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思想库学者的工作方式非常宽松，无论是研究选题还是工作时间上都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还是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学者们可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自主选择课题、举行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与访问。当然，在举行大型的公开研讨会时，需要和具体项目负责人进行事先沟通，在不违背国家利益和机构声誉这个基本底线下，一般都会按照学者的计划进行。比如说，笔者在布鲁金斯做访问学者期间研究的选题是美国思想库，于是笔者计划举行一次以思想库为主题的、面向华盛顿公众的会议。笔者需要做的是和所在研究中心的主任进行议题与会议可行性的沟通，然后进行会议时间的初步安排和其他参会专家的人选确定。之后的细节工作，比如会议场地的安排，会议信息的传播、邀请函等工作会有研究中心负责行政事努的人员来完成。会议举行完毕后，相关会议的文字和影像资料会在布鲁金斯网站上发布，这项工作也会有相关行政和传播部门来完成。
资金的独立是指思想库虽然接受基金会、企业、个人的资助以及政府的合同项目资金，但是思想库的研究不受到资金来源的影响。美国思想库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大都是企业化运作、实行商业化管理。规模较大的思想库一般人员在100到300人左右，年运作资金在1千万到5千万美金左右。资金的来源直接决定和影响了美国思想库研究选题设置和研究方向，每家思想库在接受资金捐赠时都力图保证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论不受资金来源的影响。但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时，金钱总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思想的走向。
为了保证资金的独立性，美国思想库的资金来源大都保持尽可能的多元化，包括大量公共和私人的资助方。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对于保持独立性和保证研究质量非常关键。对此，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说：“我们相信很多资助者在学术和资金方面都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但是最终必须由我们的学者来决定研究的问题及得出的结论。”在思想库的资金来源渠道中，基金会通常占的比例最大，在很多思想库的创建之初都是依赖于基金会的巨额资助。对于一个智库来讲，如果拥有一笔稳同的基金，对于其研究选题的独立性而言是非常有益的。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因为拥有巨额基金可以支撑其日常运营，其总裁杰西卡·马秀丝(Jessica Mathews)坦言：“我们拥有相对充足的基金，因此我们在研究选题上具有很大自主性，我们也可以把更多时间花费在研究，而不是寻找资金上。”对于一些会员制的思想库而言，通常个人捐赠会占到一定的比重，像传统基金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都是会员制的思想库。而来自于政府的资金大多是采用合同的方式，像兰德公司和城市研究所在20世纪70年代时，政府资金大约占到85%，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走向资金多元化。政府的合同资金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经常会取决于政府领导人的政策偏向和喜好(Diane Stone，1996) 54咱。。也因此，大多数思想库为了保持独立性，积极寻求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刻意减少政府资金的介入，有的思想库如对外关系委员会甚至拒绝接受政府资金支持。
政治的独立是指美国思想库追求独立于政党之外，在研究过程中遵循客观、独立，不受任何党派政治和利益的影响。对于这一点，很多思想库的研究者们不以为然，经常把思想库的研究倾向和观点按照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中立来划分，并以此为依据判断思想库与政党的关系。如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被视为共和党的大本营，而布鲁金斯学会、美国进步中心则被视为民主党的大本营。由于这种根植于美国政治传统的偏见，使得美国思想库很难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产生绝对客观、中立的思想。事实上，大多数美国思想库都力求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受任何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美国思想库都力图保持自己研究成果的独立和引自笔者2008年5月6日在华盛顿对约翰·桑顿的访谈。
引自笔者2008年5月7在华盛顿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杰西卡·马秀丝(Jessica Mathews)的访谈。
高品质；另一方面，美国思想库的多样性和竞争性使得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得以表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偏见所带来的危害。
当然，美国思想库的独立也只是有限的独立，它不可能脱离其生存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不同的思想库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的倾向性和偏见，所谓纯粹的客观、独立与其说是美国思想库的一个准则，不如说只是一个神话和理想。
尽管美国思想库的独立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金钱、政治、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美国思想库的独立性。相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思想库而言，美国思想库的独立性以及其保证独立性得以实现的运行机制还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政策实业家的卓越领导力美国思想库的成功与其强有力的领导者是分不开的，理想而言，一家思想库的领导者需要具备学术和政界的经验，要与商界和媒体有着良好的关系，既要是一个演说家又要是一个实干家，这样的人被美国思想库研究者称为“政策实业家”( Poli-cy Entrepreneur)。约翰·金登认为，政策实业家“与众不同的特质类似于企业创业人士的特点，他们愿意投入资源--时间、经历、名誉，有时候还是金钱--寻求一种未来的回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推广他们的价值观，或者促成公共政策”。一般而言，在思想库的组织架构中，设有董事会、总裁、副总裁、中心主任，他们组成思想库的领导层。对于一家思想库，董事会主席和总裁是最核心的领导者，他们个人的视野和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家智库的发展方向和影响力范围。
如果把思想库的发展比作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帆船，那么董事会主席所要做的就是在高高的桅杆上极目远望，确保帆船的航向和航行的大环境保持准确和稳定，而转引自唐纳德·阿贝尔森，智库能发挥作用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67.
