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趋势
城市化是中国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环节，总体而言，城市化是实现中国梦不可抗拒的趋势。虽然对城市化的认识在逐步清晰，但是，学术界和部门在一些方略和大政方针方面，还有一些模糊的认识。表现为：（1）错误地认为城市建设浪费和占用了过多的土地。实际上是，农村人口2007年比1978年减少了6246万人，但是用地比1978年增加了19628万亩；同期，城镇人口增加了42134万人，但城镇建成区面积，包括建制镇，才增加了5043万亩。（2）城乡统筹，减免农村税费，加大向农村的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一些部门和地区，忽视加快城市的推进，一成不变地和固化地理解新农村建设。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国家如何支持，农业和农村的生产总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持续下降，是一个全世界的规律；而且村庄随着人口向城市迁移而衰败萎缩，也是一个全世界性的趋势。增加他们收入和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办法是将更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产出日益降低的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到城市。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城乡统一规划，人口要适当集中，撤小村并为新农村的大社区。（3）对未来30年中农村人口急剧向城市的转移，没有一个科学的估计，没有思想和办法上的准备。我认为，未来30年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格局会是这样：2040年时，至少80%左右的人口将会集中在城市；农村的老年人口将大部分沉淀在农村，并自然减少，中国相当规模老年人的养老由农村的低生活成本来负担。城市的大中小规模，城市体系在哪些地区布局，政府可以影响，但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二、四种发展模式与城市化道路
同一个梦想，却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中国梦有着中国的方式。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实现各自梦想的过程中所走的不同城市化道路。我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讨论了东亚、拉美、印度和中国四种发展模式中，各自走的城市化道路的不同。
东亚体面的城市化道路。东亚二战后土地制度改革较为彻底，耕地平均化，后来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进行了农村土地集中的改革和调整。虽然今天其农村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到5%，但是，比起拉美、美国和欧洲，其家庭农场的规模平均也就在2公顷左右。放开人口流动，农村土地私有并比较均匀，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在大量的小企业和服务业中得到了就业，加上农村的土地和住宅可以变现，再加上政府对土地和房价的控制，转移到城镇中的人口在城镇中有购买住宅的能力。台湾地区在土地和房价没有上涨前，1980年时城市化水平达到65%，并且城市中85%的居民有了自己所有的住宅。韩国政府建造了250万套住宅，解决了四分之一人口的住房问题。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初时，也有一些贫民窟存在，后来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加，人民收入的提高，逐步地进行了改造，使人民都有了体面的住房。
印度和拉美“贫民窟”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印度和拉美，人口自由流动也很大，转移人口的形式主要是贫民窟方式。拉美土地集中度非常高，大量的农场为公司式经营，农场面积比美国家庭农场平均面积都要大，农村无地的农民涌向城市；而印度的土地改革很不彻底，农村家庭农场本来平均规模就很小，也存在着大量的无地农民，农村的农民纷纷涌向城市。无地，以及从事农业收益比较低，使得拉美和印度的农民大量涌向城市，而城镇中政府又没有注意促进能大量容纳就业的小企业的发展，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就业不足，甚至无业的农村人口，导致进入城市的人口收入较低。加上一些无地农民在农村没有资产可变现，在城市中没有增长较快的收入，政府财力又对低收入人群的住宅供给没有支持，结果只能使他们在贫民窟中安身。印度目前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0%，而城市人口中约35%居住在贫民窟中。拉美各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贫民窟也进行了改造，并对其也纳入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
中国城市化道路究竟怎么走？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一些关键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上，实际没有进行细致的研究和规划。改革开放以后的近10年中，我们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仍然实行的是限制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认识到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性，但是，仍然怕农民进城后，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21世纪以来的10年，才逐步地清理了农民进城的种种限制，然而，到现在还是不彻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给未来积累了巨大的社会风险。那么，过去的30年，我们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可以这样总结：（1）人口的户籍没有放开，采取了转移人口临时居住证的制度，由此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民人口得不到城市教育、卫生、社保、低保等各方面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且在正式单位就业、购置车辆等诸多方面受到限制；（2）贫民窟不允许存在，而城镇合法房的价格奇高，农村中农民的宅地不能从资产意义上变现退出，城市中劳动力供大于需又使工资收入增长缓慢，没有购买房屋的能力，结果使转移人口进得来，而永久留不下；（3）在城乡间形成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在城市内形成大规模工作不固定和居无定所的飘移（蚁族）人群，城中村、蜗居、集装箱、鸽笼、胶囊间等低成本居住方式也会大量出现，特别是从农村进城的“80后”、“90后”，以及未来的“21世纪后”，想让他们从城市中回到农村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可能性越来越小，在城市中的低收入导致生活艰难，有一定文化而无信仰，财富不公（特别是居住不公）等因素使他们心理极不平衡。这样的大规模的人口是导致社会动荡的危险人群；（4）由于农村青年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老年人不能随同转移，并且一部分农民工中老年后又返回农村，使得农村的老龄化实际上要快于城市，特别是未来20年到30年中，大部分村庄将会成为老年人为主的没有活力和萧条衰败的地方。从比较的角度看，中国过去30年这样的一种城市化道路，并不比拉美和印度贫民窟方式为主的城市化道路优越多少。而且，目前的这条中国城市道路如果不进行调整，坚持走下去，结果无疑将会爆发和造成诸多的社会动荡和灾难。
