
著名医家陆渊雷认为：“宋后医书，多偏玄理，惟医案具事实精核可读，名家工巧悉萃于是……学者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读医案最有线索可寻。”(《清代名医医案大全·编辑大意》)原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程门雪先生认为，医案是反映临床经验的“教材”，他曾尖锐地指出：“一个中医临床医生，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就会缺乏指导临床实践的有力武器，而如无各家医案作借鉴，那么同样会陷入见浅识寡，遇到困难，束手无策的境地。”(《中医年鉴》1983年)
医案的正反两方面的借鉴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许多初学中医的人，常常是模仿前贤诊治疾病的成功经验走上临床的，即使行医多年之人，也都善于借鉴前贤经验从而走向成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内蒙古民族医学院李忠堂先生治疗自汗盗汗，用玉屏风散和当归六黄汤，效果不显，后又按常用量在上述方中加入五味子15g，以图收敛之效，亦不能如愿。一日，偶阅《谢映庐医案》，其治疗自汗盗汗方内均重用五味子，深受启发，再遇自汗盗汗，五味子用量加至25g，服药后果然汗出顿减，直至痊愈。
从医案中汲取反面教训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科学史专家丹皮尔说：“人类是在崎岖颠仆十试九误的过程中进步的”。美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开尔文说：“我坚持奋战五十五年，致力于科学的发展。用一个字可以道出我最艰辛的工作特点，这个字就是失败。”一个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理的科学家是不畏惧失败并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益，从而走向成功的。失败只是走向新的灿烂的幻想之路上的起步。
中国医学的起源与发展，不仅渗透着无数人的心血，而且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三折肱而后为良医。”近代著名医学家章次公先生十分重视对失败案例的总结，指出“录之既自惕砺，且勉后学”。因此，多读医案，可以了解别人在实践摸索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少走弯路。
例如，我们的祖先把水蛭的局部吸血疗法称为“蛭针法”。水蛭，古代称之为“蜞”。晋代医家葛洪，首先记录了“取水蛭令嗜去恶血”，以治疗毒肿的外治方法。唐代名医孙思邈，曾见到一病人，右眼被人打得充血，肿如核桃，孙思邈略施小“技”，找来水蛭，放在红肿处吸血，很快就治好了。到了宋代，陈自明在《外科精要》一书中，首次以“蜞针法”的命名载入史册。明代汪机通过用“蜞针”治疗一例小儿赤疹而发生死亡的教训，指出其弊端是出血，认为“血去气不能独居，”进而指出“蜞针吮出血，可施轻小症候，若积毒在脏腑，徒竭其血于外无益”。在此后的外科文献中，对“蜞针”虽也转录，但在具体应用上更趋于谨慎。清代名著《外科大成》评价是：“蜞针一法，为开门放毒之捷径，然只竭于外，不能及于内，即皮肤之疾恐血去而气不能独居也，禁之！”至于蛭的种类与疗效的关系，我国古代医家曾做了认真观察比较，《图经本草》认为生于山中的石蛭、生于草中的草蛭以及生于泥中的泥蛭，虽然也能吸血，但“为害亦大”，主张用水蛭为好。只有东蜀刺史李颛在其所录《刘涓子治痈疽神仙遗论》中却选用了草蛭，也取得了相似疗效。
再如《本草纲目》记载：“吾蕲郝知府，自负知医，因病癣痹，服草乌头、木鳖子药过多，甫入腹而麻痹，遂至不救，可不慎乎”。说明过多服用草乌、木鳖子，会导致中毒死亡。
明代著名医家王肯堂，80高龄患泄泻病，自治不愈，邑中诸医也遍治未效，迁延数月，病情日重，于是写信请李中梓为其诊治，李中梓日夜兼程，来至肯堂病榻前，经过凭脉审证，仔细诊视，终于弄清病变的症结在于前面诸医咸云病缘年高体衰，故屡用补剂，愈补则愈滞，治疗唯有采取“通因通用”之法。由于王比李年长，名气也高，李颇有为难之处。于是便对王肯堂说：“公体肥多痰，当有迅利荡涤，能勿疑乎？”王曰：“当世之医，惟君与我，君定方，我服药，又何疑也。”李中梓便一反他医治法，遂用“巴豆霜一味，下痰涎数升，其疾顿愈”。此案说明，即使名医也有误诊误治之时，而总结分析失误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将会最终走向成功。
正如钱学森说：“正确的结果，是从大量错误中得出来的；没有大量错误作台阶，也就登不上最后正确结果的高座。”
6.医案是中医科研工作不可缺乏的重要临床资料
医案是传统中医文化瑰宝。医案的科学性在于，医案是医者瞬间临床思维高度浓缩概括，是医学智慧曝光实录。其源于临床，来自实践。撰者根据患者就诊时具体的社会、自然、心理环境及时收集四诊资料合参分析，把辨证思维过程中直觉感性认识与相关理法方药的正负效应及疾病转归过程中多变量调控进行总结、归纳，并予真实全面的记载。既不失古朴之原始，也寓涵了已知或未知的中医科学的合理内核，是一种丰富的信息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医案为临床研究、实验研究、医史文献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或间接的和广泛的原始素材、思路和方法，是中医科研工作不可缺乏的重要临床资料。
例如当代中医血液病学科奠基人，上海中医药大学吴翰香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治一冯姓患者，是在中山医院工作的厨师，因发高热而到保健科诊治，化验血常规，白细胞高出正常值，并有大量幼稚细胞。后经各种检查，确诊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立即用6mP化疗、抗生素、维生素、补液、退热等对症支持疗法，但血象日趋恶化，白细胞从16.0×109/L上升到120.0×109/L，体温增高到39℃以上，由弛张热变为稽留热，治疗1个月无效，当时国内没有其他化学药品可用，中山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家属急送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