总裁所要承担的责任就是具体负责帆船各个部门的正常运行。
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现任董事会主席是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他是高盛银行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现任汇丰银行北美主席，同时还兼任清华大学教授，负责“全球领导力”项目。因为约翰·桑顿在华尔街乃至全球商界的人脉和影响力，布鲁金斯的财政状况在他担任董事会主席以来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势头。而约翰·桑顿本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和他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推动世界发展的良好愿望，则直接促成了2003年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和其北京办公室的成立，约翰。
桑顿本人在五年内捐赠1 250万美金用于中国中心的运营。另外，2008年7月“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召开“全球智库峰会”，约翰·桑顿应邀出席峰会并代表全球智库在开幕式上作主旨发言。约翰·桑顿本人的政治远见和在中国的影响力直接促进了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研究的重视和在中国的信誉度。
布鲁金斯学会的现任总裁是塔尔博特( Strobe Talbott)，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传播媒介、政府机构和学术界。塔尔博特自2002年7月开始担任布鲁金斯学会总裁至今，之前他在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担任领导人。1993年，在时任总统比尔’
克林顿，也是他在牛津大学的室友的劝说和力邀下，塔尔博特离开任职21年的《时代》杂志加入政府。作为一位著名记者期间，他主要负责跟进东欧、国务院及白宫的事务，及后成为华盛顿办事处主管、编辑及外交事务专栏作家。1994～2001年，塔尔博特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克林顿曾在自传《我的人生》(My Life)中专门提及邀请塔尔博特加入政府的细节，塔尔博特在制定对俄罗斯外交政策上的巨大影响以及他和塔尔博特的友谊( Bill Cliton，2005)。塔尔博特跨越媒介、政府、学术界的职业背景赋予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领导力。凭借他个人对媒体的充分了解和广阔的人脉，他把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传播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他本人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副国务卿的经历和他与克林顿本人和其他官员的深厚关系则为布鲁金斯学会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纽带。塔尔博特在学术界的职业背景则有助于他管理布鲁金斯学会的日常研究事务和与学术界的沟通与合作。
传统基金会的总裁艾德温·福尔纳(Edwin Feulner)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领导者的力量。拥有MBA学位的艾德温·福尔纳1973年作为董事会成员参与创建了传统基金会，自1977年开始担任总裁。他认为传统基金会不应该成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而应该成为一个商业化运作的、采取各种营销机制寻求效益最大化的机构。“我们的作用就是要尽力影响华盛顿的公共政策圈，具体地讲，最重要的是影响国会山，其次是行政部门，第三是全国性的新闻媒体( Donald Abelson，1996)114。”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传统基金会从1977年只有9个人的小研究机构成为而今拥有220名工作人员的、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库之一。用艾德温·福尔纳自己的话说，“如果传统基金会没有一个合适的领导者是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就的。”事实上，每一家具有影响力的美国思想库都可以看到其领导者的理念和影响贯穿于整个机构的运作之中。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壮大与其卓越的领导者密切相关。
本章结合不同学科和学者的分析视角，从政治文化、政治体制、资金保障、运营机制四个维度分析了美国思想库影响力产生的基础。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为美国思想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舆论空气”，奠定了舆论民主的思想基础，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和宽松的政党制度为思想库影响力的拓展创造了更多的需求和空间，完善的税收制度和发达的基金会为美国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和进行舆论传播提供了充足和稳定的财源，而全方位的独立性和政策实业家的领导力则保证了思想的创新能力，并且推动了美国思想库的持续发展。接下来的一章将对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评估进行分析。
参见传统基金会网站关于其历史发展的介绍。www．Heritag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