以往学术界对城市化道路的理解，主要是走不走城市化道路，即重点发展农村，还是重点发展城市？如果走城市化道路，也主要是在发展特大城市，大城市，还是发展中等城市，还是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这样一些问题上争论。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的人口，从城乡结构上，向农村流动，还是向城市流动？从区域分布上，是从哪些地区流出向哪些地区流动和集中？从城市规模上，是向多大规模的城市和城镇流动和集中？虽然受到人的规划意志、交通建设等方面的影响，但是，起基础调节作用的仍然是市场机制：人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可以预期的能够获得的收入水平、生活成本和创业及找工作的难度等无一不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发展及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是一个地区和城市吸引人口向其流动和集中的机制，而生活成本和创业及找工作的难度是一个地区和城市向外排斥人口的机制。发展和工作机会及其收益大于生活成本，吸引人口向内流入，反之，则排斥人口向外流出。因此，人口往哪里流动，在什么地区发展什么样规模的城市和城镇合适，是由市场经济机制内在调节决定的，并且现代交通、电力、通信、互联网、管道等网络技术使城市间的交流加快，交易成本下降，克服了传统的小城市规模（假设传统交通、电力、通信、管道技术和装备条件不变下）收益较低的状况。所以，国家和各级政府，不能断然地在战略上决定重点发展某一规模的城市或者城镇；而且，对于工资水平，水、天然气、电、住宅等这样一些物品的价格，尽可能地让市场供求定价，避免发生价格扭曲，使价格等机制发挥吸引人口或者阻碍人口流入以及向外排斥人口的作用，使都市，特大、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在区域上合理分布。
三、中国城市化的国情与战略（上）
上一节提及了国外的城市化道路，但是要实现中国梦要走中国道路，中国的城市化应当走什么道路，还应看中国的国情。那么，中国未来应当选择、设计一种什么样的较为科学和优化的城市化道路呢？中国城市化的国情是：城市人口比例比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滞后15到20个百分点；农村剩余人口还很多，到80%—90%的城市化比率时，还需要从农村向城市转移5亿—6亿人口；2010年后，由于农村教育的发展和农村青年一代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和较高的工作收益，“90后”和未来“21世纪中期后”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将加快；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奉行收入和财富公平及共同富裕的准则，不能形成两极分化是我们社会价值标准的底线；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人口众多和土地资源短缺，可利用的有效土地面积在云南腾冲到东北黑河一线的东部，除去山地，比例很小。据此，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
首先，改革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实现人口的自由居住和迁移。从人口管制方面，取消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管制制度，居民在城乡间和不同地区迁移，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人口管理，从目前的农村和城镇两类户籍管理加临时居住证制度，改革为人口和户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加固定居住（在一个地区居住法定长的时间）制；对于居民的城乡和地区间迁移，实行自由登记和备案管理；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教育学历、社会保障、纳税、驾照、护照、住所、就业、信用等信息整合，建立居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人口流动是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由市场配置和再配置的一种方式。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要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最优配置。收入差距和就业机会是调节利用率低地区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向利用率高地区流动的机制，而人口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最优配置的最基本方式。是限制人口流动，在农村和落后地区分散投资，吸收劳动力就业，还是鼓励人口流动，将有限的资金投到城市，投到效益好的地区，吸收劳动力较充分就业?这是两种发展观。从经济学分析看，收入差距，就业机会差异，人口流动，最后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资源利用的效率尽可能最大化，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机制和内容。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人口流动是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特别是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过去，人们总是想通过加大对农村和落后地区投资的方式缩小差距，忽视人口流动，甚至限制人们流动。其实解决城乡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除了投资发展乡村和落后地区外，最重要的办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向较发达地区迁移。一是迁移到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这部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得以充分利用，其收入水平提高；二是迁移劳动力抑制了城市和发达地区工资过快增长，使其经济保持低工资成本竞争力；三是乡村和不发达地区过剩劳动力转移后土地逐步规模化经营，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人口流动，是城乡、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都获利益的社会经济过程，应当鼓励、保护和规范，而不应限制。阻碍人口流动的结果，必定是使城乡、地区、居民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其次，城市中工作和居住够法定时间的所有人口，都有享受同一城市均等和公平的公共服务，并且不得有原住民与新住民（法定长的时间后）不同身份的制度性歧视。（1）就业和工作机会应该完全平等。比如，公务员的考试和录取，不能以毕业学校的本地生源和外地生源，或者本地大学毕业和外地大学毕业为由，对学生报名、考试和录取设置障碍。（2）接受教育的机会完全平等。义务教育不仅要服务于原住民，还要对长住的新移民，包括新进的劳动人口的子女平等开放，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使中国青少年，不论出身，都能接受平等和良好的教育。
三、中国城市化的国情与战略（中）
